啡馆换到另一个咖啡馆。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把很多张纸粘起来，拿给打字工人。所有的前期投入就是印制这些宣传页。不过，我们对打字工人也没有当下付款。后来，我们在第五大道和42街交汇处一座破败的大楼顶层租了一间办公室，比我在香港住的旅馆房间还小！走进去之后，只能在办公桌周围蹭着走。菲尼则认为：‘瞧，这个地方多棒——第五大道！’你怎么能打击他呢？”
总能想出好主意的菲尼设计了一份订单样式，上面带有接缝孔，可供顾客撕下来。马尔斯特德认为，这是“即撕”模式首次应用于直接邮寄。他还想了一个点子，在订单上粘贴支付给旅客国际的空白支票，供顾客使用。这种样式的订单告诉顾客：“不管您是要去加拿大、墨西哥、加勒比海、欧洲、远东，还是帕果帕果，您都可以订购5瓶装的免税酒送到您家……还有羊绒衫、照相机、手表、瓷器、水晶、银器、珍珠、皮草制品、玉、滑雪服和其他许多商品，您都可以享受免税价格。”顾客们只需要在海关将这些作为“托运物品”申报，并申领3351表格，填好后寄往“瑞士日内瓦隆和大街94号，旅客国际免税商品销售部”就可以了——这是菲尼在收购阿德勒的破产公司时得到的办公室。“剩下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在您回到家中不久，我们会跟您确认订单，并通知您酒品送到您家中的确切日期。”
这个复杂的过程将耗费6个星期的时间，不过却可以为顾客节省高达50％的费用。这种业务最重要之处是，顾客买的酒不一定产自他前往旅游的国家。一个身在加拿大的美国人订购了5瓶尊尼获加，他把订单发往日内瓦之后，那五瓶酒将从阿姆斯特丹的相应仓库发出。
菲尼编制了一个电子数据库，按字母顺序列出了每一位订货人的名字和地址、每一个包裹的内容，以及订货的参考代码。每次从阿姆斯特丹平均运2 000个包裹到纽约港，用铁皮箱子装着，每个包裹上都写明了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在海关获准通行后，铁路快运公司把它们汇总起来，运送到旅客的家中。旅客国际并没有买进这些酒，因此不需要仓库，也不需要预付资金来准备存货。
马尔斯特德来到加拿大后，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公园酒店开了一个免税商品折扣店。一年之内，他已经在加拿大边境线开了6家店铺，美国游客们可以在那里订购5瓶装的免税酒。他到加油站散发宣传单，还招了一些区域代理，让他们到美国游客经常出入的酒店和旅馆散发带有订单的宣传单。那些订单都写好了编号，所以当有人订货时，区域代理和旅馆员工都能得到一份提成。随着业务量的增长，菲尼还请李·斯特林从欧洲赶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他们还开了展示店来宣传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比如几个月后将上柜的挪威手工编织毛衣。不过，最赚钱的还是酒类销售，它在最初的几年里创造了马尔斯特德所说的“巨额”利润。第一年夏天，他们应该算是加拿大唯一邮寄销售免税酒的商人。不久，他们一年内运往美国的酒就达到了50万瓶。而在这个州享有酒品销售垄断权的安大略当局，则发现自己的生意在下滑。马尔斯特德四处散发宣传单的时候，加拿大皇家骑警并没有阻拦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5 骑在虎背上（7）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有些宣传单确实存在问题。在一张宣传单上，他们画了一个和睦甜美的家庭——母亲、父亲以及10个孩子——每个人面前都有5瓶酒，下面写着一行字：“每位家庭成员都能订购一加仑。”还有一张宣传单上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草图，旁边写着如果把一年之中通过旅客国际订购的酒一瓶一瓶叠放起来，达到的高度将是这座铁塔的115倍。
然而，竞争很快就来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开始做这种5瓶酒生意时并没有采取什么排外措施，在我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了15家跟我们做同样业务的公司。”菲尼说。在加拿大边境附近的酒店和旅馆，其他公司的传单和订单满天飞。同时，他们在美国国内的业务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在布法罗，零售酒商们说他们快被我们挤兑死了。”马尔斯特德说，“举个很典型的例子，人们一旦知道了我们公司，会开车越过一座桥，订购我们的酒，然后从另一座桥开回去，声称他们已经走了48个小时，而且这也没有年龄限制，他们可以在车里装10个小孩儿，为他们每个人都申报托运行李。”
美国各州的司法部长们接到了太多美国零售商的抱怨，因此他们打算寻求法律手段来遏制酒品订购的狂潮。一天，一名酒水权威组织的官员来到旅客国际的纽约办事处，找到了哈里·阿德勒。他宣称：“阿德勒先生，您向纽约州的市民们售卖酒品，但您没有营业执照。”阿德勒回击道：“我们没有向市民售卖，而只是面向游客。”于是，纽约州酒水权威组织把旅客国际告上了法庭，但最终败诉。
不久，阿德勒就离开了旅客国际，转而到凤凰城从事家具生意。“跟查克在一起很有意思。”他追忆道，“查克永远离不开他的公文包，他的一切都是围着生意转。我们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我成为他‘青年时期初涉商界’的同道者之一，因为他身边总是有很多头脑聪敏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单身，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征服这个世界’。我是他那群‘牛仔男孩们’中年龄最大的，经常给他们泼冷水，跟他们说：‘你们疯了吗？’不过，那是我一生中非常振奋的一段经历。”
