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看到她这个样子，大家的逗乐目的就算达到了，谁也不会真的要抢看她的罐子。
一天中午，趁热娜古丽高兴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你的罐子里装的都是啥？
她回答说：我不说。
我再问时，她只说一个字：美。
我说：你有一罐子美呀！我看一下行不行？
热娜古丽说得快而坚决：不行。
离开库尔班家那天下午，热娜古丽到丰收三场小学念书去了。吐拉罕冲我神秘地招手，随后轻手轻脚地从箱子上取下饼干盒子，掀开盖子让我看。
我正犹豫这样做好不好——我担心热娜古丽知道这件事后会受到伤害。这时盖子打开了，我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知所措。
老实说，我并没看到特别的东西，几片形状不同的胡杨树叶，几枚纽扣，几块橡皮和硬币，一个用旧了的沙包，一个羽毛球，几根铅笔芯，几粒玻璃跳棋子，几根皮筋和几只蝴蝶标本……
这就是热娜古丽当生命一样看护的东西，是她的百宝箱，是一罐子美！
若不是亲眼所见，你几乎无法相信这一切。被一个10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如此看重的宝贝，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许看都不愿看一眼。而成年人津津乐道的重大问题，在热娜古丽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这就是差异或代沟。
站在一罐子美跟前，我惊讶得手足无措。
我多么期望每个人都能保存这样一罐子美呀！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一罐子美，对别人也许一文不值，对自己却贵重得要命。它只属于每个人自己，属于每一颗高尚而质朴的心灵。
一罐子美就是一个人全部的世界啊！
有这样的东西在身边，再远的路程再大的苦难也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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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人家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同班同学，初中三年总共六学期，我留了五次级；五五二十五，五四二十，起码三五一十五，一百五十个老同学总是有的。几十年后，回到厦门，集美的老同学聚在一起，有时也开玩笑地帮我计算老同学的名字，现在在哪里，当什么大医师、院长、教授、将领……各类专家。
“书读成这副样子！留这么多级！你每回还有脸借这么多书，不觉羞耻？”这是管图书出纳的婶娘骂我的话。
有时她干脆就说：“不准借！”
留那么多级还借那么多课外书，羞不羞耻？唔！不要紧的！
我只是烦！那些数、理、化、英文课本让我烦！不借书给我也烦！有没有脸借书这句话我至今好笑，借书还要脸吗？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七十年前四五岁时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都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几个京剧脸谱。
“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痛打。
世上多的是这号人：放下前头好景致不看，干脆转过身来，一肚子气，总认为过去的都好，如此的耽误时光，空耗了力气，靠回忆过日子，苦瓜当饭，黄连煮汤，以为是天下第一味道。
世上写历史的永远是两个人。比如，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
几十年过去了，年轻时代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我的经验是，碰到任何困难都要赶快往前走，不要欣赏摔倒的那个坑。
对社会要世故，对生活对自己当然要孩子气。
卡夫卡说要客观看待自己的痛苦。要有节制。
那年我在意大利开画展。我画了一幅六尺的兰花，几枝兰花叶子，比较抽象。意大利人很喜欢。有人问这张画卖多少钱，我告诉他，中国的办法是一尺多少钱，他就说，没有画的地方也要钱？我说，那就把没画的地方剪掉，光买画过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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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到一个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但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子——他晚上要去喝茶，从来不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泡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疗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志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招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电子书下载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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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的雨伞对有史以来第一个撑着雨伞走在伦敦街头的英国人来说，人生绝非美丽的玫瑰花园。这位名叫乔纳斯·汉纳的男士，是一名博爱主义者，时间是公元1750年。而雨伞广泛地为一般人使用，是大约30年后的事情，在这30年间，乔纳斯·汉纳先生不断受到路上行人的冷嘲热讽，诸如“要不就乖乖去坐马车，要不就依照神的旨意淋着雨走吧”。
