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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生涯说实在的太辛苦了。每次出去有活儿干还好一点，没活干的话要贴着路费回家。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尤其做建筑活，工地上吃得太差了，肉是吃不起的。像我们这样出去，如果还要吃肉，一天要十几元，加上生活费一天得50 元到60 元钱；吃素便宜点，但是便宜得连油都没有，他们（工地）只给放点盐放点酱油在里面，没有油。
回忆起这些年的打工生活，几乎所有的老乡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把孩子和土地托付给老人，带着全家老小的牵挂，辛苦地工作，为了盖房，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家里的状况有一点改善。
朱昌举：每次打电话回家，孩子都哭。不打电话，又想孩子。经常想孩子，像我这样的人，心里还能承受一点，我老婆就不行，女人一想孩子心里就非常难过。我也不想让老婆出去打工，不想让家属出去，因为打工太受罪了，太寒酸了，真的，没有办法，只是为了赚两个钱，不打工怎么办？我打了10 多年工，说实在话，真的不想打了，只能说为了一点钱，维持家庭生活没办法，再辛苦也只能坚持下去。
子墨点评：
实际上这36 个民工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某些地方，底层民工维权的道路有多么艰辛，而在遭遇困境时，又有着多少无奈。如今36 名民工已经平安回家，那些噩梦般的日子也渐渐离他们远去，但是每当提起那些无助的时刻，他们的眼中还是充满泪水。虽然我们的社会在渐渐完善民工维权机制，但是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开那扇求助的大门。
“钉子”老范（1）
停水、停电、被打、被砸，这是几家“钉子户”的生活。上访、听证、谈判、堵路，他们要争取公平的赔偿。有人批他们阻碍城市建设，有人赞他们捍卫公民权益。无论如何，“钉子户”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特色词汇。
“达官营”是北京南城的一个地名。“达官”是古人对镖师的称谓，这里过去是镖师的聚居地。2002年开始，达官营地区开始拆迁。听到消息后，72岁的范惠炳夫妇特地从西安赶回北京。范惠炳的老伴秦凤英在这里有一处祖上传下来的院子“秦家大院”。
20 世纪60 年代，范惠炳夫妇为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西安。秦凤英作为秦家独女，继承了达官营这座面积达402 平方米的院落。从他们离开北京后，这处房子一直由当地房管所负责租赁。80年代和90 年代，因为生活原因，一直在西安居住的范惠炳和秦凤英陆续卖掉了秦家大院里的几处房子，只留下了不到26 平方米的两间西房。达官营开始拆迁后，范惠炳夫妇得到一份补偿通知书。通知书说，他们拥有的院子和两间西房只能得到19362 元的赔偿。而同在一个巷子居住的邻居家得到的赔偿也不相上下。然而，这笔拆迁赔偿根本不可能在北京相同的地理位置购买新房。这个巷子涉及的10 多户居民集体拒绝拆迁。
子 墨：什么时候得知两间西房要被拆迁的？
范惠炳：2000年贴了房地产拆迁公告。
子 墨：公告当中有没有写明房屋拆迁之后做什么用途，是什么样的工期？
范惠炳：没有，就说是危房改建，打的是危房改造的幌子。
子 墨：您这么说有什么依据？
范惠炳：换一个地方也好，原址还房也好，这叫做危房改建，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听说将来要建一栋二三十层楼的希尔顿大酒店，已经有规划图了，我们到规划局查实了这个事。
子 墨：19000多元的赔偿款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范惠炳：我亲自问过他们是个什么机构。是宣武区房管局下面一个房管评估所。我说你们的评估有偏向性，将来要盖20层、50层、100层的房子，你只给我10000多元钱，北京一平方米地皮值多少钱？这个价格我绝对不能接受，不但我不接受，所有同我一个巷子的人家都不会接受。后来他们跟我进行了3“钉子”老范次谈判，一次说给万，另一次说给15万，最近一次说要给我一套房子，但又让我掏20 万买房。我说，不行，不公平。
事实上，拆迁方给各户人家开出的实际拆迁条件各不相同，有的非常优厚，这让范惠炳更加觉得不公平。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范惠炳和老伴决定长期住在这里。在这片瓦砾之中，他们买了必要的生活用品，面对着身边正在施工的庞然大物，和5 位邻居开始了“钉子户”的生活。2005年12 月，在工地施工的拖拉机把水管压坏了，几户“钉子户”停水3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每天去远处的水管提水，维持生活。
