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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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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性追问——从《财道》看葛红兵创作转型
丛芷
数年前，“身体写作”经葛红兵等的首倡而一度成为学界热点。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身体写作的登场是对压抑人之此岸性的文化传统的一次反动，是为人的感性欲望正名的一次努力。此后，有着理论家与作家双重身份的葛红兵对身体问题的思考从未中断，随着思考的深入，身体问题在他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渐趋深入，渐趋成熟，其小说新作《财道》就显示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风格。
如果说葛红兵早些时候的作品如《我的N中生活》、《沙床》等是对人的身体感性存在的近距离关怀、对人的自然欲望的适度肯定和张扬的话，《财道》则显然超出了这个层面，行文过程中，小说不断地跳出写实性叙述框架，站在更高的形而上层面追问人作为一种身体性存在的有限性、盲目性，并以宗教经典《圣经》为背景，对身体欲望的极限进行审视。
人天然地渴望物质财富，渴望通过财富的占有与外部世界和解。而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里，除了占有财富这个最终标尺，赢得女人的青睐似乎也是男人价值实现不可或缺的衡量尺度。《财道》中，主要人物苏北小伙崔钧毅一贫如洗，面对五颜六色的大都市他欲望蓬勃，热血沸腾，发誓要出人头地。葛红兵给崔钧毅设置了一条追求财富的道路，将其活动的范围设定在最易“暴发”的金融证券领域，此外，从一开始，崔钧毅又奇迹般地得到了几个美丽聪慧的女人（尤其是奇女子邢小丽）的辅佐与奉献。从小说可以看出，崔钧毅这个人物身上其实寄托着葛红兵自己的某些理想，对崔的欲望追求，作者是理解和认同的——似乎有男性中心之嫌，这里不论。尽管崔钧毅出身卑微，历尽艰难且自卑心理严重，但凭借坚韧的品质，凭借女人们的温暖，在短短几年内，他的美梦一步步成为现实，从一个苏北乡下人一跃为上海证券界闻名遐尔的“天才”，滚滚财富伴随着貌美女人梦幻般包围了他，作为一个成功男人的典型得到了小说里所有人的艳羡追捧。
然而，小说的真正命意就在这里展开：种种财富非但没有使崔钧毅获得欲望满足后的价值感、幸福感，反而在事业和人生的顶峰给了他迎头一击。身体上，被崔粉碎家庭的女人周妮出于复仇心理毁掉了崔的容貌，弄瞎了他的眼睛；灵魂上，他进退维谷，倍受煎熬，在离开上海隐居世外与继续打拼之间犹豫不决，全无安妥之感。财富伤害了他，女人也没有给他带来美妙的情感体验——从小说结尾来看，我们无法确知崔钧毅选择张梅是因为对张梅的爱还仅仅是同情、感动后的收留。换言之，身体欲望的不断膨胀把身体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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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7）
这样，小说就把思考推向一个超越性的高度：正如崔钧毅一次次自问的那样，财富（欲望的满足）真的能给人带来身体和灵魂的喜乐平安吗？“天堂”和“富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那为什么聚敛财富的欲望把一个个男人（包括崔）最终引向了绝对的“恶”和“罪”？作为一个追求财富向往爱情并且最终如愿以偿的欲望主体，崔钧毅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痛苦焦灼的困扰？人的感性欲望又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成为一种灾难的？
在《财道》中，葛红兵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对身体问题的思考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终点。在灵与肉的分离与错位日渐暴露其可怕后果的今天，葛红兵《财道》无疑是一次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值得肯定的是，葛红兵在创作中把身体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小说，他引发每个人关注：当肉身欲望具有某些革命性的时候或许值得肯定，而当它失去边界，失去约束，就会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甚至泯灭我们对神性维度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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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肖像”（1）
