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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舍后，我悄悄问陈慧：“你这样别出心裁，何大夫马姐不会生气吗？”陈慧淡然一笑：“你没看出，没有一个领导去贺喜吗？你想想，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右派遗孀，最难堪的是啥？”我若有所悟，陈慧又说：“我不过是调节一下人气而已。
宋副市长，是*人士。当年和何大夫在儿科同事，他是念旧而来。那么多的小孩和家长是冲着何大夫的高超医术，孩子的救命恩人而来，我曾和他住过一个宿舍，冲着友情而来。不冷场是何大夫最大的心愿，所以，我那小小恶作剧，不正活跃气氛吗！”我问：“何大夫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说来话长了，何大夫是山东人，解放前他在天津念警官学校。不等毕业，天津就解放了。他回到济南改读医学院。听说他有过一次婚姻，妻子是朝鲜族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之后何大夫因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断受到冲击。幸为他的医术高超，得以苟且，他和马玉凤的结合可谓天赐良缘。我还是见证人呢。"；
（１２—87）
急诊室死人是常有的事。前日来了一个危重的病人，住院部没有空床，就留在急诊室观察，半夜里突然死了。不知啥原因要进行病案讨论。
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式；，医生一张张紧张而木然的面孔，像是被胶布绷紧了似的。会议由颜主任主持，熊湘伯让我报告病例。事先没和我打招呼，再说也不是死在我的班上，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由得一阵紧张，出了一身冷汗。
我拿着门诊病历断断续续地介绍，所幸辅助检查的资料，化验单，X光片尚齐全。记得；病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矿工，来诊时神志不清，呼吸急促，血压为60/20毫米汞柱。心跳频弱，两肺有湿啰音，全身还有散在的出血点。我一看病人凶险当即请示带班的赖大夫。他看完后，摇摇头，说了句：“病得不轻，送住院吧。”
我打电话和内科病房联系，没有床位。我又向赖大夫汇报，他答日：“那就没办法了。先留观察吧。”我给病人开了许多张化验单，初步考虑为中毒性肺炎，用上了两组抗菌素静点，还加了“氢考”激素。用了强心、升压、平喘的药物。
观察了三个小时，病情恶化，陷入昏迷。我又请示赖大夫，他说：“请熊老大夫会诊吧。”其实当时林农大夫就在诊室，熊大夫还没上班，我明白急诊室人事关系复杂，因而没有多嘴。
当赖大夫一出诊室，林大夫就小声问我：“是啥病人？”我把病历递给他，他翻了翻就去了观察室。回来跟我说：“快抢救，病人已经陷入深昏迷了。”
熊大夫体态臃肿又患有高血压，迟到上班是常事。等熊大夫上班时，病人已奄奄一息，血压一度测不到，忙乎了一阵，病情稍有起色，熊大夫指示：“快送住院。”但此时病人已难以搬动了。我留了个心眼，抽血做了“血培养”。交班时，我又向接班大夫做了交代，并记录在交班簿上。
林农第一个发言，他认为：“病人诊断明确，中毒性肺炎，血中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但抢救措施不得力，抗菌素用量不足，没及时作气管切开，病人的直接死因是窒息。赖义解释：“病人来诊时，因没床住不上院，耽误了抢救。当时细菌培养没出来，谁也当不了事后诸葛亮。”
熊大夫操着浓重的湖南腔说：“这个患者，转送来时就晚了，失去了抢救时机。但我们也有不足，总的看，没啥问题。当班的方大夫年轻，来急诊室时间短，对急诊病人抢救缺乏经验，有待今后提高。”
林农随即反驳：“方大夫不是请示了上级大夫了吗？和他有啥关系？”我分明听出了弦外之音，这哪里是病案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反映人事关系的明争暗斗。
我又一次地充当了替罪羊，又气又急，憋红着脸分辩了几句。赖义拉拉我的衣袖，没容我分说。颜主任沉着脸，环扫了一眼：“谁还有不同看法？讨论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诊疗水平。”她瞟了林农一眼，又看着熊湘伯：“你们主治大夫要发挥作用，尽快地帮助年轻大夫提高技术水平。”她那犀利的眼睛直射我的脸部，顿了顿说：“会就开到这儿吧。”林农小声骂了一句。熊大夫摇着肥硕的脑袋，咕噜一声，像咽下一口痰似的。讨论会不欢而散。
我闷闷不乐，连晚饭也没有吃，陈慧问我：“又咋了？”我有些气愤地说了讨论会的经过。他却挺平静的，轻描淡写地说：“别往心里去，他们嘴大，犯不着生气。”我不平地说：“幸好是个矿工，没人追究。要是干部，不知要怎么折腾呢！真倒霉。”陈慧又露出黠然地微笑，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别丧气，等你‘媳妇熬成婆’就时来运转了。”