在那些日子里，查克·菲尼和丹妮尔·菲尼总是在纽约和巴黎之间辗转——他们在蒙马特尔有一所住宅，他们的业务遍及整个欧洲。菲尼总是不断地奔波，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时候，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也许我也不需要。”菲尼回忆道。不过，他却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安个家了。1962年1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朱丽叶出生了。同年12月，第二个女儿卡罗琳也在巴黎出生。
菲尼回新泽西探家时，并没有标榜自己的成功——那不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不会受他在伊丽莎白区的老同学们的欢迎，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不过，他决定送给父母一份昂贵的礼物。1963年11月，他说服父母踏上了一段巡洋之旅。他们离开时，他秘密地安排工人将他们在帕利塞德路上的房子重新翻修了一番。在工人们进驻之前，他和阿琳的丈夫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把房子打扫了一遍。“我们搬到了地下室，扔掉了许多废弃的东西。”菲茨帕特里克回忆道，“老菲尼先生喜欢攒东西，他会把报纸都收藏起来，摞得直到天花板那么高，顶层的阁楼也是，其实这是一种火灾隐患。所以，我和查克租了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全都扔掉了。老菲尼夫人巡游归来看到眼前的景象，高兴得不得了。整座房子焕然一新，新的摆设、新的家具，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她说：‘如果我早知道咱们家会变成这样，我就应该带船长一起回来了！’老菲尼先生则径直走进地下室。他想杀人！我赶紧从那房子里逃了出来。”
6 暴风骤雨（1）
1964年6月，旅客国际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27个国家，并拥有200名雇员。在纽约，他们的总部已经迁到了列克星敦大街上一个大一些的办公室。旅客国际已成为一家分支众多的跨国公司，包括汽车国际和两个机场DFS，不过经营这家公司的4名康奈尔人，却从未在一间屋子里聚齐过。那年9月，菲尼把他们召集到纽约，召开第一届董事年会。这家公司由许多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公司为名注册的半独立分部组成，而菲尼则在核心位置贡献着动力、规划和好主意，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管理架构。
查克·菲尼就座后，告诉他的三位搭档——鲍勃·米勒、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和李·斯特林：他现在担忧的是，旅客国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他说，眼下首要的目标是要为公司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以利于往后的循序渐进的增长和全面扩张。这4个美国人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可是他们却没有未来发展的计划，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公司的历史，没有统一的目标，甚至没有一份公司雇员的名单。“我们的公司必须发展成为一个更有效率和活力的组织。”他说。为了实现流线型分工，他给每人都分派了管理角色：米勒负责远东地区，马尔斯特德负责北美，斯特林负责欧洲，而菲尼的职责则是协调其他三位的报告，并制定策略。
作为并肩创业的*，菲尼和米勒还制定了公平的利润分配办法：他们俩各拿，杰夫瑞·马尔斯特德拿，李·斯特林拿10％。李对此很不开心，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和马尔斯特德拿的一样多。当时，他们只是握手确认了这一分配方案，并没有诉诸文字。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公司在赚大钱。他们每个月可以销售4 000辆汽车，钱财滚滚而来。不过，由于没有资产负债表，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生意究竟有多好。他们指定鲍勃·米勒在香港雇用的会计德斯蒙德·伯恩——一个体型魁梧、有点夸夸其谈的英国人，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管，让他集中管理所有的现金流，并直接向菲尼汇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菲尼遇到了一位从新泽西来的朋友，说起自己在全世界拥有27家公司。那位朋友问道：“可是，你现在赚钱吗？”这个问题一语中的。1965年1月，4位董事在第二届董事年会上再次碰头，这一次是在日内瓦海尔维林荫大道76号他们的办事处，德斯蒙德·伯恩汇报了自己巡查各个分公司后的发现。公司业务在迅猛增长，但长期资金短缺。“我们并不是没有钱，先生们，”伯恩直白地说，“可是钱都到哪儿去了？”
