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珀和朋友在刚果“医治非洲”的医院中。
（拍摄：尼可拉斯）
我们认为，美国教育体制的一大缺失，就是年轻人即使对国内外的贫穷状况毫无了解，也可以顺利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往往是到牛津、佛罗伦萨、巴黎深造。我们认为大学应当把花一些时间待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作为学生的一项必修课，不管是休学一年还是去那里留学。如果更多美国人趁暑假到巴基斯坦穆赫塔尔的学校教授英文，或是到刚果的“医治非洲”医院工作，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对周遭世界有更丰富的认识，世界其他地方或许也会对美国人有更正面的看法。
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常会担心到海外当志愿者的安全问题。她们担心会感染疾病或遭受暴力，这当然有道理，但主要障碍还是对于未知情况的过分恐惧，这和非洲人或印度人到美国留学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样。现实情况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受到热情款待，在非洲村庄遇到抢劫的概率，也会比在巴黎或罗马低很多。通常生活在贫穷国家最危险的事情是开车，因为没有人系安全带；而红绿灯嘛，如果有的话，往往是供参考而已。
美国女性有时候的确会引起多余的注意，尤其是金发女性，但是这样的注意很少有威胁性。女性一旦在目的地安定下来，通常会发现那里比想象的要安全。西方女性通常不会受到当地人的侮辱和骚扰，原因之一是当地男人觉得西方女性令人生畏。女性志愿者通常比男性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在保守的文化中，美国男性教导女学生甚至跟女性谈话可能都不太妥当，而女性则男女学生都可以教，也能够与当地的男男女女融洽相处。
民间团体为志愿者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我们在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援助计划，大多也都欢迎志愿者，唯一的条件是要能够待上几个月，否则不值得大费周章。待在刚果或柬埔寨可能不像待在巴黎那么舒适愉快，但是这个经验将会改变你的人生。
哈珀在美国密歇根州和堪萨斯州长大，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政治学和英文时，她并不确定将来该何去何从。她研究过贫穷与发展的问题，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毕业一天天逼近，她感到焦虑不安。大四那一年的五月，她听说自己所属教会和刚果的一所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所位于明尼苏达州伊代纳市的马可楼教会（Upper Room Church）很懂得这个重点：教友不应该只是开支票捐钱，也应该主动积极地做慈善。于是与牧师沟通前往刚果的安排后，哈珀同意前往戈马市，监管与“医治非洲”医院的合作项目。
“我们想让教友了解刚果东部的情况，让他们有机会过来看看这里的生活，”她说。“我也会让教会知道当地的现实情况，这样一来，在美国的构想才能够确保符合当地需求。”
哈珀住在戈马市一栋美丽的西式房子里，与成立“医治非洲”医院的夫妇同住，这对夫妇就是刚果医生乔·卢西（Jo Lusi）和他的英国籍妻子琳恩。夫妻俩用了其中的一个房间，里面总是挤满了访客。虽然这栋房子是避开刚果乱象的世外桃源，但是发电机依然会在晚上十点停止运作——而且别指望可以冲个热水澡。至于刚果的乡间，常让她觉得比戈马市落后一两个世纪。有一天，哈珀迫不及待地报告最新见闻：“我们有个团队刚去拜访一座村庄，那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再没见过汽车了。村民们都称车子为会走路的房屋。”
“医治非洲”是一所大医院，正式床位有150个，可是通常有250名病患，院方尽量容纳了他们。医院有14位医生，210位职员，除了琳恩、哈珀和另一个人，其余全是刚果人。院方尽量让病患有干净的床单可以使用。但是在这个有500万人口的地方，却只有两名妇产科医生。医院获取电力、纯净水和绷带都很困难，有时简直是场噩梦。更糟的是当地贪污风气盛行。2002年，附近一座火山爆发，岩浆流过来，医院顿时成了火球。这里的大多数土地都覆盖了八英尺厚的岩浆，后来在美国捐助者的支持之下，医院得以在岩浆冷却后立即重建。
对于一名单身年轻人而言，住在戈马市这样的地方，可能会觉得单调乏味。哈珀搬到刚果时，与交往两年的男友分手了。虽然一群司机常会向她求婚，但是并没有所谓的约会。有一次她感染疟疾，自己也成了病患。对于自己终于熬过来她颇为自豪，虽然这个病在非洲是家常便饭。当时她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打点滴，醒过来后，以为自己看到了影星本·阿弗莱克站在旁边，然后她很快明白这不是精神错乱产生的幻象：本·阿弗莱克正好拜访刚果，顺道来祝福她早日康复。
