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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塔似乎没有放弃给阿里巴巴介绍风险投资的想法，不久，他又给马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神秘地说：“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见，几天之后他会在北京见你。”
古塔说的这个人就是孙正义——日本软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互联网产业独一无二的造梦人，一个成就了无数人互联网梦想的人。
马云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之所以还是去了北京，多半是因为古塔的盛情，对于这样一个热心人确实没有多少人会有勇气拒绝。
到了北京，马云才知道他要见的人是孙正义，而且场面与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不是很多人等着要见马云一个人，而是孙正义和几个人一起见一大批等待风险投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头脑们。
看到这样的情景，马云自述他对这次见面没有抱多大兴趣。但他还是耐心地等到了向孙正义陈述阿里巴巴情况的时刻，这种耐心更多地来自于“既然已经从杭州到了北京，也就不差再等那一点时间”的想法。
而这种等待却得到了一个后来在阿里巴巴被称为“最经典的六分钟”的结果。
“原来我大概要讲十分钟左右，可是估计我讲到六分钟左右的时候，孙正义就从长桌子的那一头走过来对我说，他要投资我的公司。”马云说。
对于这种多少有点疯狂的场景——因为孙正义的这个决定最后导致了两千万美元流向阿里巴巴，马云的评价是“一见钟情”。他觉得其中的关键在于孙正义不是投资目标，而是投资人。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孙正义的投资存在很大失误。”马云评价孙正义的投资大幅缩水时说，“他投资的线路就是看人，而他看人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想不想做大事情。哪怕现在没有机会，只要他看人看对了，机会总是要靠人去抓的。孙正义通过资金抓住了人，所以即使现在没机会将来还会有机会的。”
因此，马云自认为孙正义之所以在六分钟内决定给阿里巴巴投资，是因为马云和孙正义是同一类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是相通的，通常我不用说很多他就明白我要做什么，更多的情况是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被后来的很多事实所证明。”
因为先前已经有了高盛等的五百万美元，短期之内阿里巴巴资金显得很宽裕。“管钱”的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对孙正义的投资有点不感兴趣。马云与孙正义在北京见面以后，他很高兴地跑去对蔡崇信说想找孙正义投资的时候，蔡崇信认为孙正义的投资可以先缓一缓。因为阿里巴巴的知名度和流量都在与日俱增，这时候对投资者来说是越早投资越好，而对创业者和天使基金来说，晚一些引入新的投资者，公司的总值就会大大增加，显然是有利的。
可是马云不这么认为。此时他已经深深地被孙正义所吸引，因此他觉得来自孙正义的机会是无法拒绝的。他觉得进入孙正义的投资圈，意味着阿里巴巴将进人世界顶级的互联网公司级别，在互联网公司都没有赢利的情况下，进入这个圈子就意味着机会。另外，马云认为想要阿里巴巴更快地成长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所以在有钱的时候多拿一点投资也不是坏事”。
蔡崇信几乎是被马云拉着去东京见孙正义，开始关于阿里巴巴的第二轮融资谈判。
2000年1月，马云和蔡崇信到东京孙正义的软银公司，与他就软银公司向阿里巴巴投资一事进行正式的谈判。相比以前的投资谈判来说，这次的谈判正式多了。马云与孙正义分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孙正义那一边是一大排人，但除了孙正义谁也不说话，这边只有蔡崇信和马云两个人，看上去多少显得有点势不均力不敌的样子。
就在这次谈判中，蔡崇信说出了后来在互联网界很有名气的“NO”。
“对孙正义说‘不’是需要勇气的，他是一个几乎让人无法拒绝的人，当时的互联网界他投资雅虎的故事已经让人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可能因为我们当时资金还是比较充实的，我对他说了三次‘NO，。”蔡崇信说。
“第一次是他报了一个价钱，我几乎没有反应就直接把‘不’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十分坚决。我说你报的这个价钱，我们根本不用通过董事会就可以否决，这不可能被接受。”孙正义的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计算器，被拒绝了以后他就用手指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算了一通，结果又报了一个价钱。这次蔡崇信说：虽然这个价钱听上去会好些，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接受。于是他又去按那个计算器，过了一会儿又报出一个价钱。就这样拒绝了三回，孙正义报出的价钱才落到马云和蔡崇信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于是双方达成了一致，资金的总额是三千万美元。
