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讲习所曾经是不少左翼学生的周末聚会地点，张灵甫有没有与左派同学一同去过那里，无从考证，不过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那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论，不大可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投笔从戎，既是基于青年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意识，也是出于不安现状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个人抱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他是可以拥护的，要说把自己勤劳致富的老父当作土豪劣绅来革命，让自己的家业给别人共产，这显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论了。
与日后的名气相比，张灵甫在军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也不见他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政治派别活动，也许是以前参加学生运动留下的阴影，在左右两派学生为彼此的信仰主张激烈辩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斗殴的氛围中，张灵甫选择了保持沉默，他的兴趣集中在新接触的军事课程上，对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讲义爱不释手。
这些课程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课时安排必须十分紧凑；教官只能以短暂的时间对每个课程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宣讲。好在与当时国内其它几个速成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师生的素质远为优秀整齐。黄埔的大部份军事教官均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或留学日本，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保定的教室，（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意指在当时国内的军校中，以保定军校的军事教育最为完整，早期一名保定学生要经过长达七年的学习方能毕业，所以保定出身的军官很适合当其它学校的教官。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以操场动作训练严格著名，据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晚上睡觉时均向同一方向侧卧，在熟睡中能依口令一致翻身，所以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是操场上的优秀教官人选。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5）
在这些优秀教官的指导下，早期的黄埔生们虽然接受的只是速成教育，所学得的知识还是足以应付基层军官阶段的要求，大部分人一毕业就马上投入实战，学以致用。以黄埔四期的教官素质和课程安排，像张灵甫这样文化水平高又专心用功的学生，不难在课堂上掌握军学素养的基础条理，形成在实战中以经验自我充实的客观条件。蒋介石也很明白他的学生们在正规军事教育上的局限，北伐结束之后，他大力发展军事教育，并成立了大量深造班以提升他这批早期学生的素质。不过仍有一些军官因种种因素没能脱产参加这类深造进修，而单凭战场经验、战功的积累和个人的悟性升至高位，在这些人当中，张灵甫是一个典型。
三
四期学员正式开始军官生的学习课程后不久，军校纷纷扰扰的左右翼学生团体纷争也终于有了一个了结。在“所有官生应精诚团结努力研究学术”的名义下，蒋介石取缔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示公允，孙文主义学会也一并取缔。此事的导火索，是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此时，黄埔四期入伍生升军官生的开学典礼刚刚过去仅十天。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导致像后来四一二政变那样自相残杀的极端结局，国共合作的裂痕显然更加恶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教官如高语罕、恽代英等先后辞职离校，当时的黄埔岛上，也是各种传言、猜测纷纷出笼，学生们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看成他安身立业的命根子，岂能让他视为心头肉的
黄埔生们受到“异端”的挑唆而产生对他的不利情绪，他也不愿意政治风潮影响军校学生的日常作息，待事态稍微安定，他就匆匆赶回军校，亲自出面百般安抚。
蒋介石先是在校本部大礼堂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后又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明“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整件事说成是一场误会，已经平息了，要大家安心学习，亲爱精诚，共泯猜疑。接着，他话锋一转：“我军既以三*义为主义，唯有以信仰三*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他目光炯炯，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们，语气逐渐激昂起来：“至于说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是不应该讲的！……共产党同志，不要这么轻侮国民党。本党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统统都属于诸CP同志，就是我们的党报——《民国日报》、《国民新闻》，这样的机关报，也完全是交CP同志来办。要晓得，这完全信托CP同志能够同我们国民党合作到底。所以宣传上和言论上的机关，一切都由他处理，信托他、重任他，不去过问。这完全可以证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问志，丝毫没有存一些彼此之见。否则，国民党怎能把这些重要的宣传机关，信托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污辱本党吗？……大家总要相互体谅，两方面自觉错误，免去一份纠纷，就可以团结一份力量。”见台下有的学生神情茫然，他又加重语气道：“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参见《蒋校长辟谣谈话》和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史料 1924—1927》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蒋介石貌似公正的言辞，很能迷惑一大批黄埔军人的心，否则就难以解释当初这么多追求进步的黄埔青年会留在国民党军队，心甘情愿效命于他们的校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蒋介石自知羽毛未丰，表面上对共
产党表现得相当合作，而且言必称革命。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的右派曾一片鼓噪，质疑联俄联共的政策，蒋介石则公开讲话：“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党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注：指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国民党的右派干脆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连共产党当时都没有把蒋介石当成右派，而是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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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6）
张灵甫早年通过和于右任的接触，一直以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才是唯一正统的革命党，一般的军校学生在入校前大部分也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当他们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在军校集体宣誓入党的时候，很自然为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正统的革命党人而由衷自豪，崇高的归属感使命感油然而升。而以革命长者面目出现的蒋校长，俨然是总理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也就成了众多学生拥戴效忠的当然领袖。
