堑难芯糠⑾郑�18个月给女孩发一次价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够提升她们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因此也会大幅降低她们怀孕的次数。
艾伦·罗森菲尔德努力把实务医学与这种公共卫生观点结合起来，成为孕产妇健康领域的社会企业家。艾伦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尼日利亚的服务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队”（Peace Corps）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一样。但面对周遭的强烈需要，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请了一份泰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妇俩在泰国待了六年，组建家庭、学习泰语，并全心爱上了这个国家。然而，泰国海滩之美跟孕产妇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别。此外，子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丸只有医生开了处方才能拿到，这表示99％的民众无法采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于是艾伦与卫生部共同研拟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让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也有权开处方。首先，他列出一份问题清单，让助产士在询问妇女时有个参考，能够迅速开出处方；不好判断的，则转诊医生。很快，该方案在全泰国3000个地方正式实施，最后助产士也有权帮妇女安装子宫内避孕器了。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方法的颠覆性。但是在以前，内科医师严加守护他们的特权，如果谁把医疗责任托付给微不足道的助产士，那简直是异端。
艾伦·罗森菲尔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
（拍摄：坦尼亚·布拉甘蒂）
“这个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如果在今天，要审核这样一个方案一定很麻烦，”艾伦说。“但是当时我单枪匹马，反而可以这么做。”他的事业轨道已经定型，即致力于妇女生育安全的公共卫生工作。1975年，艾伦搬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发展了该领域的全球同盟网络，并在1985年与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联合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全球卫生议题方面处于最前线的英国期刊《柳叶刀》上。文章里提出：让人费解的是，健康专业人士、决策者和政客们对孕产妇死亡的关注太少了。全世界的产科医生在这方面尤其玩忽职守。大部分产科医生疏于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游说相关机构推行重要计划、调整先后顺序，而是把焦点放在强调高科技的次专科上。
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球孕产妇健康的倡议运动，同时艾伦也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1999年，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艾伦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为推动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锋。
渐渐地，艾伦不只把孕产妇死亡当成公共卫生的焦点议题，也把它当成人权议题来处理。“光靠技术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是不够的。”艾伦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作为基本人权，孕妇应能安全生产并得到悉心护理。我们必须利用人权‘体制’，亦即法律、政策和习俗，约束美国各州根据条约履行义务。”
最早前往国外时，艾伦算是开路先锋，但是目前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已经赶上来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连全球健康护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忆道。“我那时是特立独行，但是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想要投身这个领域。”在今天的医学院里，全球公共卫生是个热门议题。在哈佛医学院里，像保罗·法默这样把精力主要投注在经营海地和卢旺达的医院，而不是位于波士顿那间办公室里的医生们，都很受学生崇拜。
