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人们说，她是延安时期的几大美女之一，其他还有张颖（曾任剧协党组书记）和陆璀（曾任对外友协副主席）等。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1963年，他已经52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脸上如戴着面具。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位居人上。共进晚餐时，钟敬文老先生向刘芝明同志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光头”的当。我也紧接着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他还小声嗫嚅：王某，很聪明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能这样讲话也是一种自信和受信任的体现。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在这样敏感同时具有核心性复杂性的问题上，他同样讲得同仇敌忾，有一种政治上的坚定与使命感，（被）信任感与光荣感乃至满足感。听到党外高级人士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纷歧与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汉同志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的争论与前途，似乎不那么顺溜，不那么自然。你又不能不钦佩党的领导的深入人心，怎么指怎么打，万众一心，从来没有疑问。
我听得专心致志，点头称是，心领神会，醍醐灌顶。从反右以后，我深深明了，在咱们这里，没有比领导的态度更重要的了，生杀予夺，吉凶福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决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复证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领导，服从领导的。不信你试试？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断定苏联的这些文艺作品，确实用艺术的语言传播着和平主义、人性论、颓废、消沉，对革命的失望……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同时深感方向正确云云，谈何容易。我也奇怪，为什么凡是离文艺界的点距离的，都知道文艺界应该走什么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丝毫不用费力就能知道该如何纠正文艺工作的方向错误。而凡是搞了文艺的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那么糊涂，那么不争气，老是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老是给领导添忧增乱。或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只有从未上过庐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庐山的方向。可怜的文艺呀，闹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东南西北，更分不清左与右了。
这个读书会上当然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大家都讲学习，讲政治，讲斗争，讲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团创作员说了几句笑话，说是他们那里的俏皮话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条条在手，何愁不受批评……”
众人一笑，没有人认真。
也是在这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不觉得他写得多么深刻，但很真实，其中写到舍不得很快将午餐吃下去，因为一天只有吃饭这一会儿属于自己一节，特别真实。连连的跃进加班中，我有过类似的体验。作品还写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称呼斯大林，则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维吾尔族有这种称呼，布鲁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时带有反讽意味，有时又是很亲切的说法。
全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确实惊心动魄。一边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边是毛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些国家的加括弧、括弧里另加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能掉以轻心吗？伊姆雷·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被枪决了，与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则只是因为他是个书生，勉强保住了性命，何去何从，能大意吗？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切教训，王蒙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 想看书来
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3）
那时候经常自收音机里听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当读到苏共言论的引文时，广播员用一种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讽的，干脆说是阴阳怪气的调子，一听到这种调子，你不由得产生出你台面上端上了一盘红烧苍蝇的感觉。
而集中学习是一项美差，把旅游、疗养、学习、转弯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学习一开头，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圆满成功。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1）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惕。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在演出完毕，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吃夜宵时会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而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2）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