共产党方面把中山舰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认为蒋介石起初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但是自该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右派。果然，蒋介石在大礼堂说了那番冠冕堂皇的话后不久，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禁止国民党党员在脱党之前加入其他党籍，并以要求做一个纯粹的党员为名，迫使二百五十多名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第1军。
军校生张灵甫是可不能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校长的。由于张灵甫后来成为蒋介石最钟爱的心腹爱将之一，有人便说他自进入黄埔军校起就受到蒋介石的栽培，此话未免捕风捉影。黄埔四期的学生（包括潮州分校）共有两千六百余人，张灵甫在军校期间的表现既不活跃，也算不得出类拔萃，蒋介石应无可能会在众多的学生中对他特别眷顾，张灵甫的军事才能，现在还不到火候，他真正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还要等到十年以后的抗日战场。不过张灵甫对他的*和校长蒋介石的效忠之心，应该说得之于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所灌输的信条。
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一套治军手段。身为校长，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他提出，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本条件是信仰三*义，第二个根本条件则是信仰领袖，这个领袖当然是指他自己了。他向学生们强调“革命的人生观”、军人的忠诚和武德，要他们意志坚定地跟着校长去成功事业和理想，并强调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死是军人的本分。蒋介石在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第一次训话就说：“有句要紧话；请各位听好，就是我们军人的职分，是只有一个生死的‘死’字。我们军人的目的，亦只有一个死字。”《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 1924年5月8日黄埔军校讲 （秦孝仪 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 中正文教基金会网站）他要求他的学生：“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队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一平《蒋介石研究》团结出版社 2001年7月
蒋介石时时向学生灌输这些信条，使得许多年轻的黄埔生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对他绝对服从的意识。他对黄埔学生也竭力拉拢，每周抽空找一些学生到他的校长室面谈，或师长般循循善诱，或长者般嘘寒问暖，即使公务繁忙也不间断，这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独面对面的谈话，使涉世不深的学生感觉自己受到校长的特别的关爱和重视，因而感动不已，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立志为校长效劳。这是蒋介石禅精竭虑积累自己的军事班底，感召人心的高明之处。
以张灵甫早年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经文史籍，儒家的伦理对他影响至深。君臣之道、“君可不仁，臣不可不忠”、“士为知己者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套儒家的伦理与蒋介石的说教是如此的合拍，年轻的张灵甫对校长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加上蒋介石当时正值壮年，一身戎装总是一丝不苟，显得精神矍烁，精明强干，沉着严肃的标准军人样子，张灵甫很为校长的威仪所折服，他对校长崇敬有加，成了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坚定拥护者。
像许多奉信正统的黄埔军人一样，张灵甫的命运从此开始将被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注定要为他的所效忠的*、领袖和信念而拼死征战了。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7）
中山舰事件后，黄埔军校和广东的政治局势像走马灯一样，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1926年4月10日，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宣告解散。
1926年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告解散。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
1926年6月5日，“刻期北伐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对北伐部队讲话。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事宜。
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成立，明确规定凡属黄埔同学，均为当然会员，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国民党，奉行三*义，绝对服从效忠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得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
北伐誓师典礼的当天，张灵甫和同学们一大清早就全副武装在黄埔登船。学校安排学生乘搭广东内河上特有的大花艇，这些大花艇每三艘一队由一艘小火轮拖曳，每艘大花艇能搭乘一个排。黄埔的两千多师生装满了廿艘小火轮与六十艘大花艇，浩浩荡荡驶向广州的天字码头。不过因为船身太重，船队的航行较为缓慢。学生在登岸编队之后在炎炎夏日下足足跑步十公里，才满头大汗抵达东校场。
在誓师典礼上，蒋介石又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词：
“在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甘苦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我们每个革命军人，每个总理信徒，应当深念自己对人民对国家的职责，必须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要想如此，只有大家精神团结起来，才能集中我们的势力……所以大家必要牺牲个人意见，坚固团结，为中国争独立自由，非达到此种目的不止，只有如此，才无愧为总理的信徒，革命的军人。我们要完成总理的遗志，必须要求大家谨记这几句话；我们的总理，还照临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已看不见总理，然而总理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必须协同一致，必须为完成总理之志愿而奋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誓师讲话》 （ 秦孝仪 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 中正文教基金会网站）
北伐开始之后，随着前方不断传来的战况，军校生们人心思动。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张灵甫和四期的黄埔生们紧张地进行着军官生最后课程的学习。由于革命军纷纷抽调北上，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第1军在军长何应钦的率领下，也离开广州，先开往武汉后又转战江西。四期生们一边在军校学习训练，一边还要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的警卫任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这一期，按原定学制最早也应该到第二年三月才能毕业，但是，北伐的形势发展急需大批的新生力量，学生们纷纷传
行军途中的北伐军。言，四期生要提前毕业了。果然，两百名黄埔四期学生被挑选为北伐军的宣传员提早毕业投入战场，9月份学校贴出布告，四期生到郊外进行最后的实弹演习，当年10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捷报声中，张灵甫与黄埔四期的全体同学正式毕业。
黄埔军校，把张灵甫从一个儒雅书生，训练成了一个冷峻骠悍的军人，从这里，张灵甫迈向了战场，开始了他是非功罪二十年余的戎马生涯。
第五节初露锋芒（1）
一
黄埔毕业，曾经同场操练甚至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