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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瘘管一度也很普遍。曼哈顿曾经有一家瘘管医院，就在现在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 Hotel）所在地。后来随着医疗进步，这种疾病几乎消失了。在发达国家，哪还有女性会陷入四天的难产——早在难产之前，医生就会做剖宫产。
1975年，凯瑟琳和雷格成立了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医院坐落在山丘旁，是一组美丽的白色建筑群，中间辟有绿意盎然的花园。凯瑟琳是医院负责人，住在建筑群中央的一间温馨小屋里，她打算死后与丈夫一起长眠于此。凯瑟琳主持了超过2。5万次的瘘管手术，也培训了无数医生。她技术高超，不过依然有些病患由于身体所剩的组织不足以用来修复，只能帮她们做结肠造口术，把粪便从肚子上开的洞里取出来，储存在一个小袋子里，定时丢弃。手术后的病患还需要持续看护，于是她们被安置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玛哈苞巴就是其中之一。物理治疗后她能够再度走路了，但还得接受结肠造口术。即便如此，一恢复行动能力，凯瑟琳就让她在医院工作了。起先玛哈苞巴只是换换床单被套，或是帮助病人洗澡。但是医生们渐渐发现她聪明伶俐，又急切地想要做更多事情，就给她安排了更多任务。她学习读书写字，进步神速。她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今天，如果你拜访那家医院，很可能会看到玛哈苞巴——而且是穿着护士服——她如今已晋升为高级护士助手了。
修补一个瘘管，大约要花300美元，而有九成左右是能够修补的。但是得了瘘管的大部分女性都是贫穷的乡下妇女，从来没看过医生，也没接受过医疗救助。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刘易斯·沃尔（L。Lewis Wall）马不停蹄地到处办活动，呼吁在西非设立瘘管医院。他估计，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万～13万的瘘管新病例。12
玛哈苞巴在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的空地上。
（拍摄：尼可拉斯）
这些年轻的女性——通常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少女，一般患病后就会认定生命已经无望了，而不会去主动就医。她们因为身上散发排泄物的恶臭而遭到丈夫遗弃，或者像玛哈苞巴一样被隔离。最后，不是饿死，就是因产道感染扩散而死。
“瘘管病人是现代版的麻风病患者，”在瘘管医院与凯瑟琳共事的英国助产士鲁思·肯尼迪（Ruth Kennedy）说。“她们无依无靠，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到。这些妇女因为身为女性而被社会遗弃。要是男人碰到这种状况，就会有来自全世界的基金和补给品。”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在采访了凯瑟琳后，非常受触动，后来亲自参观了瘘管医院，还捐钱盖了一间新病房。然而，即便如此，孕产妇得到的关注依然很少，因为那些受到伤害或死于伤害的妇女，几乎一出生就受制于三项不利因素：身为女性、身为穷人、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女性在发展中国家遭到边缘化，”凯瑟琳表示。“她们是消耗品。”
的确，在贫穷国家，甚至连男性都缺乏健康护理。世界有11％的居民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得了世界上24％的疾病——而世界健康护理的花费中，只有不到1％是用来治疗他们的。其中孕产妇护理特别受到忽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足够的资金。
2009财年，小布什总统竟然提议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孕产妇和儿童护理方面的经费降低18％——也就是说仅剩3。7亿美元，平均下来每年每名美国人约1。2美元。
保守派强烈反对强制堕胎，自由派激烈争取堕胎权利，但是女性因难产而死的问题，一直缺乏群体的支持。民众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可以算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工作的缺失。每天有数量相当于五架波音747乘客数量的妇女死于分娩，但是新闻几乎从来没有报道过这项议题。如何解决？我们应大声疾呼，领导起全球产妇拯救运动。现在，美国人花在孕产妇健康上的经费，还不到军事经费的0。05％。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5年有53。6万名妇女在怀孕或分娩时丧命，这样的死亡人数30年来几乎没有退减。儿童死亡率已大幅下降，人类的寿命已延长不少，但是生育的致命程度依然跟以前几乎一样——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孕产妇死亡。
