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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１０个县委。为了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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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６日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有２０６名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还有１０２名列席代表，这时全省已有党员近３万人。我主持会议，蔡会文作政治报告。蔡会文是由中央军委派到湘赣省来的，当时他的职务是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治委员。会上我传达了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和有关决议。 中央局对湘赣省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并给予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建设、红军和地方武装工作，职工运动，扩大红军和苏维埃工作等７个决议案。提出要加强湘东南工作，扩大赣西南方面的苏区和游击区域，集中力量向北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我、甘泗淇、张子意、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和肖五仔７人为常委，刘士杰和李端娥为候补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张子意任组织部长。这次代表大会是在１０月２９日蔡会文等同志带来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指示信及各种新的决议文件的背景下召开的，主要情况：一是对照中央局指示信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大会开展了思想斗争，在所谓“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的口号下讨论了各种政治问题，并做出了有关的决议。二是在极力强调成份的气氛下，代表中工人代表近半数，２０６名代表中有工人９９人，贫农９４人，中农６人，知识分子８人，长湘区等白区代表１１人。 他们大多数在发言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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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精神”强于以前。三是突破了以往在会议上只做决议很少付诸行动的做法。在讨论扩大红军问题时，有２０多名代表当场报名带头参加红军，其余代表也保证每人发展３个新战士，妇女代表表示送郎当红军。这种精神立即传达了下去。在大会开会期间，永新一区一位区苏维埃政府主席１０多天内扩大红军４０余人。四是与湘鄂赣定了为期一年的革命竞赛条约，提高了党内的竞赛积极性。五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实行江西和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这实际上就是王明“左”倾路线提出的所谓“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口号。 但坚决保卫苏区的战斗精神还是主要的。在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前，大约是在８月初，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召开，到会代表有２００多人。会上是我作政治形势报告，张启龙作查田运动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法执行条例》等几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任副主席。第二次党代表和苏维埃代表会以后，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开展了工作。党代会第一次执委会期间，由湘鄂赣无线电转来中央政府关于战争的紧急动员令，会上决定省委只留下２名常委和２名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兼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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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其他所有常委、秘书、干事全部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开展各项工作，并配合省级机关巡视员组织了５个巡视团分赴各县巡视工作。１９３３年２月，中央作出了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决议是因为：一方面，王明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加速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路线在根据地内的推行，通过“反右倾”
、“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等手段，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另一方面，中央轻信了刘士杰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片面汇报。 刘士杰这个人虽是工人出身，但品质很坏，名义上是去中央汇报，实际上是向中央告了省委的状。 因为我们省委在当时虽然执行了一些“左”倾错误政策，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注意群众利益的。 因此，中央认为中共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于是在２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
《决议》指出：“为了要保证中央和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 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
，“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部长，张子意任宣传部长，以陈洪时、李瑞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工团党书记８人为常委”。
当时刘士杰没有到职，中央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并赴湘赣省执行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１９３３年４月，陈洪时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于４月下旬召开了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 会上，陈洪时传达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接着当众宣布对解除了职务的我和张启龙要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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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４月，我和张启龙被撤销了职务以后，新上任的刘士杰、陈洪时等人把“左”倾错误推向高潮，进一步造成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损失。６月初，任弼时、方维夏等相继被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工作。 中央指定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阻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湘赣地区的恶性发展。 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更加强了错误路线的贯彻，特别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加强反湘赣党组织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湘赣省委在路线上“左”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永新县城召开的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任弼时、刘士杰、陈洪时、谭余保等人组成新的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刘士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 这次代表大会对第二届省委的工作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并且重新批判了我、蔡会文和张启龙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
