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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在目前这个银企关系的博弈条件下，银行习惯于转嫁危机，把自己管理落后形成的金融危机转为企业危机，推卸自己的责任。银根松动的时候鼓励企业借贷，一旦紧缩就不管企业死活，企业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提前放气，防止爆胎
范棣：企业里面一定有失败和成功的，失败不见得是坏事，正是由于这些企业失败了，才使得另外一些企业成功了。这对社会不是一个副作用，而是一个正面的作用。正是与这些失败的企业竞争，才使得成功的企业更强更好。对于软着陆的企业家来说，心态上必须正确对待胜负。这个是前提。第二是要降低外界包括政府对你企业的过高预期。你有问题没关系，但一定要提前说，提前打预防针，释放压力。不然，问题一旦暴露出来，一下子把大家都吓跑了。提前释放崩溃的压力对于解决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这就像夏天防止汽车爆胎一样，轮子气太多了，一定要放掉一些气，不要让轮胎胀得太紧。第三，你如果不承认失败，你就没法解决问题。必须承认失败。同时要对企业进行再造，找到切实的办法解决危机，给大家一个信心。只有当别人看到希望的时候，你才能击溃你的敌人。
让第三者做主
王巍：当一个企业崩盘的时候，很多人是有坚守的决心和信念的，他要跟企业共存亡，但是往往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亲自操刀出手。他这个时候往往不接受外部的力量，认为别人说不清楚，只有他自己能行。这个逻辑有很大的危险。企业走到今天和企业家个人的性格都是完全相关的，领导错误导致企业出现困难，然后还不服输，继续这个方式，逻辑上只能是进一步用大错误掩盖小错误。
企业家应当激励大家做到底，要身先士卒。但是，调整战略应当请专家介入，旁观者清，要真正请社会上的人来参与。不是拿别人作工具，而是真正让别人知道真实情况。
我自己也有一个经历。我当年曾经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建立了一个证券营业部，这个营业部亏损很多，代客理财差不多1个亿，出现了巨大隐患。出现问题以后，外部的公检法介入，总经理跑了，几个业务经理也跑了，董事长也辞职了。我曾在早期担任过这个公司的法人，尽管从来没管过这个企业，出了问题，政府就找到我。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袖手旁观，一旦崩盘之后，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我就要承担责任。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释清楚，说明这个营业部的经营与我没有关系。但是经过考虑以后，我认识到崩盘之际根本不是一个讲理的时候。处理不好，几千股民要砸营业部了。如果失败，不管你讲多少理由，和你还是有关系。我给市长写了封信，早晨三四点的时候还想到给市长打电话。市长如果当时出面协调的话，也可以不至于崩盘。但是在一封信里或几分钟的电话里怎么能够说清这么大的事情呢？而这些官员，当你好的时候他们会支持你，但是一旦崩盘的时候大家都会躲得远远的。
只有自救才能获得社会的救援。我立刻从北京飞过去，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表示了与大家共存亡的决心。同时，我四处寻求希望收购营业部的机构，给员工以未来的前景。为了稳定营业部不受经济纠纷的干扰，我就请公检法机构介入，用刑事优先于民事的规则争取喘息的时间，控制了局面。大约四个月后，这个营业部进入了较为正常的状态，尽管没有解决全部问题，至少避免了崩溃，赢得了进一步重组的时间。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本人应当是重组专家，但在这个营业部的问题上，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还是请了其他证券专家参与，并给予他们最大的配合。
范棣：在崩溃的时候，那些平时很独断的企业家，事实上已经比较神经紊乱了，已经没有办法正确判断事情了。平时越是狂妄的，这个时候越是六神无主，东一头，西一头。但是，倒驴不倒架，平时的霸气性格还有惯性，要决断，又不知该不该相信别人，如何决断。我觉得，既然你已经走到了失败的边缘，这个时候，用外部的力量来帮助决断比企业家自己决断好一些。当然，这要看企业家自己的性格了。
王巍：要勇于从内心承认自己失败，这样才能真正吸收外部的智慧。如果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断拿新的故事来原谅自己，过去的失败一定还会出现，而且会失败得更悲惨，这就是用大错误掩盖小错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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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不一定酬勤
范棣：还有一个可能被认为迷信一点的建议，但是如果你比较崇尚中国儒家、佛家的文化，也许会赞同我的想法。当一个企业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或者遇到轻易崩盘的时候，如果他确实像他人一样努力了，他遭遇的困难其实跟他的智慧与付出没多大关系。你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所谓运气的力量，上帝在掷色子，可色子就是掷不到你的头上，你再聪明也没用。尽管一个努力的人绝对比一个不努力的人更接近成功，但这并不能保证努力就一定会被运气或者上帝选中。你的朋友可能是一个傻瓜，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不如你，但他有福气，就是运气比你好，你不要不服。人再怎么伟大，在自然面前，也就是几抔泥土而已。有的时候，一个战斗精神极为旺盛的企业家要相信天道，命运就是天道。
王巍：去年我在湖南岳麓书院看到一副长联，非常有意思，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数就是命运。是非你可以自己来判断；而毁誉你是不能左右的，只能听别人的；最后得失安之于命运。这是一种在中国做企业应当有的态度。
中国：能让失败者卷土重来吗
在西方，大家都不对企业失败作道德评价。没有人认为你做的事情成功了，你人品就很好。同样，不会认为你失败了，你就是罪犯。你离职后自己创业失败了，再回到原来的企业，原来的老板仍愿意雇你。他认为你敢于创新，而且更有经验了。美国当年有个汽车业的英雄叫杜兰，他创办了通用汽车公司。他曾经三起三落，几次创立不同的汽车品牌，又几次被股东驱逐出董事会。尽管他最后失败了，一贫如洗，但美国汽车产业因为他的存在而形成，并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应用典范，杜兰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的产业英雄。
再一个是我们谈过的乔布斯，他是苹果电脑的创办人。由于发展战略不被董事会接受，他居然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赶出去了。不久，他又创立了网络Next，成功地与曾把他赶出去的董事会讨论合作，并且通过换股交易，又返回苹果集团担任董事会主席。现在他又因推广iPod成为美国数码时代的新偶像。对这样一个曾被董事会踢出来的董事，我们的习惯是绝对不会请他回来的。但是美国的股东们还是以利益为重，让他换股回来了，最后又当主席了。
所以说，对待失败，企业家要有信心重整江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要给他们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们能不能有机会重整旗鼓，社会能不能接受他们，恐怕还要经过社会观念的大调整。
范棣：我们不能回到古罗马时代。大家知道，在欧洲早期，真正斗牛之前，罗马人是斗奴隶的，用奴隶互相残杀来取乐。结果怎样呢？两个斗杀的人里，一个人必死无疑。后来，文明进步了，斗奴隶变成了拳击运动，一个文明的比赛，不是说非要置其中一个人于死地的游戏。但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文化，一个奴隶失败了，一定要杀掉他。现代资本主义取得了一个进步，就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道德是一样的，政治地位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很长时间没有建立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而盛行权力基础上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其实，所有资本最终都是社会的资本，都完全是一样的，一种性质。如果资本不平等的话，就会产生政治歧视，资本就会出现变形，它的作用就会大大扭曲，乃至产生副作用。
王巍：在广西有一个残酷的习惯就是吃猴脑。在七八年前，我们有人去县里开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给他们吃猴脑。他们打开后门要去抓一只猴子来吃，人们突然看到猴子在笼子里非常惊恐地挤成一团。离猴笼大概还有三四十米时，人往前刚走了几步，突然笼子门开了，里面有一只猴子被其他的猴子扔了出来。这些猴子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有人来了意味着必须有一个要遭难，这个时候它们抓住其中的弱者给扔出来。我听了以后很震撼。