秦凤英：水掐了之后。我们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找了开发商。他们老说调解调解，最后谁也不管，派出所也不管。也不说不管，就说别着急。居委会一女的说，我们给您提水。我说，你给我们是提一壶？提两壶？还是老来给提啊？
范惠炳夫妇本来在西安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然而，从2004 年到2006 年，两位70 多岁的老人在一片瓦砾堆中经历近两年的艰难生活。在他们的回忆中，每一次停水停电之后“110”的迅速行动，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帮助是让他们唯一感到温暖的事情。
“钉子”老范（2）
范惠炳：最危险的时候是下大雨，大雨倾盆，外面水很大，一尺多高，眼看要灌到屋子里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办事处，办事处来了五六范惠炳秦凤英
两位老人在废墟中坚守个公务员，帮着疏通，疏通不了，又派来民工。办事处也无奈，只能帮助我们来搞这些事情。其他开发商根本不管。
停水是这些“钉子户”多次面临的难题。建设部在2004 年就有规定，拆迁单位采取停水、停电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然而，“钉子户”遇到的停水停电是因为施工，并不是蓄意行为，也就无从查处。但他们说，即便停水也要坚持下去，得不到满意的赔偿决不搬走。
子 墨：您在这房子里住了两年，有人找您谈过吗？
范惠炳：拆迁办找过。谈过两次，说再给你增加一点，你们就走人。
子 墨：增加多少？
范惠炳：三五万，六七万，由他说了算。这等于是讨价还价的价格，我不理他。我说这个价格差得远，有市场比较嘛。他们不同意。
在达官营几家“钉子户”中，库家的斗争是最为激烈的。他家700 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住着库振中、库振宇两兄弟，共计10 多口人。按照最初的评估，他们得到的补偿只有万元。到2005 年3 月，住在外院的弟弟库振宇家被强拆，住在里院的库振中继续当“钉子户”。但是半年之中，库振中家遭遇了11“钉子”老范次袭击。2005年11 月的这次袭击，他家房上的瓦被砸烂，院子里被撒了白灰，电线被剪断，在门口还发现了大铁锤。在此之前，库振中的儿子库增卫还曾遭人殴打。
库家人：他们夜里1 点多来的，从房子的4 个角上去，瓦也砸了，窗户棂子也打折了，满院子都是白灰面子。
范惠炳：来了3 个年轻人，二三十岁，棍子放在衣服里头。来了以后，不由分说，把库家人打倒在地。因为库家经常来找我商讨怎么对付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经常来往。那天正好我不在家，谁知是冲我来的还是冲他来的。
子 墨：事情发生在白天还是黑夜？
范惠炳：白天。
两年“钉子户”的生活中，范惠炳看遍了国家关于拆迁的所有法律法规，咨询了许多律师，更加坚定了当“钉子户”的决心。
子 墨：您为什么说开发商没有以法律为依据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范惠炳：有好多问题，一是补偿不合理，给我19000 多元，有什么依据？没有法律根据。40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我老祖宗留下的，五几年测绘在北京市档案局有根据的，现在档案局拿不出来东西，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们来拆我的房子，给我10000多元钱，什么依据？那不是抢房子嘛，对不对？
子 墨：和你们谈判的过程当中，对方出示了哪些法律文件？
范惠炳：没有，就是《拆迁法》。我说你们都没有按照《拆迁法》去做，为什么？首先我们双方要有一个拆迁协议，你给我安废墟中的库家小院，房瓦被撒了白灰
置在什么地方？你评估的是什么东西？起码我要知道。你光给我一个19360元钱的评估单，算什么？你们没有按照市场经济，没有按照国家评估办法来搞，硬要我接受，我当然不接受。
两年中，当初一起抗争的几户人家都陆续拆迁了。在这个过程中，范惠炳他们除了过着艰难的“钉子户”生活，也尝试过用各种方式维权。他们希望找到开发商理论，但始终没有成功。他们只好阻挠建筑公司的施工，使自己“钉子户”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钉子”老范（3）
子 墨：您常常会和其他一些没有拆迁的人家讨论该怎么办吗？你们有没有想出什么具体措施？