这一宿，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没有睡着；熊湘伯道貌岸然地嘴脸，赖义舌如巧簧地推诿，林农含沙射影的指责，颜菊严肃的总结，都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１２—88）
1964年的元旦，新的一天，也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屈指算来我已年过二十，浪迹八个年头了。到东北也有五个春秋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遥远的北疆，冰雪世界里，我不时地想起故乡小城鹅卵石的街道，青瓦白墙的房舍，还有儿时的伙伴。可那里只有安息九泉的父母了。一日离家一日深，犹似寒鸟舍孤林。我竟然会这么脆弱，这么儿女情长。
最令我思念的还是梅姣，一直没有她的音讯，不知怎么样了？想她时我就写信，但不知邮到哪儿去她才能收到。这已经是第39封信了。我想邮给大哥，让他转交，明知大哥的处境自顾不暇，但我还是想试试看。
我在信中写道：“梅姣，你还好吗？家乡早已春回大地了吧？我已很久没有收到你的音讯了。但我坚信你是坚强的，一定能在荆棘中踩出一条人生之路。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家乡的亲人，魂系梦牵是故乡，每当我在图书馆看到‘浙江日报’，总会如饥似渴地寻找家乡的讯息；每当我听到款款南音，都会情不自禁的上前攀谈；尤其是接到南方来信，常激动得难以平静。叶春风吹到北疆时，我就想到了南府的艳阳春色。煤城的丁香吐芳时，我就想起了江南的姹紫嫣红的山花。黑土地刚开始春播，我就想到了水乡布殳声中的秧田。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梅姣，我多么盼望你的来信呀，可是人海茫茫，你在哪里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只能默默的祈求，上苍开眼。
又下雪了，北国的雪像南方的雨，我倚在床边，望着飞舞的大雪，想像着烟雨江南的旖旎春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１２—89）
东北人常叽笑南方人的“易水为净”。尤其是在同一池塘里淘米洗菜，洗衣浣纱，还刷马桶。不是文明之举。
矿区虽然早已有了上下水道、卫生设施。可在百里矿山，工人居住条件拥挤，公共厕所也不完备。随地便溺，垃圾遍地。一到开化时，污水成河，屎尿横流。细菌乘机滋生繁殖，导致疾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地段内科时，下街道深有所感。有打油诗为证：“鹤岭乌金多，矿工生活苦。无风三尺土，下雨无处躲。蚊蝇满天飞，屎尿流成河”。可见矿区卫生面貌之一斑。
近来，我时感胸部隐痛，下午疲乏，还有微热，我怀疑自己是否染上了肺结核？这该是一种家族倾向，因为母亲死于痨病，二哥也感染过肺结核。但我没有咳嗽，也不盗汗。刚参加工作一年多，我可不能得病，更不能得慢性病。
虽说本身也是医生，也病不起啊。我侥幸地宽慰自己：可能是气候使然，“春困秋乏夏打盹” 吧。我没有撮X光片，坚持着工作。自信病魔是可以战胜的。急诊室的工作是累了些，但能接触形形式式的病人，能学到许多临床知识。工作刚安定些，可不能节外生枝。我试着服了些雷米封，果然感觉好多了。
我已开始独立值班，不敢懈怠。每天值班，尤其是夜班，都绷紧了神经。昨日刚接班，就来了一名重患；一男一女抬着一副门板进了急诊室，诊室护士小迟掀开被一看，“这不是小孩吗，到儿科去看。”一个梳着发髻的中年妇女焦急地说：“救救俺孩子吧，他已十八岁了。”
我让家属把病人抬到诊查床上，患者发育不全，看上去真像个孩子。头面部像猪头似的憋成了紫茄色。鼻翼扇动，嘴唇发绀。一看；嶙峋的肋条间有明显的心脏博动。一听；心前区有隆隆的双期杂音。一摸；肚子又大又鼓，可触到肿大的肝脏。一敲；腹部移动性浊音阳性，有明显腹水。一按；肿胀的下肢就有一个深深的凹坑。我心中一紧；病人重度心力衰竭。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所致。
我下了口头医嘱：让处置室护士，给病人挂上吊针，吸上氧气，静推了“西地兰”。病人稍有缓解，我即打电话联系住院。病房护士告知：“没床。连走廊都加满了。”我不禁皱起眉头，病房总是没床，让危重病人咋办呢？小迟见状，提醒我说：“病人这么重，要不找两个长凳，把门板抬进观察室搭个床吧。”