三、湘赣苏区的武装斗争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时，正值敌人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我们对湘赣武装进行了整编，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湘赣红军独立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七团，统归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 当时，虽然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已开始在湘赣根据地推行，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而我们湘赣又是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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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战略侧翼，因此，湘赣红军同中央红军一样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同敌人作战的。１９３１年年底，敌人集中了１０个正规师，连同地主武装共８万余人“围剿”湘赣根据地。 大敌当前，我们省委除在整个根据地实行战争总动员外，还组织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 同时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由冯建元任师长。年底，敌周至柔第十四师一个营协同永新保安队进犯里田，企图摧毁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 我红军独立三师奉命从莲花赶回永新，与河西教导队埋伏在里田以西傅家陇一带，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全歼了这股敌人，待周至柔率领十四师主力赶到时，战斗早已结束，我们省委也安全转移到黄岗。 以后还在莲花的九都、浯塘，永新的钱市街等地都消灭了不少敌人，而且每次战斗，我们红军都是主动出击，步步紧逼敌人，致使敌人无法在湘赣根据地立脚。在正规红军主动出击的同时，各县地方武装也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活动，帮助红军构筑工事、流动警戒、骚扰敌军、消灭地方反动民团，并取得了不少胜利。 从第一次党代会到１９３１年年底的两个多月中，全省地方武装缴获的敌枪在２０支以上。湘赣红军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
后，独立一师和各县地方武装都大有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湘赣红军，加速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及更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１９３２年年初，在永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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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湘赣省军区，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 同时在军区之下，设立了４个军分区指挥部，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三次“围剿”并打退敌人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以后，到１９３２年４月，进入湘赣苏区的白军除陈光中部尚盘踞茶陵外，其他地方已全部收复。 因此，我们的对敌斗争策略是，动员群众武装对敌取四面包围的形势，实行黑夜摸哨，四处打土炮，放冷枪等打法，使敌人不明情况只好固守工事不敢还枪，有时闹得敌人整夜不能安眠。 这实际上仍然是毛主席说的“敌驻我扰”。
当时湘赣红军主力独立一师、三师都集中兵力，找机会打击敌人的弱点，时常袭击敌人。独立一师在萍乡苏区的新店里，缴获敌危宿中部步枪４４５支，机枪２挺，将敌全歼。 部队还时常在交通要道口伏击敌人运粮、运物资给养的交通队，不断缴获敌人的枪支、油粮、服装，还缴过１门迫击炮。 有时，派出小部队晚上偷袭敌人的营地，也时常得手。群众则在敌人驻地附近实行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破坏交通。 但这些斗争也经常有失利的时候，当时分析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地方的负责同志总是希望部队快些打，没有将情报弄准确就向部队反映，部队领导也往往不加分析，轻信了这些报告，吃了些小亏。二是有些地方的同志有依赖部队的心理，正规部队不在时，就盲目把赤卫队、少先队不适当地长期集中起来，以致给养无法解决，群众武装又缺乏集中作战的训练，一遇敌情，反而把我们的人员打散了，发挥不了群众武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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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些地方工作不够深入，动员工作做得不够，致使骚扰敌人的行动只是敷衍了事，离敌人很远打几枪就跑回来了，根本收不到实际效果。四是有些地方坚壁清野工作不够认真，粮食没有很好埋藏，有的被敌人发现挖走，有的在敌人放火烧山时被烧掉。五是不少同志怕做白军的工作，这自然同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但未能认真动员群众去瓦解白军也是一个原因，倒是不少妇女自发地去动员白军拖枪反正。 即便这样，在１９３２年一个春季里连同白军自动投诚的在内，也获得步枪千余支。 另外，我们还组织力量对俘虏进行教育。 对于被释放的俘虏，发动群众给他们送猪肉、草鞋、花生慰劳他们，给他们演戏，鼓励他们到白军后再拖枪回来。 在这方面的效果倒是不错的。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都做了适当的工作，加强了思想动员，进行了深入的发动。湘赣省军区成立后，独立一师、三师在攸县的官田和茶陵芙江又打了两次胜仗，８月间打垮攸县官田敌军一个团，紧接着在茶陵高陇打跨陈光中部一个旅，两次共缴机枪４挺，迫击炮５门，步枪４００余条，给了湖南敌军以很大打击。 此后又深入泰遂间作白区工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和政治委员王震分别代理军长和政委。 同时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工作，调集了大批干部充实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力量，并将河西教导队扩大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还建立了一个兵工厂。又以茶陵地方武装为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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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个新的独立师，由谭家述任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八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往北路，策应红军进攻南昌、抚州。 八军于１０月初进攻分宜县城，与敌人一个团和一个旅硬战一昼夜，结果因敌人凭工事死守，增援部队赶到，以致未按计划攻下县城，只缴得敌人１０多条枪，我方损失３００多人，死伤连排干部３０多名，王震政委挂花，只得返回新余苏区休整。 这时又有敌五十二师一一旅由安福前来向八军进攻，又打了一天，毙敌３００多人，总算把敌人打退了，但没有缴到敌人１支枪。 这次战斗失利，实质上是王明路线强调红军打正规战，强攻敌人巩固设防的城镇所造成的恶果。红八军在北路活动约有半个多月，在回防途中捉到敌十八师一个叫张超的团长，了解到他这个团驻在新余，当即动员他写了一封信招该团开来苏区投诚。 但由于我军安排不周密，致使该团开到苏区边界时我游击队向他们开枪发生误会，该团又开回去了，接着就被敌十八师改编了。 这时八军由于战斗减员，加以战争失利的影响，有些士兵开小差请长假，新兵补充又暂时有困难，致全军实有兵员不足２００人，只相当于以前一个师的兵力，有１００来支枪无人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后，敌人又调集了近５０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重点进攻，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