范棣：现在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如果在转型时期一定要对企业家用重典的话，必须研究对谁用重典，对谁不用重典。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重农主义的文化，当今的重农主义在很大意义上是形式上的，在刚刚转向重商主义文化的时候，应当使政策导向有利于重商主义的发展。企业家代表了重商主义，应当保护重商主义的发展。这个主义跟贫富差距是没有关系的，相反，重商主义的流行将有利于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我认为，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安定的可以用重典，此外，不需要对社会上活跃的企业创新力量过分管束。
邓小平理论创造了现代中国企业家
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人口、同样的环境，中国究竟靠什么繁荣起来的？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非常朴素，就是还富于民。还富于民的精神，不是把国家的公有财产重新进行分配，而是把创造财富并拥有其利益的权利还给老百姓。正是在这种朴素而伟大的理论之下，现代中国才出现了企业家这一制度创新的力量。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长周期增长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导致了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长久不衰。
第一次财富创新的主力主要来自于农民企业家，体现在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过程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生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企业家的组织管理下，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的原则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从1978年到198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这拨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活动。
第二次财富创新的主力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的商贸企业家，体现在沿海经济对外开放的改革过程中。对外开放不但调动了外国资本家的积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了一大批以贸易加工以及制造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商贸企业家。在他们的组织管理下，沿海经济出现了急剧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社会的财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84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这拨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活动。
第三次财富创新的主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各地的企业管理层、民营资本家以及海外资本家，体现在国退民进的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不但解决了政府负担问题，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以市场整合、企业整合、生产资源再配置为中心任务的现代产业企业家，在他们的组织管理下，中国经济在出口的带领下出现了持续的飞速发展。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这拨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活动。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变成了财富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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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一个方法缩小贫富差距
平均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加深社会矛盾，说得好一点，是把社会矛盾推延到以后。过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验证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方法是，让富人少一点，或者让富人变成穷人；另一个方法是，让富人多一点，或者把穷人变成富人。哪一个方法更好？第一个方法很容易实施，短期内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不少人仇富的心态下，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百姓的欢呼声。但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从长远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第二个方法不容易做到，却是令社会长治久安的策略。邓小平用的就是第二个方法。
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就业机会的平等，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机会的平等。用科学发展观来对待中国商业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对待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需要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相反。我不认为所有的穷人和谐了，中国就和谐了。贫穷不会和谐，富足才会和谐。在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以后，社会才可能和谐稳定。如果没有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主体存在，社会就永远是穷人和富人之争。所以，中国真正地是要鼓励大量的中小企业家涌现出来，出现一大群的中产阶层。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讲的和谐社会是宽容失败，让失败成为一个动力，而不是成为一个精神枷锁。所以，我觉得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这两个提法，对目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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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才能败而不乱
王巍：我觉得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是非常好的观念。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与国际接轨，这个时候不但要重视效率，还要重视公正性。在这个大背景下，和谐社会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指导方针。
但问题是，对它的判断有两种不同的走向，是面向未来的和谐、发展，还是面向落后的和谐、发展？这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中国企业家20多年的经历已经证明，不论他们出身多么卑微，毕竟把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带到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步。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几乎达到了超英赶美的将近2万美金的GDP了。你不能说作为经济发展主流的中国企业家是一个落后的群体。他们的一些成就，甚至他们的一些失败，都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