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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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倾城小团圆-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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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即是《怨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怨女》中名字叫银娣。原先的角色比较“彻底”,而新的角色则不那么“彻底”,曹七巧的变态与报复,在银娣身上化为了可以理解的苍凉感。长安这条线索,则被彻底删掉。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2)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二十多年前,张爱玲没把《传奇》交给平襟亚出版,还为“一千元灰钿”翻了脸,二十多年后,她的著作出版却又重归平家的人来打理。双方这一合作,后来延续了近30年。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那么,平鑫涛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呢?
  原来,他在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抗战后期,他在上海读高中,正是所谓的阅读“吞咽期”,疯狂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张爱玲的文章。
  1965年,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两人一见如故。宋淇向他热心推荐了好几位香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那时,由于夏志清文章的影响所及,张爱玲的名气在台湾读者中已有复燃之势。平鑫涛听到张爱玲的名字,“觉得又亲切又高兴”,能为她出书,简直是受宠若惊!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这样密集出击的结果,酷似当年上海“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台湾的“张爱玲热”。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张爱玲对此感激有加,她后来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4)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心期间,她还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若克兰?卫基特。
  这也是一位传奇女性,30岁不到,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太太,眼下正在读博。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人的“女侠崇拜”,连带也研究中国功夫和女权运动。
  卫基特请教张爱玲:为什么中国人既要求女人“幽娴贞静”,却又很喜欢虚构的女侠形象?
  张爱玲认为:*人管女人,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随便外出都不行,于是女人肥胖多肉,让男人瞧不起,反而是更喜欢男风。中国人就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一个侠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5)
这侠女,是不可能真实介入生活的,但是男人们却按这个模子,在年轻女孩中寻找类似的替代品,哪怕是幻想也好。
  两人的这次谈话,还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也未再见过面,但是张爱玲记住了这个“漂亮得一般影星都不在话下”的女人。
  卫基特和她丈夫在思想上都是“左派”,1972年一起到过中国,还见到了毛泽东、江青。
  张爱玲一直留意着她。后来这个“传奇女侠”为江青写了一本传记《红都女皇》,“四人帮”倒台后,江青被指控向卫基特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些事情,张爱玲都是知道的。
  当时有美国学者认为,江青是一个受男权社会伤害的女人,张爱玲则将此论嗤之为公式化的女权主义论调,说是“令人失笑”。
  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张爱玲又去了,其间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共进了一回午餐。不久后,她居然应於梨华之邀,去加州大学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看来她对於梨华相当买账。
  其时於梨华正在加州大学任教。张爱玲这次来演讲,当天还要坐飞机返回波士顿。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4点,於梨华心情紧张,早早就去机场迎候,偏巧班机又误点了20分钟,她在候机室不知兜了几十个圈子,外加喝了两杯黑咖啡。直到见了张爱玲下飞机时的那份安闲,她才平静下来。
  张爱玲穿一件暗灰色的薄呢裙装,肩搭一条紫红丝巾,没有戴眼镜。想必是有隐形眼镜,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
  於梨华一眼看去,不认为张爱玲好看,但觉得“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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