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于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在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指责“中国就像公鸡渴望斗架一样，十分希望战争”。赫鲁晓夫还将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中国。最令中国领导人恼怒的是，针对台湾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逐一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气愤中离开了中国。①②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采取的“缓和”战略将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6月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当中国挑战苏联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时，赫鲁晓夫借机谴责中国的观点是“武断而具有煽动性的”。④
在报复中国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同中国的一切协议。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将全部工厂蓝图带回国内，留下了仅仅完成一半的工业项目。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所谓的“中苏争端”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状态还在持续。①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中国的确从苏联的经济援助中获益匪浅。但是，中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吝啬与自私。莫斯科要求北京补偿它在朝鲜战争中提供的援助；相反，北京给北朝鲜的援助却是无偿的。许多直接接触苏联人的中国人都记得他们的傲慢态度”。①赫鲁晓夫是苏联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十分轻视中国人。赫鲁晓夫在他的*中“鄙视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道路，并怀疑他狡猾的中国同志们”。①
在西方，“中苏争端”被视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毛泽东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铁杆的斯大林主义派的代表。然而，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杰克？格雷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反对者。格雷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英国学者都长。在格雷看来，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一个使农民日益贫困的制度，是“竭泽而渔”。②
斯大林时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社会禁止发生冲突。而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主导者，“一直坚信唯有斗争才能创造进步”。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一味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苏联建立的军工联合体就是证明。此外，斯大林还“不懂得如何使短期利益为长期利益服务”。②
“中苏争端”始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其强度与范围逐渐增加，最终卷入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大跃进、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领土争端相继发生。“中苏争端”还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苏联对美国的“缓和”政策，要求在中国领土上为苏联建立通信和潜艇基地，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共处，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争端等。
美国和苏联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导致中国公开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中国经过了七年艰苦的时期。七年来，他们不断提议、谈判、妥协，甚至私下进行隐秘的争吵。这才是问题所在。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过苛刻的指责，取消了核援助并突然撤回苏联专家。”①“中苏争端”没有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结束；相反，它进一步升级为一场热战，几乎变成了一场核对抗。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烈日涅夫曾经企图用核武器轰炸中国。②③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中苏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功劳”。②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决策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采取相关政策，以实现其不断扩大中苏分歧的目的。此外，美国还试图利用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②
不幸的是，“中苏争端”的悲剧性后果之一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参加越南战争。因为“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越南战争似乎是一种测试，可以判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是莫斯科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主义’还是北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取得胜利”。②
赎罪日战争与石油恐慌（1）
赎罪日是犹太历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犹太人在这一天将完全脱离尘俗世界进行全心全意的沉思、忏悔和祈祷。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共同密谋在1973年10月6日即赎罪日当天对以色列发动一场突袭。
在之前两次出席战争动员大会的时候，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设下了骗局，因而引起了以色列相当大的反应。以色列参谋长公开批评这样一些无济于事的动员。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对可靠的情报敷衍了事，从而使以色列在袭击的初期全无准备。这使埃及和叙利亚获得了最初的胜利，取得了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的第一次胜利。①
对于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需要的弹药量，以色列人也作出了错误的估算。不过，在激战两天之后，以色列人断定，自己有可能被拥有大量苏联装备的*军队打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告诉美国总统尼克松，如果美国不马上施以援手，以色列将会灭亡。与此同时，苏联加紧补充叙利亚和埃及的装备，直接挑战尼克松关于一种苏联装备的军队决不会打败美国军队的声称。然而，这使尼克松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它在这场冲突中想避免出现在以色列一边。①
此外，在给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信件中，四大石油公司的主席警告说，如果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人有可能进行报复，并且有可能出现石油危机。支持以色列将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个地位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日本人、欧洲人或许还有俄罗斯人将会把美国人排挤出中东地区。这既会损害我们的经济，也会损害我们的安全。”①
中东的局势对以色列来说非常严峻和危险，因为它的军需品即将消耗殆尽。尼克松政府决定由美国空军向以色列提供紧急供应。为了维护在以色列—*冲突中的中立性，美国政府下令所有军需品都必须在夜色的掩护下运抵以色列。但是，侧风和其他的气候条件拖延了美国C…5A运输机的起飞时间，导致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着陆在以色列。结果，美国暴露了它在中东的真正立场，从而被*人视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和主要支持者。①
10月10日，海湾的产油国在科威特城举行了会议，并且宣布它们将把石油价格提高70％，即增至美元每桶。在石油定价史上，产油国首次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并且在未与主要石油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行使了它们的权力。①