虽然没有购物中心和在线影片，但也有其他事情作为补偿。哈珀所承担的两项任务让她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地跳下床。一是她在医院里设立了学校，教那些等待治疗的小孩读书识字。罹患骨科疾病的儿童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医治，他们通常来自没有正式学校的乡村。于是哈珀请来老师，并清理出一间教室。现在，孩子们可以一周上六天学。年仅23岁的哈珀，成了她所创办学校的校长。
二是哈珀为那些等待手术的妇女开设了技能训练课程。许多病患就跟迪娜一样，需要在医院里待上好几个月，现在她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缝纫、阅读、编织篮子、制作肥皂和烘焙面包。通常一名妇女会选择其中一项技能，跟着一名老师开始学习，直到她有自信能够以此谋生。离开时，“医治非洲”会给她所需的原始材料——如果她学的是缝纫，甚至会送一台脚踏缝纫机——好让她日后赚钱养家。职业技能学不来的妇女，至少会得到一大块盐，能让她敲碎分装成小包在市场卖。因为有了谋生能力，这些妇女的人生被彻底改变。
“这些妇女对哈珀的课程非常感兴趣。”妲妲·比雅木古说道，她是哈珀请来教缝纫的老师。我们在讲话时，一群妇女围住哈珀，七嘴八舌地揶揄和感谢她，她听了开怀大笑，也用斯瓦希里语连珠炮似地回嘴。妲妲在一边帮我们翻译：“她们说要把哈珀抬起来，尊她为皇后！”
你要是来我们家吃晚餐，就会看到“医治非洲”的妇女编织的美丽的芦苇餐垫。哈珀在医院里开了一家小店，出售这些商品，她也尝试在网络上和美国百货公司里出售。如果你是美国大学生，哈珀做的另一件事可能跟你更有关系：她制订了留学计划，让美国人可以在戈马市的大湖国自由大学（ULPGL）待一个月。美国人将与刚果学生一起上课，不仅在教室里学习，也到外头作田野调查，并且分成小组合力撰写研究报告。
哈珀也鼓励美国的捐助者。该医院的年度预算是140万美元，超过1/3由个人捐献（更多信息请参考。healafrica。org），这里面只有2％的捐款用于行政花费，其余则用到改善医疗条件上。医院甚至接受航空里程数这样的礼物，让职员能够飞来飞去，院方也热切欢迎志愿者和访客。“我更希望有人过来看看这里是什么情况，而不是开一张一两千美元的支票就了事，因为这一趟来访，将会改变他们，”哈珀说。“我有幸听到教友和其他访客的心得，他们说在‘医治非洲’医院的那段时间，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也改变了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方式。”
在哈珀用斯瓦希里语和非洲朋友叽叽喳喳说话时，看得出来她付出的同时也有了收获。她说：的确有那种时候，我想要的只是快速联机上网、一杯拿铁咖啡以及一条畅通无阻的公路。但是每天早上同事对我的热情招呼，就足以让我留在这里。我有幸拿着医院里等待瘘管手术的妇女所缝制的手提包，看到这些新技能如何让她整个人变得从容有自信；我的刚果朋友从大学一毕业就找到工作，我有幸跟他一同庆祝；我有幸看到之前没有机会上学的小孩，现在在学校里学习；我有幸与一个家庭一起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我有幸与同事一起手舞足蹈，庆祝我们的计划得到了资助。我因身为第一世界的公民而享有各种机会，这是让我跟这里的朋友不同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让人人享有这些机会。
第六章 孕产妇死亡率——一分钟一名妇女
面临死亡危险时能有万全准备是最合理且最合时宜的事情，你现在就要身体力行。
——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讲到那些士兵虐待狂般用尖棍戳裂迪娜器官的残酷行径，阅读本书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至少我们希望如此。然而，漠然也是一种残酷，只是更加温和也更加广泛而已。正是因为全球性的漠视不理，才会有300万名妇女像迪娜一样粪尿失禁。像迪娜那样的瘘管病患，在发展中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刚果之外的国家，造成瘘管的主要原因不是强暴，而是难产及分娩时缺乏医疗护理。因为对孕产妇的健康与分娩伤害重视不够，这些产妇大多都没有做手术修补瘘管。
每有一名迪娜，就有几百名玛哈苞巴·穆罕默德。玛哈苞巴出生在埃塞俄比亚西部，身材修长，肤色浅棕，一头细卷长发系于脑后。今天，多数时候她都能轻松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偶尔会自嘲地笑笑，但有些短暂片刻，往昔的伤痛会从她眼里闪露出来。玛哈苞巴出生在季马镇附近的一座村庄，从小父母离异，由姑姑抚养长大。但是姑姑并没有让她接受教育，平时把她当仆人般使唤。于是玛哈苞巴和妹妹一起逃到镇上，靠做女佣来换取食宿。