孕产妇死亡有99％发生在贫穷国家。最常见的衡量方法是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即每10万个活产当中，有多少名产妇死亡。不过统计数据通常非常贫乏，只能概略地估计。爱尔兰是世界生育最安全的地方，孕产妇死亡率是1/100000。美国有较多女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护，孕产妇死亡率是11/100000。相较之下，南亚（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是490/100000，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900/100000，而塞拉利昂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达2100/100000。孕产妇死亡率所计算的是单次怀孕的风险，而贫穷国家的妇女一生怀孕多次，因此统计学家也计算了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世界上终身风险最高的是西非国家尼日尔，该国妇女死于分娩的概率是1/7。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22。印度虽然建了那么多宏伟壮丽的高楼，一名印度妇女的一生，依然有1/70的概率死于生产。相较之下，美国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4800，意大利是1/26600，而爱尔兰只有1/47600。
由此可见，贫穷国家孕产妇死亡终身风险高于西方国家1000倍，这真应是一项国际丑闻。更糟的是，这样的差距还在一天天地拉大。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在1990～2005年之间，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但是非洲的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小。事实上，由于人口越来越多，死于生育的非洲女性人数，从1990年的20。5万人升高至2005年的26。1万人。
孕产妇伤病（分娩时所受的伤）比孕产妇死亡发生得更加频繁。死于生育的妇女，与承受瘘管或严重撕裂伤等重大伤害的妇女，二者比例至少是1：10。不安全的堕胎每年造成7万名妇女死亡，另外有500万名妇女严重受伤。照顾那500万名妇女的经济成本，估计每年是7。5亿美元。证据显示，妇女若死于分娩，她的孩子早夭的可能性也大。
坦白说，对于列出一堆数据我们相当犹豫，因为就连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也没办法激发世人采取行动。越来越多的心理研究显示，统计数据会让人愈看愈麻木，鼓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反而是个人的故事。在一项实验里，研究对象被分为几个小组，研究者请每个人捐助五美元来减轻国外的饥饿问题。第一组被告知捐款会送给马里的一名七岁女孩罗琪雅；第二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帮助解决2100万非洲人的营养不良问题；第三组跟第一组相同，被告知捐款会送给罗琪雅，但是在这一组里，还加了一些统计数字带出了全球性的饥荒问题。结果显示，人们捐助罗琪雅的意愿，远大于帮助2100万个饥民。甚至第三组，也降低了大家帮助这个女孩的意愿。
另一组实验，要求实验对象捐助一个3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来对抗癌症。一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拯救一名儿童的生命，另一组被告知捐款会用来拯救八名小孩的生命。结果，拯救那一名小孩的捐款，几乎是后者的两倍。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实验反映出我们的良知和伦理系统是基于管理个人故事的大脑，而非管理逻辑和理性部分的大脑。实验对象若被要求先解决数学问题，在激活了掌管逻辑那部分的大脑之后，他们的确不会那么大方了。
因此，我们宁愿放下统计数据，来讲讲席米·西佳耶（Simeesh Segaye）的故事。如果有更多人认识这位待人温柔、声音轻柔的21岁农村女孩，我们保证“孕产妇健康”会一下子成为他们的首要之务。我们第一次看到席米时，她正躺在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主病区尽头的病床上。她跟我们讲起她的故事，助产士鲁思·肯尼迪替我们翻译。
上学时，她曾读到八年级，这在埃塞俄比亚乡下是很了不起的事。她19岁结婚，发现怀孕时欣喜若狂，她的女性朋友们也都来道喜，祝愿她生个男孩。
没想到进入分娩时，胎儿却出不来。难产了整整两天之后，席米几乎不省人事。邻居花了几个小时把她抬到最近的公路上，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巴士。他们把她放上车，巴士又花了两天时间才抵达最近的医院，这时已胎死腹中。
出院后，席米回到村里疗养，身体好转时却发现自己瘸了，身上还不停地散发着恶臭，流出尿液和粪便。她如遭晴天霹雳，觉得丢脸至极。父母和丈夫攒了10美元的车费，想把她送回医院修补瘘管，可是上了巴士，其他乘客一闻到她身上的气味，都嚷嚷：太没道理了！我们也付了车钱——你不能逼我们忍受这样的臭味！叫她下车！