二十世纪海派文学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诞生了茅盾、张爱玲等小说大家和《子夜》、 《财道》承继了三十年代茅盾先生开创的社会分析派文学的气质，同时又对当下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细腻的描述，构成了一种新海派风格，对此，葛红兵说：“我现在没有明确地要在技术上建立这种风格的打算。”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确实出现转型，他要努力描写这个城市下面的人们的活动和心理，努力表达上海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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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蜻蜓飞
在文学的记忆图册里；没有哪一座城市的魅影和生长在这个城市的女人像上海这样有如此隐秘而暧昧的联系。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上海老式家庭胡琴的咿咿呀呀中算计逝去的青春和人生；走不出某种精致内敛的拍调；最后在戏剧性的倾城之刻成就了自己的爱情与余下的人生。王安忆《长恨歌》中 “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 王琦瑶；经历了从弄堂的小家碧玉到沪上淑媛再到上海小姐的人生变迁；悲喜哀愁也随时代的变化起起落落。九十年代末上海的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笔下的上海酒吧女人成了世纪末流光溢彩的大都市里张扬欲望和身体的化身。也许城市就是一座容器；溶液的变化会让生活于其中的女性呼吸和行走的姿态迥然不同吧。
作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学院派作家；一个闯入大上海的快意刀客，葛红兵又以怎样的语词和精神为上海女性作出注解呢？
虽然葛红兵新作《财道·富人向天堂》主要是男人的故事，但在讲述男人的沉浮起落的时候也在演绎女人的爱恨情仇。男主人公崔钧毅由一个苏北的穷小伙子闯荡成一名金融奇才；集富贵与荣耀于一身。除了凭借智慧、胆略、对命运的不屈服；不可缺少的是女人对她的提携、关爱与付出。邢小丽、张姨、周妮、张梅都是他生命中几个最重要的女人。邢小丽的美丽怒放在男人的欲望深处；张姨给了他背井离乡后最缺失的母爱；周妮的帮助促使了他的成功，却在受伤后以异常极端的方式让他领悟了财道与高贵之道。而张梅呢？这个“新时代的上海女性”；这个最后陪伴崔钧毅左右的人，在由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蜕变中；以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态度带给我们与以往上海女性不同的记忆。
张梅在小说的最初亮相无不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她以做高等数学题目来验证崔的身份；崔的出色表现并没有赢得她的刮目相看；在她眼里；崔不过是一个刚来上海的“乡下人”。这种小聪明式的表演根本无法改变她的成见。但是她天生是精明的，她的偏见并不妨碍她要崔带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以便好多认识一些人；在崔几经周折进入黄浦证券公司以后；她也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了这家公司实习。还是精明的女孩办事容易啊！是她的精明在起作用；还是她的“女孩”身份在起作用呢？崔也只能这样感叹。
“上海城市肖像”（2）
但是，张梅到底还是爱上了崔均毅。张梅是慢慢领略到崔的雄才和智慧后才产生爱的吧。这个鬼灵精怪的女孩用自己的聪明赢得了工作的一席之位；也用小小的机灵和小女孩的纯真去表达她的爱。她因为崔在同学聚会上吻的是周妮而和崔耍小脾气；给张姨脸色看；她用了几天的时间把英文版《聪明的投资者》翻译成中文；送给崔做礼物；她穿上与崔送给周妮一样的名牌衣服去看望周妮；只是想满足自己小小的报复心。然而，这一切在崔看来好像都是不让他怎么上心的；这个女孩的爱太正常太健康；对于一个身披诅咒立志在上海滩上混出天日来的男人来说；他需要的是女人的提携和资助，如邢小丽。然而，张梅终究是不简单的女孩。为了搞定王厂长；自己作出了牺牲；她在车祸后大胆的表露了自己对崔的爱；在面对爱的无望和自己的真实身世后她选择远走他乡；在崔被毁容后她为了留在崔的身边取得爱的平等她划破了自己的脸；这种坚定和绝决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做到的。这种爱的分量才渐渐在崔的意识里重了起来。
像一方盆景一样；如果说邢小丽是一朵艳开的大都市的“恶之花”，娇艳，浓郁中漫溢邪气，那么张梅；就是一朵淡雅的梅花，淡幽的芳香中透着灵气，更加绵长，持久。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越来越对这个略带孩子气的上海女孩；带着一种理解和疼爱。她美丽；但是不如邢小丽般带着成熟女人的诱惑；她聪明；却没有周围物质男女的野心；她精明；却又没有通常上海女人的小家子气；她敢去爱一个人；带着小女人般的脾性和最坚决的勇敢。作者在张梅身上也许是寄托了某种理想的；他让她在爱情的道路上慢慢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相对于旧派的上海女性张姨；张梅身上体现出了敢爱敢恨的新女性气派。张姨一辈子忍辱负重，只能和老宋偷偷约会。张姨是现实的，老派的，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她期望女儿能找个人过平和而光鲜的生活；在崔遭受磨难之后，她表现出了一个母亲袒护女儿的私心。而张梅是决绝的，新派的，敢于为爱付出一切，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也许比现实的考量更重要。张梅表现了新上海女性的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执着的心——无怨无悔，只为真爱。