雨伞在18世纪的英国无法普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男人大多佩剑。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不但雨伞是种可笑的东西，同时带着雨伞和剑走路也几近不可能。为了不被雨淋湿而撑伞走在路上的人，在他人眼中似乎成了卑劣小人。
到了19世纪，人们终于不再随身佩剑到处走，而是以手杖或拐杖取而代之，但雨伞的地位在彰显男子气概方面仍然差那些东西好几级。然而到了1852年，约克郡的男子塞缪尔·福克斯发明了我们今日使用的金属骨雨伞，并设计成可以紧紧卷起来，收进细长的套子里的样子。这么一来，要说那是带鞘的刀剑或手杖也完全不成问题，终于让那里的人们觉得接受雨伞应该也没关系了。
虽然只是雨伞，也有种种复杂的历史。可以想见最早在电车里听随身听的前人的劳苦。
伦敦最有名的雨伞店是斯万·艾德里·布里格父子店，这也是王室御用的店家。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在少数的英国人相信，尽力紧紧卷好的雨伞象征着绅士的尊严。他们每天早上10点就带着雨伞去敲布里格的门，只为了将雨伞送去清洗、熨烫并仔细卷好收起来。
布里格雨伞的设计绝对不会改变。简单来说就是浑圆有如覆碗的造型，虽然不适于情侣共撑，但一个人撑着就不太容易被雨水打湿。在布里格，约需9～10名工匠费时3个钟头，才能制作出一把雨伞。最便宜的尼龙款式大约15000日元一把，最高级的大约要14万日元。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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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梢人人都这么说，二姐姐是村子里顶漂亮的美人。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说不清楚。
我整天跟在她后头转悠，总是黏黏糊糊地缠着她。她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她干啥，我就干啥。娘就会吼我：“那点事用得着两个人？还不喂你的猪去！”
我心急火燎地喂下猪，赶紧又跑回二姐姐身边。娘又该叫了：“你慌的个啥！赶死去嘛！看把猪食撒了一地。”这时，二姐姐又会用手指头弹一下我的脑门儿。我很愿意她弹我的脑门儿，因为那并不很疼。
我爱听她笑。她笑起来的样子真是爱死了人：歪着脑袋，垂着眼睛，用手背挡着嘴角。那浅浅的笑声让人想起小溪里的流水，想起山谷里回响着的鸟鸣……每到这时，我便像受了她的传染，咧开我的大嘴巴，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吓得鸡飞狗叫。一听见我那放纵的大笑，娘和二姨就会申斥地吼我：“快闭上你那大嘴，哪个女子像你那样笑，真像个大叫驴！”
二姨是顶忙的人。村里哪一户人家发生了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几乎都离不开二姨。要是哪家聘姑娘、相女婿不是二姨经的手，她就像丢了多大的面子，三天见人没有好气儿。
不用说，二姐姐的婚事当然得由二姨经办。提了几家的小伙，二姐姐就是不应。可是，二姨干了一辈子说媒拉纤的营生，要是不让她过问这件事，可不就跟宰了她一样地难耐！尤其二姐姐还是她的外甥女，这就让她脸上更没颜色。
初一那天，二姐姐说是带我赶集去。临走前，二姨偷偷地把我扯到一边，趴在我耳朵上说：“大雁，赶集的时候留个心眼，看看你二姐姐都和谁个搭话来！”
唾沫星子从她那厚厚的嘴唇里不断地喷射出来，弄了我一耳朵，潮乎乎、热烘烘的。我什么也没有听清，大声地反问她：“你说的啥？”
她赶忙捂住我的嘴，把她的要求又说了一遍，还叮咛我不许露出马脚。她那鬼鬼祟祟的样子，给她布置的那个任务增加了很大的神秘感。那时候，凡是神秘的事情都让我觉得好玩儿。我答应了她，记住了她说的一切要点。
出了我们这个沟底，翻上了邻村的崖畔。我看见了人家搭在打麦场边的秋千。
二姐姐说：“歇歇脚吧！”
秋千架下的气氛十分红火。小女子们闪在一旁，想偷偷看看正在蹬秋千的小伙的风采，又扭扭捏捏地不敢看。小伙们推推搡搡，摩拳擦掌，有意地想在那些标致的小女子面前显露一手，一个个比着看谁蹬得高，恨不得把脚下踩着的那块木板蹬飞了方才解恨。
我一看，红了眼，“咋咱村就没人想着给安个秋千！”
二姐姐抢白我：“还不够你疯的嘛！”
我没顾得上回她的嘴。打秋千那热烈而惊险的游戏占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张着大嘴巴，看得眼睛直发呆。
二姐姐用手捂上我的大嘴巴：“快闭上你那嘴，看人家的羊肚子手巾飞进去哩！”她不乐意人家看见自己妹子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朝我们走过来一个小伙。我见过他，知道他。他是乡里的识字模范。大家都叫他三哥哥。他问我：“大雁，你想打秋千吗？”
我双脚一跳老高地说：“打！”
二姐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没羞！你见谁家女子打秋千呢！”
我看出她并没有真正地反对我，因为她那双使劲儿瞪着我的眼睛里，全是关不住的笑意。
我把脖了一拧：“我打，我就是要打嘛！”
“人家笑话你，我可不管！”
“谁要你管呢！”我怕她揪住我不放，赶紧跟着三哥哥就要走，却又忽然想起，“咦，你咋知道我叫大雁呢？”
二姐姐撇着嘴笑了：“你是有名的馋丫头，谁个不知道！”
对，二姐姐说的有点道理。
三哥哥才把我领到秋千架跟前，小伙们立刻围上了我，都说：“你莫怕，先坐在脚蹬板上，我们先带带你！”
怕？！
我才不怕呢！
我往脚蹬板上一坐：“来吧！”
先是三哥哥蹬着秋千带我。唉呀，我可真有点怕呢！秋千荡过来，摆过去，我的心忽悠忽悠地。我闭着眼睛，缩着脖子，不敢朝下看。两只手死死地攥着秋千索，担心它会不会断掉，或是因为我抓得不牢，“叭嗒”一下掉下去，摔成个肉饼子。
没有，一切都好好的。我的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手试着松开了一些，我发现我的身体好像变成了秋千的一个部分，哪怕只是用手轻轻地挨着秋千索，也绝不会忽闪下去。我从脚蹬板上站了起来，学着三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