“后来邻居说能够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玛哈苞巴回忆道。“他用80比尔（相当于10美元）把我卖了。他拿到了钱，我却一毛也没分到。我以为要我到买主家工作，没想到他却强暴我、打我。他说他用80比尔把我买下来，不可能放我回去。我当时大约13岁。”
买主贾得有60岁了，他买下玛哈苞巴做二太太。在埃塞俄比亚乡间，女孩有时候仍会被卖去做工，或是给人做二太太、三太太，虽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玛哈苞巴希望大太太能温柔相待，不料对方却以打她为乐。“她总是趁他不在时打我，大概是嫉妒心作祟。”玛哈苞巴愤愤不平地回忆道。一时间，旧时苦痛涌上心头，她停顿了一会儿。
贾得夫妇担心她会逃跑，不准她离开房屋。她的确试了几次，但每一次都被抓回来，连吃无数记的棍棒与拳头，弄得全身一块紫一块黑，还流血不止。不久之后，玛哈苞巴怀了身孕，分娩将近，贾得放松看管，她终于在怀孕七个月时成功逃跑。
“要是留下来的话，可能会跟孩子一起被打死，”玛哈苞巴说。“我逃回镇上，但是当地人说要赶紧把我带回贾得身边，我只好继续逃，回到老家。但亲人已经不在了。我是别人的老婆，又大着肚子，没人愿意帮我。我想干脆跳河自杀算了，结果叔叔找到了我，让我住到他房子旁的一间小茅屋里。”
玛哈苞巴请不起产婆，只能试着自己生孩子。不幸的是，她的骨盆开口太小，胎儿卡在了产道里。这是少女生产常见的问题。七天之后，她陷入了昏迷，才有人请接生婆过来。那时，因为时间太久了，胎儿头部和玛哈苞巴骨盆之间的组织已经失去了血液循环并开始腐烂了。玛哈苞巴恢复意识时，发现胎儿已死，她的膀胱及肠子也失去了控制。她无法走动，甚至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神经损伤的后果，是瘘管常见的并发症。
“人们说这是诅咒，”玛哈苞巴回忆。“他们说：‘你受了诅咒，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你得离开。’”叔叔想要帮助她，但是婶婶担心帮助遭受上帝诅咒的人就是亵渎神明，力劝丈夫把玛哈苞巴带到村庄外头，让野兽吃掉她。叔叔内心天人交战，最后他给玛哈苞巴准备了食物和水，让村民把她移到村子边上的一间茅屋。
“接着他们把门拆掉，”她平静地说，“好让土狼来吃我。”果然到了晚上，土狼进来了。玛哈苞巴双腿动不了，她吼叫着，疯狂地朝土狼挥舞手中的棍子。一晚上，玛哈苞巴都在与把她团团围住的土狼生死搏斗。
她才14岁。
曙光初现时，她的求生欲望更强烈了。她明白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里。她曾听说邻村有个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往那个方向爬。一天下来，当她到传教士家门前时，已经半死不活了。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传教士连忙把她抬到屋里，救活了她。再次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传教士带上了玛哈苞巴，把她送进了位于城市边缘的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Addis Ababa Fistula Hospital）。
在那里，玛哈苞巴发现有几十名同病相怜的妇女。入院后，她接受了检查，沐浴，换上新衣服，学习如何清洗自己。瘘管伤员的腿部常有伤口，那是尿酸腐蚀皮肤造成的，经常洗涤能够消除这样的疼痛。医院里的女孩穿着夹脚拖鞋到处走动，聊天时不断有尿液滴下，医院职员开玩笑说这里是“水滩城”。地板一小时要拖好几次，而女孩们全都忙着交友聊天，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该医院由妇科医生凯瑟琳·哈姆林（Catherine Hamlin）经营，她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她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埃塞俄比亚的贫穷妇女，虽然历经危险又困难重重，却也改变了无数像玛哈苞巴这样年轻女性的人生。又高又瘦的凯瑟琳，头发已经花白，她平时热爱运动，热情，温柔——除了人们称她为圣人的时候。
“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不高兴地说，“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我是圣人，或是在做什么高尚的事情。我非常享受自己的人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要我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在帮助这些妇女。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工作。”凯瑟琳和已故的先生雷格·哈姆林（Reg Hamlin）于1959年从祖国澳大利亚来到埃塞俄比亚做妇产科医生。在澳大利亚，他们没碰到过一起瘘管病例，但在这里却时时碰到。“这些是世界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