“可是回到杭州我们开了董事会以后，发现如果按孙正义的金额来计算，他的股份太多了。所以马云写了封电子邮件给孙正义，告诉他投资金额要减少到两千万美元，同时马云又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担任阿里巴巴的顾问。这对孙正义来说是一个破例，他原先是不担任所投资公司的任何职务的。对于这两个条件，孙正义也同意了。我想这是他投资经历中让步最多的一次。”蔡崇信说。
而对阿里巴巴来说，谈妥孙正义的投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孙正义的资金到位是在2000年3月10日。几乎就在孙正义的资金到位两周以后，纳斯达克指数就从最高点开始跌落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漫漫熊途。两年之中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无法得到任何投资，而阿里巴巴却始终处于粮草充足的状态。
◆洗手间里敲定八千二百万美元
“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是阿里巴巴成长的三年。”蔡崇信回忆说。在这三年里，由于公司的发展比较健康，因此虽然处于互联网的寒冬中，阿里巴巴却没有感到来自投资者的多少压力。“在这期间他们对公司的发展基本是感到满意的，除了让我们对费用进行控制之外，没有提任何要求。而我们对这个要求也是十分重视的。阿里巴巴的整个薪酬结构都控制得很好，同时人员还有大幅度的上升。发展的钱我们一点也没少花。投资者、公司股份结构在这三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
接下来的变化发生在2003年，马云当时在日本出差，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没有与孙正义见面。当孙正义知道马云在日本的时候，马云已经订好了回程的机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孙正义给马云打电话，让他来见一面。马云说自己订好了机票并且已经在路上准备回中国了。
可是孙正义说一定要见马云，请他务必不要走，让司机调头回他那里。
见了面，孙正义告诉马云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通过雅虎日本公司进军日本的C2C市场，通过种种经营手段与已经在日本经营C2C的eBay公司交上了手，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从B。y手里拿下了日本70％的C2C市场份额。他感到由于eBay在亚洲的经营手段与市场有一定距离，所以很想在中国通过阿里巴巴来进军这一市场，从已经被eBay收购的易趣手里拿下中国这一市场的份额。
“巧的是马云当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的。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马云认为C2C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以后，可能会产生出B2B类型的电子商务来。这对一直从事B2B的阿里巴巴来说是个威胁，他也正想对这个市场有所动作，所以两个人不谋而合，当即定下了进军这一市场的决策。”蔡崇信说。
但是C2C市场是一个需要烧钱的地方，网络公司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来吸引普通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站，造成人气，才会对开网上商店的小老板产生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易趣已经在这一领域里经营多年，所以后来者必须要靠广告来吸引人才能有生存的空间。阿里巴巴虽然当时已经进入赢利状态，但要支撑这样一个市场，尤其是要从易趣手中把市场争夺过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必须要增加资本，而这又会影响到资本结构。由于这个投资是必须由孙正义来做的，所以又存在一轮阿里巴巴与孙正义之间的谈判。
与第一次谈判一样，阿里巴巴出席的又只有两个人——马云和蔡崇信，而软银方面出席的又是一长排人，除了孙正义以外，软银方面其他所有的人同样还是不发言的。惟一不同的是，孙正义这次不摆弄计算器了。
谈判的时间是在2003年年初，当时马云和蔡崇信飞往东京，与孙正义就软银向阿里巴巴的第二次注资进行谈判。虽然已经是合作了三年多的股东与创业团队之间的谈判，但是“当时的讨价还价的程度还是不亚于第一次”，蔡崇信回忆说。焦点主要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孙正义在投入巨资之后是不是控股的问题，另一个是员工团队持股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因为有两个因素可以调节，一个是资金，一个是股份。但对孙正义来说，员工团队持股问题不好理解，因为在日本，所有公司的员工很少有持股的先例，而马云坚持必须通过股份来激励整个公司团队。在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一时间场内气氛显得比较僵。这时候，马云和孙正义不约而同地起来去上洗手间。
据马云说洗手间里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洗手间里，马云沉默了一会儿，对孙正义说：“我觉得八千二百万是一个合适的数字，你看怎么样？”孙正义也沉默了一下，很快答应说：“好，那就这么定下来。”
第25章 牛根生：创造“蒙牛速度”
【牛根生小传】