艾伦的人生在2005年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他被诊断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及重症肌无力，这两种疾病都会影响运动神经。他原本是体育健将，热爱户外活动，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瘦弱。他体重下降，走路及呼吸都有困难，后来医生建议他坐了轮椅。他担心成为家人的负担，但还是每天工作，甚至参加国际会议。2008年1月，在出席“国际妇女健康联盟”宴会时，他几乎动不了了，但仍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深得世界各地景仰者的尊崇。2008年10月，他撒手人寰。
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目前在50个贫穷国家拯救生命。我们顺路造访尼日尔东部津德尔地区的一家诊所时，就亲眼目睹了该组织带来的影响。尼日尔是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终身风险最高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10名妇产科医生，而在乡村地区能找到任何一种内科医生就很幸运了。看到来了两个美国人，津德尔诊所的医护人员又惊又喜。他们开心地带我们参观，甚至还带我们去看了怀胎十月的孕妇拉玛多·伊索弗。她躺在担架上，大口喘着气，身体抽搐着。她抱怨自己快看不见了。
诊所里唯一的医生是尼日利亚籍的欧本德·卡约德（Obende Kayode），他因尼日利亚对外援助计划而被派到该诊所驻诊（如果尼日利亚可以把医生送到国外作为一项国外救援，美国也行）。卡约德医生说，拉玛多可能患有子痫前症。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怀孕并发症每年让约5万名妇女丧命。拉玛多需要剖宫产，一旦婴儿出世，痉挛也会停止。
拉玛多37岁，育有六名子女，在这家小医院的等候室里她的生命日渐消逝。“我们刚才打电话给她先生，”卡约德医生说，“等他提供医药和手术材料，我们就能手术。”
原来，这家诊所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和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为了根除孕产妇死亡而在尼日尔安排的试验性计划。因此，剖宫产所需的全部材料被收藏在密封塑料袋里，只有支付42美元才能使用。这已算改善不少了。之前家属要跑遍整个城镇，这里买绷带，那里买纱布，还得买手术刀，加起来花的钱更多。不过，要是凑不出42美元呢？
那她可能会死掉。“要是家人说他们没钱，那事情就严重了，”卡约德医生承认。“有时候你会帮忙，期望他们将来还钱。一开始我帮了很多人，但是后来他们没还。”他耸耸肩说，“这要看心情。如果医护人员觉得没办法帮了，那你就只好静观其变。有时候孕妇就这么死了。”
即便如此，诊所的医护人员还是不希望拉玛多在我们面前死去。护士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擦洗她的腹部，然后一名护士给她打脊髓麻醉。拉玛多躺在轮床上，呼吸沉重不均，全身动也不动，看来是昏迷了。卡约德医生走了进来，快速切开拉玛多的腹部，举起一个有点像篮球的大器官，那就是她的子宫。他小心地把子宫切开，捧出一名男婴，交到护士手上。男婴相当安静，没办法立刻辨认是否活着。卡约德医生缝合完子宫，又把它放回腹部缝好。整个过程中，拉玛多一直昏迷。20分钟之后，拉玛多醒了，虽然看起来憔悴无比，但是已不再痉挛或呼吸困难了。
“我很好，”她挤出这几个字。护士把男婴抱过来——现在他正在尖声哭号，充满了生命力。拉玛多面露喜色，伸手把宝宝接了过去。这一幕真像个奇迹，也再一次表明如果我们把孕产妇健康列为首要之务，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尼日尔沙漠中央一间设备不佳的手术房里，一名医生和几名护士让一个妇女起死回生，也拯救了她的婴儿。艾伦·罗森菲尔德遗留人间的公共卫生组织与精神，又多拯救了两条生命。
第七章 妇女为何死于分娩
假若男人因生育而丧命，世人会袖手旁观吗？
——联合国副秘书长米基罗（Asha…Rose Migiro），2007年拯救母亲性命的第一步，是要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孕产妇死亡。昏厥、大出血、疟疾、堕胎并发症、难产或败血症都可能直接导致死亡。但是在这些医疗解释的背后，还有社会学及生物学因素。让我们来看看普鲁登斯·蕾茉蔻诺（Prudence Lemokouno）的故事。
我们在约卡杜马（Yokadouma）的一家小医院发现了躺在病床上的普鲁登斯。约卡杜马位于喀麦隆蛮荒偏僻的东南部。遗传学证据显示，20世纪20年代艾滋病病毒首次感染人类的案例，大约就发生在这个地区。24岁的普鲁登斯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穿着破旧的红格子洋装，挺着大肚子，下半身用被单盖着。由于剧痛难当，她不时紧抓着床沿，但从没大声喊出来。