我想起前不久那桩“死亡病案讨论”，不由得有几分提心吊胆，小迟虽然年纪不大，可有四五年工龄了。我讨教她：“怎么办？”她倒也实在：“你问我，我问谁啊？你就请示上级大夫呗。”“请示谁呢？”“颜大夫是科头，熊大夫、林大夫都是主治医生，请示哪位都行。”“那你说请示谁好呢？”小迟转了转眼珠：“谁给你近乎，你就找谁呗。”我只好学乖地叫她一声：“迟姐，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你就给出个主意吧。”小迟睃了我一眼：“嘴倒挺甜的，谁是你姐呀？。”但还是说：“要是我，当然找科头。她是官太太，家里有电话。”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忙打电话给颜主任，颜主任对我的请示挺满意，回答也挺干脆：“就先加进观察室吧。交班时写清楚，有问题再打电话。”我如释重负，连连向小迟道谢。小迟颇为同情地说：“当大夫也不易啊。”
（１２—90）
北国的春天是美丽的。人们走出漫长严寒的冬季，脱去臃肿的棉装，放飞心情。
今年的五一节气氛分外浓烈。煤城的百货商品齐全，摩肩擦踵，顾客盈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一年多的经济复苏，人们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节前节后，医院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开了运动会。人们暂时忘记了政治上的桎梏，开始讨论国家大事了。报章上除了成篇累牍的“学雷锋”，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道。“阶级斗争”的大旗又扯了出来。政治学习重新开张，工会还发票，组织职工看一部新拍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一样，让人捉摸不定。
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敏感的，陈慧就是一个。而我，虽然经历过“反右”，但没有切肤之痛，也没有亲身体会。一日，陈慧酒后吐真言；那年，他刚结婚不久，由于年轻，他那位幼稚的妻子，为了向党献忠心，竟把他们夫妻间的私房话当作思想汇报，险些被打成右派。幸有贵人指点，方化险为夷。他戏言自己是漏网的鱼，不得不圆滑一些。
他告诫我：“人最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疼。”而今又喊出了列宁的名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刚刚消散的阴影又不时的掠过我的心头，我反省自己，为了生存，必须夹紧尾巴做人。
小小的急诊室，十几名医护人员，也充满着火药味；熊和林之间似乎是新旧之争，而颜和熊林之间又有党内外之别；我慢慢摸清捋顺了一些关系，坚持着不参与、不介入。但对他们的“技术”分岐，我却饶有兴趣。
观察室留住了一位七旬老太，来了好几天了，诊断上一直有争议，老太全身黄染，两只眼睛和巩膜像桔皮色，时发上腹绞痛，痛得在床上辗转翻滚，呻吟不止。肝功能化验，除了碘反应阳性外，均正常。转氨酶也不高。熊大夫诊断黄疸型肝炎。而林大夫说是胆结石，梗阻性黄疸。折腾了两天，病人陷入了昏迷，抢救无效死亡。
病案讨论时，各执一词 ，熊说死于肝坏死，林说死于肝胆系感染。我查了不少书，一时也难以对号入座，似是而非。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一位先哲说过：病人是摆在医生面前的一份试卷，答对了，病人就转危为安；答错了，就难以挽救。因而临床经验的积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医学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内科病人往往靠分析病情，作出诊断。尸体解剖明显滞后，尤其国人对遗体发之于父母而不肯毁损。难怪行内人说“外科全靠一把刀，内科全凭一张嘴”，孰是孰非很难判定。学海无涯，医学道路上更是学无止境。
（１２—91）
急诊室的病人多。值夜班，晚十点前几乎没有闲空，午夜病人少了些，但里里拉拉不断，更不用说睡觉了。
下班后，先去食堂垫补垫补肚子，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卖饭窗口摆着鸡蛋、粽子，恍然想起今日是端午节。这个纪念伟大爱国诗人的节日，几乎全国都吃粽子。奇怪的是北咸南甜倒了个个，北方的粽子都是甜馅的，大都豆沙、红枣之类；而在南方不但有甜的，还有咸的。馅有咸肉、火腿、栗子之类，嘉兴肉粽蜚声大江南北，家乡的火腿粽子，也颇有名气，缘由此，我爱吃咸粽，但在北国，只有咂嘴的份儿了。
回宿舍迷迷糊糊睡着了。恍惚间听敲门呼唤声：“方大夫，方大夫！”我一骨碌爬起，警觉的以为又来了急诊，一定神，方知睡在宿舍的斗室里。
开门进来两位长者，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一位瘦高个（恕我不恭，像个痨病鬼），四十左右岁，一腮胡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