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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什么不能近亲繁殖？
为什么不能近亲繁殖？
与这个相关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优秀的大学一般是不留自己的学生的，当然你要是真优秀的话以后还可以回来。为什么要限制自己的学生留校？大家都知道科学研究一定需要不同思想的相互碰撞，如果都是一个思路就不可能进步，所以要防止近亲繁殖。这一点我越想越觉得伟大，它对中国整个教育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被我们好多人认识到。好比
学术自由，这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问题。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但问题是对学术自由的一个很大的限制是来自于学术组织本身！什么情况下一个学者在院系里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有权威的人坐在那里，如果你承认他的绝对权威，你就不会去挑战他；如果这个权威的人就是你的导师，你就更不可能去挑战他，所以我们过去的近亲繁殖是不可能有学术自由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谁都不害怕谁，谁都可以跟谁吵架，吵完了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少部分人可能会讲点情面，但是大部分人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员毕业于不同的院校，没有那些复杂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对他人都没有负债。我是凭本事进来的，你职位比我高，进来的比我早，但是实质上我们是平等的。假如在你老师面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破除近亲繁殖是不可能有学术自由的。
还有官本位的问题，一个大学行政主导，对学术是很不利的。在旧的体制下，什么人最容易留校？当然是你的导师行政职位越高你就越容易留校，所以在博士生报名的时候，一定是官越高就有越多的人愿意报，而不是水平越高越有人报。这就迫使老师们都有一种愿望：要有个一官半职，否则连个学生都招不到。改革就是要把这些怪现象都摧毁掉。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空缺的位置，现在有十个人报名，都是外来的，我们要在这十个人里面挑一个，我想我们大概不会考虑他的导师在一个什么大学里做一个什么官吧？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水平，有潜力。所以一个博士毕业生以后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不在于他的导师的官的大小，而在于他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的水平如何是与导师的水平有关的，导师是不是真正有两下子，这就导致人们以后再报名的时候就选那些高水平的导师而不是高职位的导师，好教授就没有必要再忙着去谋求个一官半职了。这引起的是一连串的反应，对于整个学校保证学术自由、废除官本位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又产生了对外部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学校主要从自己学生中招收新教员，那它就是一个家族企业，我们国家的大学就是这样，大部分学校都是一个家族组织，这个家族不是血缘的家族，是“学缘”的家族，是学科的家族组织。那学术自由怎么可能存在，怎么可能有共同的学术规范？我们经常说要鼓励学校之间合作，但现在的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的，因为没有人员的交流，没有思想的交流，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现在所谓的跨校合作项目大多不过是分钱而已，是合谋不是合作。以后就不一样了。好比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北大拿了学位但分布到各个大学当中，四年共同的生活和相互的熟悉就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有可能你的合作伙伴就是你的同学，这就是一个网络的效应，就能够实现学术市场化。光华管理学院在招新教员的时候，很在乎候选人毕业的学校，因为我们要的不仅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有这个人带来的学术网络。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可惜了，一千多所大学，北大清华鹤立鸡群，这是不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三五所大学只有一所特别优秀还说的过去。但是我们有一千多所大学，只有两所鹤立鸡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学资源的浪费，意味着没有大学之间的充分竞争形成学术的碰撞，意味着丧失了大量的创造知识机会。废除近亲繁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不亚于每年增加几百亿的投入。
有一种批评认为，既然大学公开招聘，以水平来选人的话，就应该任人唯贤，举贤不避亲，为什么本院系毕业生就不能申请？这不公平！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对所有的法律来说，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于执法者本身。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在执行当中很容易走向徇私。比如系主任、院长的学生要留下来，他们跟别人打个招呼，这就很难否定了。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如果撇开执法者本身来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无论从效率还是公平角度看都是不对的。法律面前怎么可能人人平等呢？我们知道，犯了同样的错误，有些人打二十板子就被打死了，有些人就没事，根本起不到遏制犯罪的作用。理论上讲，应该是身体好的人多打，身体差的人少打，这才合适。但是这样的话就把量刑的决定权给了法官，就会引起腐败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是为了约束执法的人，约束法官和警察。一个大学原则上不直接留自己的学生当老师也是这个道理。原则上不留，特别的优秀你要留就要有特别的申请。这类似举例责任，你要证明他是特别优秀的，比其他申请人都强才行。以前不需要特别的证明就可以留下，现在需要特别证明，徇私的情况就会少一些。
我们现有的好多教授都是留校后成长起来的，所以有些人看到新的规定容易对号入座，心理不舒服，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学教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些公共理性。你不能说因为我是留校的，所以我听到这个词就不舒服，所以我就反对；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现在要求博士学位，我也不舒服。如果大家都这样考虑问题的话，中国这二十多年是不可能进步的。邓小平没有大学毕业，许多共产党的老领导都没有大学文凭，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学历确定选干部的标准，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就起不来，中国就不可能实现这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讨论决策一定要有一种公共理性，有一种胸怀。你要真正理解制度是怎么运做的，制度的运行效率与人的行为有关。再好的制度，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我们理论上可以说，只要你优秀不论你是哪里毕业的，有没有文凭，我都可以用，这当然好了，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制度没有办法保证留下的是真正优秀的。