在近三十年的企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像牛根生一样给媒体和大众带来一次次的“意想不到”。2004年底，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了致力于公益事业的“老牛专项基金”，成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
牛根生是一个苦孩子，出生一个月就被贫困之极的父母以五十元的价钱卖给了别人。他从小随养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后来进回民食品厂当了一名洗瓶工，靠苦干升到车间主任。1992年得到郑俊怀赏识，担任伊利公司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牛根生做市场有特别的狠劲，而且很会体恤人。他读书不多，却天生懂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郑俊怀发奖金让他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他一转身就把这笔钱分拆成几辆低档车分给了部下。由于他分管伊利的市场营销与广告宣传，因此在媒体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识郑”。
1998年，郑、牛关系急速恶化，牛根生突然被免职，理由是“莫须有”。
第二年，牛根生就带着几个旧部筹集一千万元资金创办蒙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居民区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一共只有五十三平方米，月租金二百多元。蒙牛成立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是第11 16位。”牛根生有的是多年来在市场经营中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当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供应商利乐公司在中国推广“利乐枕”（那时候，国内牛奶包装主要采用“利乐砖”和“巴氏奶”），并愿意免费向牛奶工厂提供生产设备，伊利等大企业都不愿冒险，惟有没钱买生产线的牛根生敢于一试，不料想竟大获成功。到2001年底，蒙牛销售收入已突破七亿两千四百万元，成为国内第四大乳制品企业。2004年6月10日，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十三亿七千四百万港元。2005年，蒙牛已在全国十四个省级行政区建起二十多座生产基地。产品覆盖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所有地区。开发的产品有液态奶、冰淇淋、奶品等三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
“蒙牛速度”在中国企业界引人注目。CCTV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蒙牛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例如：荣获中国成长企业“百强之冠”，位列“中国乳品行业竞争力第一名”，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示范牧场”，并首次引入挤奶机器人，是中国乳界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头”；蒙牛单品销量居全球第一，液态奶销量居全国第一，“消费者综合满意度”列同类产品第一名，同时也是2003年香港超市惟一获奖的大陆品牌；蒙牛还是中国首家在海外上市的乳制品企业，并一举搞得“2004年最佳IPO”桂冠。
牛根生自称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其领导的蒙牛事实上与亿万消费者、千万股民、百万奶农及数十万产销大军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被人们称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由此也诞生了一段流传甚广的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哀兵必胜”
“我这样的人你们要吗？”1998年年底的一天，已经正式从伊利辞职的牛根生溜达着去了呼和浩特的人才市场，他站在一家公司的招聘柜台前询问来招聘的人。“你多大了？”对方问。“四十岁。”老牛回答。
“对不起，你这样的年龄在我们企业属于安排下岗的一列。”对方直言不讳笑着回答。
牛根生也并非真的想通过人才招聘市场找工作，老牛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看看如果离开了原来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乳业，他的价值还有多少被承认，结果发现从事了多年管理工作的自己在别的企业根本没人要。别的企业不要不等于老牛找不到好工作，有一家乳品企业得知牛根生辞职之后，老板马上找到牛根生，愿意出很高的薪酬邀请牛根生加盟。牛根生向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用我老牛的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人股，让我成为股东。”结果，这个条件把对方吓跑了。牛根生后来对他的部下说：“他们当时觉得我这个要求是痴人说梦！”后来有人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