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后，敌人又调集了近５０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重点进攻，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围剿”
，致使湘赣敌情更加严重。 进攻苏区的白军也开始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首先是盘踞苏区的陈光中部４个团，师部驻茶陵，并占据了高陇、潞水、腰陂、严塘、湖口、坑口等重要市镇。敌人在这些地方构筑４、５层工事，并经常出来骚扰，整个茶陵苏区只在高陇还有一部分。 但附近群众还能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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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５１８—
展与敌人的斗争，经常采取各种办法打击敌人，骚扰敌人后方，围剿敌人义勇队，捕捉回乡收租收债的豪绅地主，收效显著，群众反水的也很少。 豪绅地主不敢回乡，村里的红军公田，群众照旧将收获的谷子送到苏维埃政府。 几个月后茶陵苏区又恢复并扩大了。 攸县有敌王东原部一个旅驻扎。 自８月初红八军一师在官田打垮敌人一个团后，不久即有两个团的敌军向攸县苏区进攻，后来一个团驻峦山周家屋一带，一个团住柏树下。 萍乡城有敌陶广部一个团，芦溪驻有敌人一个团，宜丰驻敌十八师一个营，均筑有炮台。 但北路敌人比较薄弱，分宜、新余各县城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因而北路我军有新的发展，儒廷坊建立了７个新的苏维埃乡，逃跑的群众大部分又回来了。 安福驻有敌五十二师一个整师，１０月初并有一个旅进驻金田、洲湖一带，筑有炮台。 吉安、泰和之敌原系陈诚之一、十四、四十三师等，红军进攻抚州时，十一、十四师即调往南昌去了，１０月初又开回吉安，布置在沿赣江一带，后又调往乐安。 进攻遂川大汾一带的粤军均已退却，上崇是余汉谋部驻扎。 王东原部仍驻汝城、桂东，经常向上崇苏区边缘地区骚扰。 酃县城有陈光中部一个团。 总之，敌人各部均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并骗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修筑汽车路，扬言要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两手来对付苏区和红军。这一时期，我们主要采取游击战术，侧击敌人的辎重交通队，深入白区围歼地主武装，骚扰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粮道。为加强领导，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的进攻，蔡会文、肖克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湘赣。１１月，八军在吉安的天河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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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正式成立红八军领导机构，由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肖克任军长。 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使八军拥有３个师，５００余人。将原独立一师改编为二十二师，由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任政委；新独立师改编为二十三师，由杨茂任师长，谢国喻任政委；独立三师改编为二十四师，由戈勇任师长，胡楚父任政委。 同时，还抽调茶陵、萍乡、莲花等县的独立营各一部共６００余人，组成新的独立一师，由候梯云同志任师长，陈韶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时，整个湘赣苏区的武装除各县游击队外，有１个军，２个独立师，５个独立团和７个独立营，总共１３００余人，枪４００余支，为彻底粉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在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中，湘赣红军取得较大战果的战斗有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九度冲和棠市战斗。 九度冲战斗我们击溃了陈光中部六十三师大部和十九师、十五师各一部，缴获甚多。棠市战斗消灭了敌李觉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俘虏敌团长以下近千人。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持续时间比较长，前后达一年之久。 我们不仅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也促进了湘赣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在永新组成的。那时我已被撤了省委领导职务，分配在北路一带巡视工作，记得军团共辖有３个师，即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十六军改编的，师长高永生，政治委员温绵惠；十七师就是原来的红八军，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十八师是原湘鄂赣的十八军，来湘赣后编成的五十二团，师长严图阁，政治委员徐洪。 军团新成立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也没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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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７１８—
下宣布军团番号，只公布了师的建制，由第十七师的首长统一指挥。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好，各地方武装都有了新的补充，茶陵方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师。 永新中心县委所属各区都有区委书记或区苏维埃主席或委员带头参军，有的区领导干部动员和带动７０～８０人一起参加红军。七区送郎、送哥、送弟弟参军的有８０余起。 莲花县县一级干部有２０多人自动报名参军，并带动５人、１０人乃至一个排共同参加红军。同时动员离队回家的红军士兵归队，莲花县的棠市乡有４０名逃兵都动员回队了。 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省成立了兵工厂，可以修理坏枪，还可以用废弹壳制造子弹。 大多数县也成立了兵工厂，可以制造梭标、鸟枪等。
四、苏维埃的几项工作
省委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先后都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各级代表大会。 但开始时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时苏维埃负责人的能力一般都较弱，一切大小事情都还是由党委包办，甚至有的苏维埃简直成了党委的办事处，天天忙于打条子接待来往人员的事情。同时，各部负责人大多还兼有别的职务，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只有一两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下到基层巡视工作去了，有些问题不好研究解决。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召开了省苏执委扩大会议，专门对全省苏维埃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加强各级苏维埃的领导力量，工作才开始好转，并进行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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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新分配了土地A湘赣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３０年两次分田，但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的顾虑，以及我们的经验不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因此，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作出了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进一步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当时，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予以协助。 实际方法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斗争恶霸地主，然后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 那时，永新、莲花、吉安和茶陵大部分地区第一批重新分了土地。到１９３２年夏天，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萍乡、攸县等地也都分了。 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少的有半石田，多的有两石多，大多数地区都有一石田左右。 同时还留有红军公田和苏维埃公田。 红军及其家属都分好田，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较好的田地。但是，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生活出路，甚至还“驱逐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出境。 对富农打击也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因而扩大了打击面，树立了过多的敌人。到了１９３２年秋的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搞什么“查三代”
、“查五代”
，结果把一些贫农雇农查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了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也当成了阶级敌人。 记得有一个贫农，查成份查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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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７代，结果错划为地主。由于“左”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混淆了敌我界限，以致有些地方突出了农民内部的矛盾。 有些中农不满意自己分到的田，在查田中要求收回自己原来的田，或者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贫农、雇农不愿意交出自己分到的好田，因而反对重新分配，结果形成了中农与贫农、雇农的矛盾。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将分给富农的一些好田收回来补给中农。 如果大多数贫苦农民同意重新分配时，也准许重新分配，以便尽量团结中农，但结果又加重了对富农的打击，总难得圆满解决。２经济建设工作A湘赣省一开始只有一个经济财政部，当时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１９３１年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 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统一财政，对以前苏区的经济进行整顿，并对经济混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同时制定和实行了各项发展经济的政策。①税收。 过去苏区的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苏区内的土豪已经打完，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也很困难，因此我们省委和省苏认为要解决苏区的经济来源和困难，在发展其他经济的同时，必须在苏区内征税。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上地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税收工作，并组成征税委员会。 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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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 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地免征。 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②自办银行和造币厂。苏维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１９３２年１月通过自筹和入股的办法，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开始时，银行有资金２万元，通过号召群众储蓄入股，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后来发展到７、８万元的资金。 同时，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制造银洋、铜板和纸币。 据资料记载，仅银元就造了４万元。③发展商业。湘赣苏区地处两省边界，商业很不发达；大小城镇又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同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白区商人又不敢进入苏区做生意，这就是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这就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商业的发展工作：一是鼓励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做生意，从而得到白区的中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二是自办各种合作社，活跃苏区的商品流通。 到省第二次党代会后，苏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普遍建立，对苏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④发行公债，节约开支。 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单靠税收已不能满足了。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曾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记得有一次发行８万元短期公债，群众购买非常踊跃。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５０～６０元，永新县工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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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十几元，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买好几元，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２０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５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总之，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 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 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 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１９３２年将当时的株州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１００多名党员。 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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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左”
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ＡＢ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 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 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过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ＡＢ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ＡＢ团”
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