设想一下，以后大学选教授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选，一个真正的教授市场就会形成。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会有十几或几十所。那时候当一个教授的乐趣要比现在大得多了，因为有更多的人喝彩了。你有一个新的观点，知道有许多人引证它，你心里一定很舒服，做学问的劲头就更大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只能听到一些很廉价的褒扬，听到了自己也觉得很难受。中国人过去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看中国有几个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凤毛麟角！我们现在，包括北大，一举大师都是五十年代之前的大师，那么这五十年都干什么去了？如果我们的教育搞到这种程度，我们还好意思再为它辩护吗？
1。7 教学与科研
教学与科研
下面我们谈谈教育和科研的关系，这也是学校治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大学不管如何定位，教学的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研究型大学一定是既研究又教学，不出研究成果仅仅教好书就不是合格的教授。有的人误解说：我教学也是在研究，人家中学老师还研究语法研究教学方法呢！这是应用性的，我们说的研究是有原创性的（original），为人
类知识积累作贡献。
一个研究型的大学怎么来评定教学和研究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到在大学中二者在内容上是互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但是在时间安排上它们又有替代性，教学上花的时间多了，研究的时间就少了。这就要求掌握好一个平衡点。一个大学，包括我们的本科生、博士生、研究生在内的教育，如果你的教师队伍不是一个由优秀的研究者组成的队伍，你就不要期望能培养出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来。我们现在讲中国有许多学生是高分低能，为什么是高分低能呢？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老师的质量（qualification）问题。国外优秀的大学，就是研究型的大学，这些大学的老师绝大多数都在学科的前沿，都在做原创性的研究，所以他们在教授任何一门课的时候，都可以把本学科最新的信息带进来。比如说一个数学家，他教授微积分，也能传达新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许多的社会科学了。因为他在不断地思考问题，总是有一种好奇心在不断地提出问题，挑战自己，也就培养出一批能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学生了。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学校，因为老师不具备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只能照本宣科，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科书。好多老师对教科书非常的熟悉，倒背如流，但是那也只能教给学生简单的旧知识，怎能教给学生创造力呢？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绝不能拘泥于用教科书来教学生。教科书和学科的前沿至少相差十年。一个教授只会照本宣科是没有办法培养学生的好奇心的，因为教科书基本把所有问题的漏洞都堵上了，没有什么创造性。一个学校，老师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质量。如果老师不坚持不断地探索问题，不能站在学科前沿，就甭想培养出好的学生出来。
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招老师一定首先是一个优秀的研究者，没有好的研究，你培养的学生就和人家教学型大学（teaching college）培养的学生一样了，一定不是未来其他大学的老师和在学科的最前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那还要你做什么！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的老师就必须是优秀的研究者。但是不能因为研究就贬低教学，我们承担的教学任务是如此重要，跟一般大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老师必须是杰出的学者。我们不能用过去的那种观念来看待教学和研究的关系。现在好多大学包括北大都有这样一种避讳，不敢说自己是研究型大学，一说就是在贬低教学，这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大学从五十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是按照教学型大学去做的，而不是按照研究型大学去做的。我们过去招人叫“试讲”，讲什么课，挑出一章讲，口才不错、逻辑清楚，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从来都是一个教学型大学而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所以现在要改变这个观念不太容易，会有很大的阻力。
当然，由于时间上的替代性，为了平衡教学和科研，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一个老师完不成教学任务，你也没有资格提教授；但是不等于说教好了书，完成了教学任务你就有资格当教授。有人担心这样强调之后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教书了。不愿意教就只有走人了，这是一个管理问题。美国的优秀大学那么注意研究，为什么人家的教授的教学工作量比我们还大呢？就是管理严格。年轻的教员，在过去越年轻承担的杂务就越多，课程量也越大，这一点以后要彻底的改革。以后当了教授的人，承担的教学工作量一定要比那些没当教授的没有拿到Tenure的教员要大，承担的社会服务工作也要多。这样可以使得年轻教员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性的工作。对研究做得特别好的教员，还可以适当减少他们的教学工作量，以作为对他们的奖励。
北大的改革，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人说是教授，这是不对的。其实真正得到好处的是年轻教员。年轻教员过去一旦留校，就跟丫环一样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成就也是导师的，就是梯队里也是最下边的那部分。以后不是了。以后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同等地位的，包括申请研究基金以后更要偏向讲师和副教授。不是说你是教授你就一定能够得到钱，要按照研究能力而不是资历分配资源，同等情况下应该优先副教授和讲师。梯队这个概念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家族化管理导致的，老大没有娶到媳妇老二绝对不能娶，如果这样去做，哪有学术平等呢！北大改革真正实行了，真正受益的是年轻人。在国外当一个大学教授，你要雇人给你干活，你要申请到钱，你没有本事申请不到钱就没有人给你干活，你的成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可不是这样，我当了教授的话我留我的人，学校出工资分房子，你就得帮我干活，这样多舒服。如果你七十岁了，你老师八十三，那你还得等着，他过世了你才能成为学术带头人。国外的教授你要研究，经费就得自己申请，讲师、副教授也是这样，你要申请到钱，然后雇用一些博士生、研究助理来给你干活，他们愿意，因为跟你干活得到训练，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所以说这样的改革对中国的教育是革命性的变化，但好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有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两个方面。知识教育的成绩相对容易衡量，你考进大学来是一类是二类就大概知道了，素质教育就没有办法考核，所以教员往往就不重视素质教育。这是激励机制的扭曲。为了鼓励素质教育，就不能过分激励知识教育。
1。8 校长治校 教授治学
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接下来我们讲的问题也是大学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在学校中谁应该最有发言权，应该谁说了算？教授说了算行不行？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教授能不能说了算还要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在所有的组织当中谁说了算肯定是依赖于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