伯恩披露了汽车销售分公司存在的7个问题。往往是预定的运送时间到了，可钱还迟迟不能到账，无法付款。于是，他们动用保修部门的资金，用来支付日常开支和汽车运费。
几位董事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公司有盈余的资金在内部流转。于是，他们决定缩减开支，研究对策。菲尼建议从降低他们的薪水下手，他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 000美元，这是对身在国外的美国人设置的免税点，董事们同意将他们的薪水降到每月1 200美元。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财务上是如何运作的。”马尔斯特德回忆道，“如果一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谁有钱谁就给他们汇钱。局面很混乱，没有人计算，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记录。我们往香港汇钱，香港又往加拿大汇钱，可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些账目汇总在一起。”业务扩展得如此迅速，他们没有在记账上花费太多精力。“我们没有花任何时间来进行整体协调，或者做类似的工作，我们只是忙着卖汽车、卖免税酒，赚钱，把钱存进银行，存进去，再取出来。”米勒回忆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暴风骤雨（2）
这几位康奈尔毕业生在酒店管理学院时学到了很多经营旅馆和餐厅的知识，然而他们现在必须掌握管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的原则。他们几个找来一本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互相传阅，那是1963年的畅销书。在书中，斯隆把自己经营通用汽车的成功归因于分散经营和财务控制。旅客国际做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财务控制并不是当务之急，”菲尼的目光转向背后，满是嘲讽地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钱！”
他们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汽车生意正遭遇来自美国军方的残酷竞争。1960年之前，美国那些设在海外的军卖店，比如PX等，并不销售美国制造的汽车和奢侈品。可现在，PX等军卖店已经开始向派驻欧洲的士兵们售卖免税的美国汽车了，而且也是运送到他们家里。他们为三个美国汽车制造商设立了展示厅：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他们的条件当然非常诱人，”菲尼说，“你环游一圈儿回国后，可以到当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处提取你在欧洲订购的车，他们几乎把我们排斥在外了。”
在香港，汽车销售也面临着其他竞争。菲尼和米勒手下的销售员们一直以来都把太平洋市场据为己有，直到第七舰队的一艘轮船从太平洋转移到了地中海，进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第一位竞争对手的汽车销售员登上轮船时，才知道军官们都已经在香港买过车了。于是，秘密泄露了。
通过菲尼在加拿大边境的邮购酒品业务，钱汩汩不断地涌入了汽车国际。不过，正如那些跟风的竞争者们所指出的，他们的业绩正在下滑，年销售额从1963年的2 000万美元滑到了1964年的500万美元。
经过一年前在纽约大街上发生的那件事，各位合伙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许多方面已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一次，李·斯特林偶然遇到了一位出道不久的律师哈维·戴尔，是斯特林在纽约长恩中学时的老同学、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斯特林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事的汽车生意。当时，戴尔刚刚加入柯蒂斯、马利特–普雷沃斯特、科尔特和莫斯尔在纽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这位律师新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律知识，他意识到这几位企业家以后很可能会惹上税务方面的麻烦。“你们几个最好抽身自保，因为法律改了。”他说。
李·斯特林汇报了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后，菲尼和鲍勃·米勒来到了位于公园大道101号的柯蒂斯–马利特办公室，以了解更多的情况。菲尼大致叙述了他们公司的生意流程，几位律师听着， 惊讶地摇着头。律师们解释道，美国已经收紧了对居住在国外或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居民的征税规则。因此，这几位售卖汽车和酒品的企业家面临着许多税收和责任方面的问题。
哈维·戴尔列席了那次会议。这位年轻的律师对菲尼有点儿了解，在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前，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