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地位的文化系统中来。这个军事制度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 １４ 世纪元朝急
剧走下坡路的总趋势：在蒙古军和汉军里，管理都极腐败、低劣，普通士兵
及其家属受到不可容忍的剥削。他们的反应是大批逃亡，或者拒绝参战，他
们不再是战士了。
匠户
匠户涉及的问题有所不同。元代括户对工匠又分为工与匠等不同种类。
在分类中有一些被定为生产中特定的专业，如制陶、冶炼、纺织染色、酿酒
及食油和盐的生产等。在汉语中工匠不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的熟练工人，比
如打鱼、作坊、食品生产等，但编制户籍时都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
简言之，这项制度并不是从汉语的概念或语言的用法中自然产生出来
的；这是蒙古人的概念，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分工的认识。特别明显的是在元
代这一制度下受到特殊优待的工匠的三个类别，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政府
的严密管理。对元朝统治者异常重要的这三类匠是建设工程的工匠、制作军
事器械的工匠以及为政府机构提供所需物品和为贵族消费生产奢侈品的工
匠。①这些工匠都受到特殊优待，免除赋役、奖励生活费、发放俸金，还得到
其他形式的物质支持。
对匠户的特殊优待使他们与其他普通户区别开来，这种情况与军户相
似。许多人都设法得到匠户的身份；实际上，匠户的数字不得不加以限制，
偶尔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能够胜任的。众所周知，在战争时期，蒙古军
队的战场指挥官们都接到严格的命令，要确认和保护各类工匠，那时其他的
人是会遭到屠杀或沦为奴隶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普通人都自称工匠，以
此逃生。因此，战时记载的工匠数字显然是夸大的。有的历史学家计算出在
官府作坊受雇的工匠数字在忽必烈朝大致为 ４０ 万人。①
系名匠户的既有色目人也有汉人。蒙古人早期征战中亚时，攻占了以工
艺而著称的城市不花剌和巴剌黑等，俘虏的工匠中有一些被带到了东方来。
但是，在中原的工匠大多数是从汉人中寻找出来的。对这些有技能的工匠进
行管理的行政机构规模相当大，是元朝政府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所谓系官工匠编隶于官府的各种局院，根据命令生产产品或建造房屋、
桥梁以及防御工事等。军匠隶于军籍不属民籍，他们主要生产武器、盔甲、
军车、攻城器械等。民匠属官府管辖，大多数属工部。显然他们之中包括了
很多行业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对于军事以及其他方面都十分重要。系官工匠、
军匠和民匠每年都要在一定月份里完成分配的任务，或是完成一定数量的工
作。之后他们就可以受雇于人或生产产品去卖。这一制度的很多细节还不是
很清楚，做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元朝制度下对于工匠的管理，清楚地反映了蒙古征服定居民族前工匠
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蒙古社会本身有限的有技能的工匠受到极大的尊重。
①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81—83 页。
① 鞠清远：《元代系官工匠》，载＇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第 234—246 页。
②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66—74 页。
突出的例子是铁匠，就军事保障来说，他们的技艺是很关键的。他们一般都
要随军队行动，同时也是战斗者。在蒙古统治中国的早期，要求来自西亚的
匠户和汉人居民提供一定比例的男人，这些人也可以去当士兵。①蒙古人在所
征服的社会中，不大尊重农民与学者，却尊重各种宗教专职人员。但由于工
匠阶层对于战争行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工匠特别受到重视。还有一
些有技术的职业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与急于想要的奢侈品又是分不开的，
诸如皮毛、纺织品、珠宝、皮革以及精工细作的金属制品等。所以，在进入
中原以前，蒙古人就已经习惯于像战利品那样给工匠们分类了。
在中国，这个组织和管理工匠的制度引起了腐败、偷漏以及其他形式的
不良行为。有一个来自社会基层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未来的明朝皇帝朱元
璋的家庭被定为匠户之一的淘金户。他们住在靠近现在南京的江苏南部，在
１４ 世纪时那里产不出多少黄金。他们曾经是职业淘金者，从含金的砂子中把
金子洗出来，被迫每年生产出一定数量的金砂上交政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
金砂来源，又逃避不了这类户籍的划分及其义务，只得拼命租田来种，以便
用农产品在市场上换到黄金。但是由政府保护的商人为了榨取更多的钱，控
制了黄金的价格。朱家的家长像其他许多情况类似的人那样，决定带领全家
逃到长江以北的淮河地区。在那里，作为外来户的他们很容易被抓和被判刑，
也很容易遭到租给他们地种的地主的剥削，于是他们被迫在由于战争与灾难
而荒芜的闲地上劳作。
１３２８ 年朱元璋出生前其家庭两代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弊端。他
们一无所有，被迫不断地迁徙以求生存。这一处于绝境的贫困家庭的故事能
够重新讲出来仅仅是因为从这个家庭产生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否则，我们几
乎无法知道括户对于普通工匠的生活，或者更实际地说，对组成人口大多数
的农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如何，从我们知道的这一点点情况就强
烈地说明了这个制度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它从经济上说是不明智的，从社会
上说也不公正的。如果说这些特性在十三四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史中并不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它们在元以前以及元以后的中国社会史中却是很突
出的。
奇怪的是，曾在自己的家庭中亲历了这个制度的不平等并做了明显努力
来改善中国最贫困农民的生活的这位明朝皇帝，却依旧保留着世袭军户和匠
户这一元代的观念，力图将这些户分别注册，并世代固定在一定的职业上。
明朝没有实行像元代那样分类过细的户籍制度，他们主要实行四种分类：官、
民、军、匠。①只有后两类是世袭的，而不论对军户还是匠户，这一制度都没
能贯彻到底，不久军队或政府工程必需的人力就难以保证了。明朝创建者在
这点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可以设想元朝末期混乱的特殊环境使他无法取得在
正常条件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因此干扰了他的判断。
但在元朝时期，匠户的管理制度与军户的管理制度截然不同，因此二者
必须分开来评价。让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对于元朝政府来讲并不可怕，
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并不威胁到蒙古人的特权。在战争中拯救出的工匠
①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66—67 页。
① 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黄仁宇：《明代的
财政管理》，第 189—224 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 80 种户计的户籍制度，显然是受了元代
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的生命又重新付还给了征服者以及整个社会，并且是成倍地付还。广泛建立
的组织和所雇佣的大量工匠使朝廷随时可以应付战争，建设或重建城市，恢
复公共设施，并为精英阶层提供大量消费品。这一组织无疑有助于保留与发
展技能，保持工匠传统，并造福社会。当然，如果没有外族征服，这些人的
技能可能会更好地保存下来并广为传播，社会也会更加富裕。但在入侵已经
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对由于蒙古人重视工匠而使灾难有所减
