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下并不纷乱的头发，又审视了一下脸上的淡妆，满意了，才进入教室。
那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原定是演讲而不是念稿，可是张爱玲还是念了稿子，也许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念稿可以快一些。
她说的英语，字正腔圆。讲完后有人发问，她的回答也很简明扼要。在提问时，曾有片刻冷场，於梨华坐在台下，忐忑不安，但张爱玲却神态怡然，一点不窘。事先约定的时间一到，她一点头，就走下了台来。
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婉言谢绝了。其实时间还早得很，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最后商定，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咖啡室去坐坐。
入座后，张爱玲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凌苏打。”说完，朝於梨华企盼地望着。
等冰淇凌苏打上来，她露齿一笑，那神情，简直像小孩子猛然得到渴盼的玩具一样。这样的眼神，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凌苏打的神情，於梨华就此再也忘不了……
她在伯克莱大学时的住所，也是庄信正帮助找的，就在伯克莱城的杜兰街。是那种一间半的小公寓，厨卫齐全，很干净，离办公室又近，一切都符合她的条件。
公寓的外观是白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者画片，一排落地长窗，拉开白色纱幔，可见梧桐树绿、近海水蓝。屋内没有书桌，只有一张放在床头的小几，她把当初在香港为美新处工作时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只伏在小几上写作。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6）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她的家族留下的“特殊遗产”，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历久弥新，这也令她受益不小。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好友王祯和在台湾接待过张爱玲，这让他羡慕不止，老是打听张爱玲来访的情况，可又不敢去见她。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
这才是天赐机缘！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求见。
哪知道，他的探访，要比“三顾茅庐”耗时得多了，整整9个月后，才如愿以偿。
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7）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
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看起来孺子可教，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说：“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已经病了一冬天，讲着都腻烦。”信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不过，还是要先电话联系。
6月份的一个周末，晚上7∶30，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
他们这一谈，竟然谈了7个小时！
张爱玲生平不愿意见人，见了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与水晶这样的交谈，在她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
她在赖雅去世后，何所思，何所想，甚至居处如何，外人都雾里看花。甚至像庄信正、夏志清这样的好友，也都难得见一面，一切都是通信往来。唯独水晶，算是近距离接触了一回。
水晶后来把这次晤面的经过，详详细细写了出来，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题为《蝉——夜访张爱玲》，这才让我们窥见了张爱玲隐居生活的一点真相。
在见张爱玲之前，水晶熟知胡兰成的名言——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可是真的一见，还是觉得与想象中的大为不同。
他忍不住，把这感觉说了出来，而且是说了再三。
张爱玲听了，似乎颇受触动，但仍笑容满面地答：“是这样的。”
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是“蓝溪之水厌生人”，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
他所见到的张爱玲，已经51岁了，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
此外，张爱玲也确如胡兰成所说，脸庞很大。不仅如此，她眼睛也大，眼神清炯。那天，张爱玲穿着高领青莲色旗袍，斜身坐在沙发上，逸兴湍飞，笑容可掬，状态无比之好。
在水晶造访之前，张爱玲就备好了一份礼物。她知道水晶去年订婚了，特地去买了一瓶8盎司的香水，也是“香奈儿五号”。这倒让水晶十分不安，因为他来得匆忙，竟是空着手来的。
接着，张爱玲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是要苦艾酒，还是“波旁威士忌”。她说：“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水晶回答不会喝酒，张爱玲便去开了一罐可乐。
水晶在一旁看她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就像他在《留言》里写的那样。
而后，张爱玲又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因为知道水晶在南洋待过，可能会喜欢热带水果。
水晶简直想不到张爱玲会这样了解他，原来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罢了。
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随意且又十分深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8）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正因如此，读起来才“嗜之若命”。
水晶告诉她，自己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止，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应该有人提一提。
《歇浦潮》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叫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写了*、新剧艺术家，还有革命党人等各色人物。不仅场景逼真，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也很透彻。
张爱玲说，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她很欣赏水晶对《歇浦潮》的品评，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
二人从《歇浦潮》，自然就谈到了《海上花》。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
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 gregarious。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在谈话过程中，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给水晶端了一杯来。
她解释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说话间，她一杯咖啡已尽，又去斟了一杯来。她说自己，一喝起咖啡来，就要喝个不停。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真要感谢水晶先生为我们透露了这个信息。在当今对张爱玲须要“高山仰止”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她曾有过那样的困惑。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她还以描写上海为例，说：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彩色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听着，不禁凛然——“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