范惠炳：常常讨论。像北京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够游行，只能到市政府，到区政府，到各个部门去信访。后来他们来施工，要打井，我们不让他打。打井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太太，70多岁了，就坐在井边。如果你要打，我就跳井，如果你们用机器来打，我就睡在那里。老太太很厉害，工人来，她就在后面扔沙石，使他们不好施工。还有一次，河南的建筑队到我院里打井。我说院外你随便打，院里不能打。他说我给你钱。我说我不要钱，你们打了井以后，你们走了，结果我这院子全部是井，怎么住？他们打井要打20米，算是深井了。对这个事情我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坚决不允许它们侵略我一寸土地。我拉了一个警戒线，说你们在那边施工，我不管，但是不能在我的院子里。
工地的施工范围一天天接近达官营几户“钉子户”的房子，斗争也一天天激烈起来。上访没有什么成效，2005年11 月，强行拆迁的通知却贴到了每一户的大门上。
范惠炳：我们斗争比较激烈，他们有时候晚上施工，我们都起来了，五六个人到他们的水泥车跟前，不让灌水泥。我们的人站在车前面，坐在那儿，要么把我们轧过去，要么你别施工。你们不能晚上施工，没给我们扰民费啊。大家都起“钉子”老范瓦被打碎来阻挠他们施工。这是深更半夜的事情。他们有时候把标牌立在我们房子那边，打桩打到我们门口，我们就把它弄掉、拔掉、扔掉，这些事情我们都干过。
2006 年元旦，范惠炳一大早起来，发现家附近的厕所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见不到开发商，施工单位也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孤立无援的范惠炳和老伴希望求得施工民工的理解。他们把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和媒体报道强制拆迁不合理的新闻做成简报，贴在木板上在工地上示众，向民工普及法律知识。
范惠炳：对我们有利的政策引导，我都剪下来，跟我爱人一起做了一个报刊一样的东西给民工看。因为来拆迁的这些人也是受蒙蔽的。我主要是向他们宣传，你们要按政策办事，要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民工他们有的懂，有的不懂。有时候他们暗地里对我们竖大拇指，说我们是好样的，能够坚持。我还想搞一个非常大的字，在屋顶上写上维权标语，把我的屋子罩起来，这样的话，飞机上什么人都能够看见。
为了防止拆迁单位趁人不在强行拆迁，2006年1 月28 日鸡年除夕，范惠炳和老伴决定在这片瓦砾堆中过一个“钉子户”的新年。两个多月后，达官营所属的区建委通知几户“钉子户”参加听证会。这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和开发商
当面对质的机会，都提前进行了准备。然而听证会上开发商并没有来，只来了区建委拆迁科、拆迁服务中心的人。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比较紧张。拆迁方首先宣读了强制拆迁的申请，立即遭到所有“钉子户”的反驳。最终，听证会不了了之。
范惠炳：有几个前一批被拆迁的人，像库振宇他们，比我们早半年前就强拆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到政府部门去，到土地管理局去，在里面联络了一些人，知道了一些消息，也经常跟我们通报这些消息。我们这才知道，这个拆迁项目的立项和事实是不符合的。我们从规划局拿到一个复印件，因为现在政务公开了，能拿到复印件。我们据理力争，你们是有问题的，给我们的补偿太过分了，太低了，我们没办法接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钉子”老范（4）
子 墨：像您这样的做法，还有旁边那几个始终没有拆迁的邻居，人家可能会给你们一个称号——“钉子户”，您听过吗？
范惠炳：对，听到过，“钉子户”就“钉子户”。我认为我们不是无理取闹，是有法可依的。“钉子户”是开发商认为的，认为我妨碍了他的事儿。可是从我的立场来讲，我们是来维权的。
子 墨：您在做出这一系列决定时，考虑过规划问题和其他问题吗？还是说只考虑我要得到的利益。
范惠炳：考虑过，如果说是国家公益事业，我这地方将来要建一个公共厕所，或者城市大街上的一个公益场所，那我会让步，只要补偿合理就让步。但现在这个地方是“既得利益”，是一个大酒店。你开发商将来得了大利，那我呢，我牺牲我的利益两位老人在屋前合影干什么？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啊。
“钉子”老范听证会之后，拆迁问题一直没有动静。“钉子户”们得到消息，2006年5月24 号将对这几处房屋实行强制拆迁。这让矛盾激化起来。几位“钉子户”老人高举着写着“冤”字的白色纸板，拄着拐杖，站在附近车来车往的马路中央示威，其中一个人甚至一度躺在路上不起来。范惠炳没有参加这次闹事。2006年5 月中旬，一个自称是建筑公司项目部经理的人找到了范惠炳，提出如果他同意拆迁，他们可以私下给他40 万元的赔偿金。然而，范惠炳并不同意，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