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起来，重新整理讨论一下，然后出一本书，推而广之。当年我们到香港的酒店想要借一本《员工守则》都会非常艰难，自然不能让历史重演。霍英东也跟我说，中国这么多酒店，不可能全部请外国人管理。中国仅星级酒店就一万两千多家，这么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不可能全部派到外国去学习吧？
所以白天鹅宾馆应该给中国酒店业办点好事，作为一家大型国有的五星级酒店，我们也的确有责任和义务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让酒店从业者从中受益。
第10章 袁庚：蛇口拓荒人
【袁庚小传】
袁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
1979年，袁庚就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
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五十年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二十五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一百零六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最后李先念给袁庚批了一个半岛。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 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十五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拥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
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工业区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一开始，蛇口工业区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
1980年3月28日，蛇口工业区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三十一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十五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两千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五名董事当场落选。
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1992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十五年的蛇口工业区，此后，蛇口工业区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道《蛇口怎么了》，文内历数了蛇口的种种衰退。此文轰动一时，虽言辞过于武断，却也点出事实之部分。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周，蛇口工业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而今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和改革先锋身患老年痴呆症，已经很难连续深入地讲述他以前的故事。
下文为关于袁庚蛇口拓荒的故事。
蛇口海滨花园南海小筑A5号楼，是工业区1996年发售的连体别墅。这幢别墅二楼的一个单元，为袁庚离任后直到2006年4月初的寓所。大约六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一整套红木沙发均垫着厚厚的棉布垫，即便在炎夏也不例外。实际情况是，袁庚的身体越来越瘦弱，臀部肌肉所剩无几，在硬木沙发上一坐就会被硌伤。当年转战蛇口创造辉煌的大将军，如今即便在自己家里坐下来，也必须仰赖棉垫的保护。
2005年盛夏，在6月23日的袁庚保健体检表上，记录着如下数据：袁庚，男，88岁，身高170厘米，体重57公斤。事实上，连保健医生都有些惊讶袁庚身体机能各项指标的完好。人到老年越来越矮，1980年左右，袁庚的身高达到176厘米，体重足足70公斤。和他身体肌肉日渐萎缩相衬，袁庚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来回说着车轱辘话。采访时细节完全伸展不下去，只能谈个大概或是框框。“现在对他采访非常艰难，很多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问什么情况都要翻找资料，太可怜了。”
儿子袁中印的话流露出对父亲的爱护与怜悯。
“我现在是老年痴呆症的初期，记忆都被吃掉了。”袁庚逢人便讲，听上去有些戏谑和自嘲，但绝不显悲观色彩。“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对一个奋斗过、创造过的老人来说，他的记忆在别人的记忆里，他的生平在历史的讲述中，是用不着悲伤的。幸运的是，当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沙发上聊天时，他的记忆还能够随着回忆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方向延展。这大概是越是年代久远的事情越能记忆清晰的缘故吧！
◆临老受命
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1973年9月30日，无端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局工作，在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先是外事司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司副司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十一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负责签署的，并因此受到领导叶飞的赏识。1978年，已经六十一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临老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工作，“打开局面”。
同年6月，袁庚南下香港，到香港招商局调研。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扇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除了找招商局有关人员交谈外，他同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考察。在众多香港招商局干部当中，时任招商局副主任的梁鸿坤是袁庚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也是其多次实地考察的伙伴，后来梁鸿坤成了袁庚的得力助手。
◆求地蛇口
我当时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土地哩。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开发一平方公里土地，时价将近一亿人民币，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对一个资金仅有1。3亿元的驻港企业来说，太难了。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那么大的胆量。
2004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和袁庚聊天谈及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他再一次提起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只敢要蛇口2。 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三百亩这么一个范围。虽然心存遗憾，但他心里很清楚，争取到蛇口这一弹丸之地已经非常艰难了。
时光回溯到1979年初。袁庚发现招商局以前的经营范围太窄，其实可以搞一个工业区。而要搞工业区，地皮自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香港和澳门之行之后，袁庚把眼光转移到了广东省宝安县。于是便有了接下来求地的工作。
1979年】月31日上午，袁庚随同谷牧一起去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汇报工作。袁庚表示，要把香港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国内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李先念连连点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袁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总理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到李先念在地图的左上角，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三十平方公里！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着开发那一大片土地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另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三百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在李先念批示之后，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袁庚有力地说服了出席会议的有关同志。临近会议结束，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杀出血路
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十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好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
对李先念那么爽快批准自己的报告，给他一块地皮去冒险，袁庚本人是这样看待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冒险。这不仅因为招商局作为一个企业来单独开发一个经济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罕见的；而且还因为建设者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
袁庚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会议一结束，他就给北京的基础工程建设单位打电话，邀请众多单位于2月4日在交通部座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的承包等问题。这个时候的国营企业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大锅饭”，头头们还没有意识到把“老包”请回家对搞活企业的重要性，却多少意识到这个老头有一些大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运作模式。
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巨大的商机，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求合作的机会。袁庚决定带一些人过去看看，现场听听他们的意见。就在袁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上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始座谈承包、组织实施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正在全国汹涌澎湃。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在3月间，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时期的工作，依旧可以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来形容。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经交通部同意，张振声为指挥部负责人。在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即与习仲勋等同志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中央书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