普鲁登斯与家人住在75英里之外的村里，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产前健康检查。生产时，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产婆过来接生，没想到普鲁登斯的子宫颈堵塞，胎儿出不来。阵痛三天之后，产婆坐到普鲁登斯的肚子上蹦来蹦去，导致她的子宫破裂。最后，家人雇了一名男子骑摩托车把普鲁登斯带到了医院。主治医生叫帕斯柯·皮皮，他很清楚普鲁登斯需要紧急剖宫产，但要收100美元才愿意动手术，而普鲁登斯的丈夫和父母说他们只能凑到20美元。皮皮医生认为他们在说谎，他们可以凑到更多。也许医生说得没错，因为普鲁登斯的一个堂兄有一部手机。如果她是男人，家人大概会卖掉家产凑够那100美元。
普鲁登斯·蕾茉蔻诺躺在喀麦隆医院的病床上，无人问津。
（拍摄：那卡·纳撒尼尔）
皮皮医生个子矮小，但看起来很结实，戴一副眼镜，显得有些严肃。他说一口流利的法文，神情中明显地流露出对当地乡下人的厌恶和轻视。他在这里辛勤工作，对我们也非常友善，却在我们面前痛斥附近像普鲁登斯这样不照顾自己又没有趁早去医院的村民。
“甚至那些住在镇上、家就在医院旁边的妇女，还是在家自己生产，”他说。他估计，大体上只有5％左右的当地妇女来医院生产。他抱怨说这里没什么医疗用品，而且该医院历年来没有人自愿献血。皮皮医生给人一种愤世嫉俗的感觉——他痛恨那些妇女，也抱怨自己被卡在这么一个鸟不生蛋的落后地区。他对于妇女的需求毫无同情心。
我们其实是无意间来到这家医院的，既然来了，就顺道进去问了一下这个地区的孕产妇医疗护理情况。在听完皮皮医生“明智”地评估该区的情况后，我们在一间闲置的病房里看到了普鲁登斯。她的家人告诉我们，她在那里已经躺了三天，没有受到任何治疗——后来皮皮医生愤慨地跟我们说，只有两天。她到医院不久，胎儿就死了，此刻胎尸正在慢慢地腐烂并毒害着普鲁登斯。
“要是院方立刻治疗，我的孩子不会死。”普鲁登斯28岁的丈夫艾兰·阿沃纳边在妻子身旁徘徊不定边愤怒地说。他是公立学校的老师，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清楚地看到妻子遭受的恶劣对待，并对此备感愤慨。“求求你，救救我太太！”他恳求道，“我的孩子已经死了，请救救我太太！”
艾兰的抗议惹怒了皮皮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但他们还是尽量应对，在访客面前让患者死去，会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他们表示问题出在资源短缺上，而无知的村民们又不愿支付医疗费用，情况因此才会更严重了。
“在急诊案件中，病患家属通常是拒绝付钱的，”高级护士埃米利安·墨阿萨一脸不屑，看来她是个铁石心肠。“他们一转身就开溜了。”
然后皮皮医生表示，再不介入的话，普鲁登斯只剩几个小时可活了，要是他拿到剩余的80美元，就可以帮她动手术。我们当场同意支付剩余费用。接着皮皮医生又说普鲁登斯贫血，需要输血才能够撑过剖宫产手术。一名护士查了普鲁登斯的病历，说她的血型是A型Rh阳性。
尼可和摄影师那卡·纳撒尼尔互看一眼。“我是A型阳性，”尼可向那卡耳语。
“我是O型阳性——万能血型，”那卡悄声回道。我们转向皮皮医生。“要是我们献血呢？”尼可问，“我是A型阳性，他是O型阳性，这样的血能用吗？”皮皮医生耸耸肩表示可以。尼可和那卡拿出一些钱，请一名护士到镇上买来据称是全新的一次性针头，让化验室人员帮他们分别抽血。
普鲁登斯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母亲流下了喜悦的眼泪。家人原本以为普鲁登斯的命保不住了，但现在似乎突然有了转机。艾兰坚持要我们等到手术结束再离开。“要是你们现在走，”他直截了当地说，“普鲁登斯就活不成了。”
后来，埃米利安和其他护士又开始和普鲁登斯的家人争执，想向他们敲诈更多，我们过去调停后，又支付了一些。终于，护士把血袋挂上了，尼可和那卡的血液开始一滴一滴输入普鲁登斯的血管中。她几乎是立刻活了过来，并用虚弱的声音向我们道谢。护士说普鲁登斯的手术已经安排妥当，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晚上十点，我们问值班护士皮皮医生去哪了。
“噢，医生吗？他从后门回家了。他明天会动手术。应该吧。”看来皮皮医生和护士们决定给艾兰和普鲁登斯的家人一个教训，挫挫他们的锐气。
“但是等到明天就太迟了！”尼可抗议道，“普鲁登斯活不了那么久，医生自己都说她也许只能活几小时了。”
护士耸耸肩，“这就要听天由命了，由不得我们做主。要是她死了，也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差点想把她掐死。
“皮皮医生住哪里？”尼可问，“我们现在就去他家。”护士不愿透露。艾兰看得目瞪口呆，茫然地看着我们。
“快点说啊，你一定知道医生住哪儿，要不然晚上有紧急情况怎么办？”
这时，身为喀麦隆人的口译把我们拉到一旁，说：“这样吧，要是我们四下打听，一定能问到皮皮医生的住处，但如果我们现在就去他家把他拖过来，他大概会气到不行。也许他会勉强动手术，但你不知道他拿手术刀会做什么，而遭殃的是普鲁登斯。只能等到明天早上，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我们只好作罢，回到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