巴士司机把10美元还给席米，赶她下车。修补瘘管的希望就此破灭。后来丈夫抛弃了席米，父母虽然支持她，还是盖了一间独立的茅屋给她住。就连他们也受不了那种气味。每天父母都会把食物和水带给她，安慰她几句。席米住在那间茅屋里，孤单，羞愧，又无助。一项调查显示，九成的瘘管病患曾经考虑过自杀，席米也决定一死了之。她变得忧郁，麻木，分裂。得了抑郁症的人有时候会回到胎儿姿势，席米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她几乎完全不动。
“我把自己蜷成一团，”她说，“两年来都是这个样子。”一年有一两次，她父母会将其带出茅屋，但是其他时候她躺在地上躲藏起来，只求一死了之。她几乎不吃不喝，因为吃得越多，就有越多的排泄物从大腿流下来。她开始慢慢绝食。
席米的父母不是不爱女儿，但不知道这种病能否治好，更何况也没钱治病。席米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她很少说话，只是躺在茅屋里等死。两年来，父母心如刀割地看着女儿受苦，最后下定决心把牲畜卖掉——那是他们所有的资产。由于没有巴士愿意载她，他们付了250美元雇了一辆私家车，花一天时间到了伊尔加阿莱姆市的医院。
医生发现席米的病情太过复杂，把她转诊到瘘管医院。当瘘管医院的医生向她保证能够解决她的问题时，她很受鼓舞。她开始走出阴影。起先还只是遮遮掩掩地轻声细语，渐渐地她重新与周围的人互动起来。在医生帮她修补瘘管之前，还有其他问题必须先解决。有整整两年席米躺在地上缩成胎儿的姿势，腿部已经萎缩、弯曲。她动不了双腿，更不用说伸直，而且她也虚弱得无法用脚支撑身体。医生们给她补充营养，做物理治疗，期望能让她伸直双腿。
后来医生发现她有七厘米的耻骨联合关节不见了，显然是遭到了感染。医生给她做了结肠造口术——由于忧郁退去，席米已能敞开心胸接受这样的治疗；经过无数次漫长又痛苦的物理治疗之后，她终于能够再度站起来了。后来她的脚患了应力性骨折，又在医院接受了密集物理疗法。几名已康复的病患帮她按摩，在疗程中协助她。她们总是很小心，只要席米疼痛难忍，就会立刻停止。经过月复一月的艰辛治疗，席米终于能够伸直双腿站起来，最后她甚至可以自行走路了。同样重要的是，她恢复了自尊以及对生命的热情。待到恢复力气，外科医师给她做了瘘管修补，后来她完全康复。
席米·西佳耶在瘘管医院，弯曲的双腿已经动弹不了了。
（拍摄：尼可拉斯）
像席米这样的女性几乎被世界遗忘了。但是几十年来，有一名美国医生一直在带头呼吁大家关注孕产妇健康。患了致命退化性疾病的他，身体逐渐衰弱，但依然为降低生育死伤人数而奋斗不休。
治疗国家，而不只是病人
艾伦·罗森菲尔德（Allan Rosenfield），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镇长大，父亲是波士顿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曾被美国空军指派到韩国服务。在韩国期间，他每周末去地方医院做志愿者。病房里的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韩国的乡村妇女在生育时承受了很大痛苦，其严重性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回到美国后，艾伦还是无法忘怀那些默默受苦的人。
韩国的经验使得艾伦对于贫穷国家的医疗需求问题深感兴趣。他后来听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有一所医学院有职缺，就提出了申请。1966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克莱尔到达拉各斯，夫妻俩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尼日利亚的情况，尤其是生育计划及孕产妇护理方面的情况，让艾伦大为惊讶，也疑虑重重。
“我开始觉得我们给予的护理模式不适合尼日利亚，”他回忆道。那次在非洲的亲身经历，开启了他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终身兴趣。他开始致力于预防疾病，而不只是等着病人上门。在西方，我们往往认为疾病和死亡是医生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健康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公共卫生专家。公共卫生的解决模式包括天花接种计划，拯救腹泻婴儿的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液治疗法（ORT），以及鼓励车辆安装安全带与气囊的推广运动。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也同样要考虑到公共卫生的观点——减少意外怀孕及提供产前护理，好减少紧急医疗危机事件。
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医疗完全无关。比如说，一个不落窠臼减少怀孕的方式，就是为女生提供校服，这样她们就会在学校待得久一点——也就是说她们会延迟结婚和怀孕，直到她们更有能力生育。一项南非的研究发现，每18个月给女孩发一次价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够提升她们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因此也会大幅降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