小说的结尾；张梅和崔隐居在安徽的天子湖畔。在经历了痛苦和牺牲甚至是自我抛弃后；张梅从一个满带偏见和小缺点的上海姑娘成长为一个能包容敢付出的女人。岁月的流沙洗净之后，身份，偏见，傲慢，一切都已经并不重要，两颗真诚的心彼此交融。也许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女人吧；在繁华落尽后能与之生死与共。那么；对于张梅；作者在进行塑造的时候；到底是一种关乎上海女人的想象呢，还是一种男人心态的期盼呢？
“上海城市肖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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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魅影，在想象与回忆之间
上海先生
城市，对于此处出生的人来说，应该是先有记忆，再延伸自己的想象；而对于外来的人们，则是先有想象，再构筑自己的记忆。这两者间有多少距离，我们往往很难分辨。葛红兵在《财道》或许可以做这种衡量。
主人公崔均毅被设置为一个从江北来上海的年轻人，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描写：“多年来，那个热的江面构成了崔钧毅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那些黄昏中静默着却无风而动的柳树和上海这个城市有着神秘的联系。想像中的上海应该是在那些高楼大厦里的，不应该是一些柳树。”
这段话包含了两种意思：首先，这是崔钧毅对于上海的第一记忆。其次，在这段话的结尾，表达了以往的崔对于上海的想象，高楼林立，的确是一个现代城市的经典标志。城市的想象往往是单一的，而城市的记忆则是基于与想象的对比。
在《财道》中，上海人形象不同以往。作者毫不吝啬地将上海人形容成“做什么都要上道，上海人最重的是道儿”，“上海人，其实外冷内热的……骨子里，上海人是最懂得体恤别人，关心别人的，他们都是些热心肠的好人。”
看到这番赞美，上海人可能会有一种陌生感。在住房紧张，一幢小楼拥挤着数户人家的情况下，现实空间的拥挤造成了心理空间的防备，上海人很难摆脱城市带来的疏离感，石库门始终沉溺于一种家长里短的暗潮汹涌之中。葛红兵对于石库门的一点叙述倒是和我的记忆极其吻合：没有灯的黑暗的狭窄的楼梯，每一级都很高，有种目眩的感觉；楼梯的扶手总是因为油烟和灰尘的结合，显得永远擦不干净，也永远不会有人擦。
石库门中的张姨，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烧了一手味道纯正的“本帮菜”。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的娇蕊，她总是在不经意或是刻意中流露自己仅剩的那点风情，并以对房客有意无意的挑逗为乐趣之一。当然在文章的最后，她仿佛已经失去这样的精神，露出了疲惫而又不那么精彩的一面。她终究是一个老女人。是不是一个老了的上海女人，似乎很难讲。
上海的传奇赋予了上海无穷的吸引力，但这些传奇更多的来自于所谓的上层，或是正在走向上层的准上层，和普通的人没有关系，和庸庸碌碌的路人甲乙没有关系；对于他们， 《财道》就是一个听过就忘，说过就算的传奇而已。
我们都宁可相信上海滩有传奇，但上海人看它，会不会和记忆中的上海重叠；异乡人看它，会不会和想象吻合？就如张梅那随口习惯了的“乡下人”，它唤醒了上海人对于或真或假的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唤醒了异乡人莫名的“嫉恨”。或许，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传奇，一个城市就有多少可能。评论3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上海城市肖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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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道——富人向天堂》：打造“新海派”小说的时代精神
莫 非
上海是个海。一片财富、商机、资本、金融涌动的汪洋大海。
自开埠以来，无数职业经理人、投资者、冒险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剧便不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综观二十世纪的上海文学史，除了茅盾的《子夜》运用社会分析的手法开创了民族工商业题材小说的先河，其他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或者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或者沉溺于勾栏瓦肆等消费场所的风月描写，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伦理的冲突，而对于宏观的资本和金融世界来说，“海派”文学相对是失语的。九十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旧上海为背景，对个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开掘，但作品缺乏对当下时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发觉了海派文学的这种缺失，运用现实主义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