轻这一点有所感激了。显然这加强了蒙古政权，同时也有助中国社会的继续
生存。
元代社会史的其他方面
城市
在 １２ 世纪早期金朝征服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经历了明显不同的
社会转变。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生态学上的区别总是要呈现出来。在整个国家
统一期间，这些区别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趋于弱化。１０
世纪以后，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同，还要加上由于外族侵略、战事的混乱、贸
易体系的改变，以及反映外族统治者利益的政府模式的改变等等所带来的区
别。１１２０ 年女真人的金朝对整个北方的征服是两个世纪以来混乱的顶点。它
加深了南、北中国的分裂，直到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蒙古人才最终征服南方，统
一了中国。
当蒙古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
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
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 １／３ 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
难以开展，陆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
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
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①但可能最多只有 ５０ 万居民。虽然它是当
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
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 １００ 万。①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
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 １０ 万，１１ 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 １００ 万人口，但
在 １２ 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１３ 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 １８．５ 万
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国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
多大城市，人口从 ２５ 万到 ５０ 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
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 １２９０ 年的统
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
册人口 １５０ 万，附近的常州路 １００ 万，嘉兴（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２２５
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 １００ 万到 ２５０ 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
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 ４５０ 多万人口。这些数字
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
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
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
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②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
中国贸易革命”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 ７５０ 年至 １０００ 年间中
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①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①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本的城市网》，第 30—36 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
的城市化做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② ＇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或其英译本。
和城市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出现而来的“贸易大膨胀”。③在蒙古占领之前的几
个世纪内过渡中的中国的那种发展，在 １１２５ 年后的中国北方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在宋朝的南方却迅速进行。为了回答城市、城市文化、贸易以及农业经
济的商品化这些问题，我们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元代中国的统一在多大程
度上使北方地区恢复了生机，元朝统治是否压抑了南方的经济。
蒙古人优待西亚商人的组织斡脱，给予他们贸易特权和为国家服务的财
政责任。在元帝国范围内，从波斯和地中海一直到中国和高丽都有斡脱商人
活动，他们或许为当时的中国长途贸易更加国际化做出了贡献。斡脱特权究
竟是扰乱了中国的贸易方式，还是全面发展了中国贸易，增加了中国财富？
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给予完整的回答。①人们普遍认为，元代中国的斡脱是蒙古
霸主的一个卑劣共谋者，蒙古霸主把从汉人身上榨取来的资金借给他们，资
助其不可告人的、伤害政府与人民的活动。居于高位的蒙古人与色目人确实
是把钱借给了斡脱商人，斡脱离人又以高利贷形式转借给地方政府中那些完
不成税收任务的部门，或者是转借给有同样经济需求的个人，然后他们又依
靠与地方长官的关系收取债款。说斡脱商人们贪得无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一般人似乎把他们看作很多苦难的根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常常指出斡
脱商人“熟悉城市的各条道路”，而那里恰恰是经商的场所，他们残酷地运
用自己经商的技巧来充实他们自己及其蒙古主子的腰包。
关于元代大都、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有一些描写。杭州优美的景色、
温润的气候，以及她的奢华与娱乐，对蒙古、色目官僚以及宗教人士、商人
都有强烈的吸引力。闻名于宋朝最后几十年的巧夺天工的城市发展，并没因
为被征服而消失。①１２７５ 年至 １２９１ 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十分了
解。他称她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 １４ 世纪中叶这座
大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火灾，在元末内战中又几次易手。显然在有元一代她走
了下坡路。还没有其他城市显示出这种值得注意的发展。大运河的重新开发
无疑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工程不涉及江南段，即杭州至长江段，
但是江苏北部的运河要重修，一直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１３４０ 年以后
它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
于运河的重建，但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
大城市得以再生却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