两天后，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金融援助，*国家石油部长们宣布，每个月减产5％，直到他们的目标实现，并且“美国的石油供应量将会遭到最大幅度的削减”。他们的目标是：“每个当事国都将坚定地实施这种累进式的减产，最终完全中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①这发生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沙特和其他*国家则以完全禁止所有油船驶往美国进行报复。这时，世界石油市场陷入了混乱，并且石油价格无疑在急剧攀升。石油首次被当作了一种武器。①
巧合的是，在赎罪日战争和石油危机期间，尼克松总统也陷入了水门丑闻。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首次被分配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同时也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使一些人认为，基辛格为了伦敦和纽约英美利益集团的利益策划了石油危机。 。。
赎罪日战争与石油恐慌（2）
据《百年战争》（A Century of War）一书的作者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说：
“赎罪日战争”并不是错误估算、失误或*人决定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简单结果。华盛顿和伦敦利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建立的强大的秘密外交途径，策划了十月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所有事件。通过与以色列驻美大使辛卡？狄尼兹（Simcha Dinitz）的密切关系，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此外，基辛格还建立了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渠道。他的方法不过是向双方错误传递另一方的关键内容，确保战争的爆发和*人随后的石油禁运。①
多么令人惊讶的指控！恩达尔先生还声称，基辛格还通过他作为尼克松总统“情报沙皇”的地位压制了情报机构。“赎罪日战争及其结果，即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早已在华盛顿按照5个月前——即战争爆发前6个月左右的时候——比尔德堡会议协商的精确路线策划好了。”①
比尔德堡集团（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由西方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掮客、银行家和战略思想家组成的精英俱乐部，这些人“一直被指责在幕后操控直接的命运”。②在1973年5月的比尔德堡会议上，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石油顾问沃尔特？利维（Walter Levy）先生预测石油价格将会上升400％。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如何使石油价格飙升后的美元重新周转。按照恩达尔的说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伦敦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以及布热津斯基之类的战略思想家。①
恩达尔进一步断言：
当年5月，比尔德堡集团周围的权势人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即对世界的工业增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以便使权力均衡重新倾向于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动用他们最宝贵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动的控制。比尔德堡集团的政策是引发一次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从而迫使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涨。①
恩达尔之所以相信这种“阴谋理论”，是因为伊朗国王在1974年1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迫切要求石油价格上涨一倍，达到每桶美元。在这之前，伊朗国王就在仅仅几个月前还反对油价上涨到每桶美元，因为担心这会迫使西方工业设备价格的上涨。恩达尔认为，伊朗国王“曾被基辛格秘密地强迫实现这一要求”。他的证据是：就像比尔德堡会议所预测的那样，石油价格从平均每桶美元增至每桶美元，上涨了600％。①
1973年的石油动荡对西方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通货膨胀、企业破产和失业全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第三世界石油进口国人民的贫困进一步加剧。然而，石油价格的剧涨却有利于西方的大石油公司。高油价首次证明了对北海油田的大量投资是正确的。伦敦和纽约的跨国银行也从以美元支付的高油价中获利颇丰。现在，这些石油美元又重新回流到了跨国银行。①
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如此巨大的额外收入重新流回到美国。在殖民地时代，使用外国的控制、武力和国际矿业卡特尔，就可以解决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出口所产生的贸易盈余问题。“既然这些道路已经关闭，就必须更加巧妙地对付欧佩克。”②
华盛顿的新策略是：只要欧佩克国家把这些额外的石油美元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存入跨国银行回流到美国，就允许欧佩克国家管理自己的贸易盈余。“关键在于不为石油出口国的国际储蓄提供任何安全的价值储存地”，因为随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通货膨胀将会减少这样一种债务的购买力。②
在石油动荡之后，石油出口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欧洲、日本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贸易盈余。“财政部长西蒙前往中东，劝诱*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他还试图阻止欧佩克的贸易支付盈余用于其他的任何用途。”②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只要欧佩克国家被说服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来持有它们的石油美元，而不是将其投资于生产来现代化本国的经济或者投资于外国产业的所有权，世界石油价格的水平就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②
赎罪日战争以及石油回流和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后果也使美国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时期。正如一位*发言人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色列总理拉宾请求美国提供5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西蒙却前往*世界，并且泰然自若地要求*人投资美国100亿美元——以便帮助美国能够为以色列提供援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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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瓦解（1）
在冷战的岁月里，对杜鲁门政府及其反国际共产主义的盟友来说，1948年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多事之秋。在亚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东部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必然会占领国家的经济要塞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且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必然会灭亡。不久，“失去中国”的喊声将会响彻国会，从而使美国政府陷入窘境。
然而，南斯拉夫由于严重偏离正统政策而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东方的坏消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个由斯大林所掌控的苏联阵营组织。南斯拉夫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的消息让杜鲁门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由于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而出现了裂缝。此外，铁托对斯大林的蔑视表明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会出现类似的可能：中国的毛泽东将会成为新的铁托。
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竭力主张，美国政府应该试图加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他们认为，铁托的背叛是美国分裂中国和苏联的“绝佳机会”。事实上，自从铁托在194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来，美国的决策者关注的一直是努力制造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分裂。①
就铁托本人来说，他为了获得金融和军事上的援助而与西方培养了良好的关系。一个共产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