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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家与黄家的这门亲事；完全符合封建大家族门当户对的标准；而且外祖父一辈人还是战场上的哥儿们；据说亲事是李菊耦生前就安排好了的。张爱玲的后母也是大家闺秀；是光绪帝师孙诒经的孙女孙用蕃；杭州人；其父孙宝琦；曾两度出任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在北洋政府时期很有名气。 到了张爱玲懂事的时候；家族的巅峰期早已过去；她常年生活在父亲的大烟和后母的阴影里；笔下自是少有欢笑。 翻开张爱玲的小说；自然；那里面呈现的的确是一片苍凉的暗黄色———暗黄的景物；暗黄的人物；整个生活和人的心灵都是暗黄色的；那是她所生活的20世纪40年代；早已日薄西山的昔日王谢的颓废生活的写照。按说；张爱玲写写小说；换一下人名；记下那段生活的片断和感受；为后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留下一组在特殊车道上行驶的“老爷车”的生活轨迹；也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反正没有指名道姓。
殊不知张家的“血脉”大概天生就有叛逆细胞；他们的祖父张佩纶就总爱跟人家对着干；一生不知弹劾了多少封疆大臣；除了李鸿章；什么人都敢骂。张爱玲揭露得已经不轻了；尽管改名换姓；而世人仍旧把她的《金锁记》等小说当成真人真事来看。谁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面上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可怜兮兮；像个受气包；虽有一对大眼睛；流露出些许文气；然而更多的是忧伤；那还是在他姐姐看来；原本不该长在他那脸上；而应长在女孩子脸上的大眼睛。但是在暴露李家大宅门的笔墨上；弟弟的勇气竟超过姐姐一百倍——— 他把他姐姐书中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细心地作了“注释”；指出哪些故事影射李家什么事；某某人就是李家的谁谁谁；把他姐姐笔下的人物；与现实中的李家人；来了个一比一的“对照”；而且这些话当时是对一位台湾记者说的；后来都形成了文字；即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
这下就把李家生活中的活人；拉出了纸面；活像“文革”中被拖出来批斗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一来；不仅张爱玲成了“这算什么呢”；张子静也成了“这算什么呢”！ 这样一来怎么会不惹麻烦呢？李家人在背地里已将他们姐弟骂得一塌糊涂了；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还以为李家人不看书；不知道他们姐弟写书的事情呢！ 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说：“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和病态的事。在我的感觉里；这种阴影是我姐姐和我；以及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这一代人最沉重的压力。因为我们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
在讲到书中人物的“现实意义”时则写道：“1971年我姐姐在旧金山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也毫不避讳地表示；《传奇》一书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当时她仅简略提及《红玫瑰和白玫瑰》为证。在这一章里；我要印证‘各有其本’的例子则是《金锁记》和《花凋》。前者以我的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一家的生活为背景；后者写的则是我舅舅黄定柱的第三个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两篇小说的三条重要主线；都缠绕着肺痨、鸦片、蓄妾”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赞誉《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1941年11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这篇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经走进了《金锁记》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书中“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的家；‘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民国建立。
那时；小说的女主角七巧嫁给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已有五年；生了一儿长白；一女长安。小说的男主角姜三爷季泽才新婚一个月；妻子兰仙是个贤惠、贞静的女人。十年后；残废的二爷骨痨病故；曹家老太太也辞世；兄弟分家。七巧带了儿女搬出姜府；和姜家各房很少往来。‘但是隔了几个月；姜季泽忽然上门来了’，演出了那幕叔嫂调情；想向二嫂诈财竟被识破的好戏；两人从此撕破了脸；老死不相往来。七巧惟一的爱情幻梦；也就此魂飞湮灭。” 文章写到这里如果就此打住倒也无大碍；因为现实中的李经述离得太远；在1902年2月；也就是在李鸿章去世的一百天后；也撒手西归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实际上跟他不搭界；而主要影射的是他的三儿子李国煦夫妇的故事。搭到一点关系的是四儿子李国熊；还有孙子李家瑾即李玉良（小说中叫长白）、孙女李家瑜（小说中叫长安）。但是张子静没有打住；继续“对照”——— “《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叫李国杰；做过招商局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
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大奶奶玳珍）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杨崇伊之子杨圻则娶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女 “至于‘长白’琳表哥；他的号叫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个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在《金锁记》里描写他：‘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 “他受了‘七巧’的挑唆吸上了鸦片；把新婚的妻子‘芝寿’活活地丢在一边；让她心情悒郁；最后得了肺痨而死。她死后；‘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 “李玉良在家受‘七巧’的控制；在外面倒生龙活虎；结识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包括王亚樵的‘斧头党’。据他向我父亲说；他还伙同斧头党的人；帮了他伯父李国杰（小说里的‘大爷’）的一个大忙。 “招商局肥水多；李玉良在协助李国杰清除后患、暗杀赵铁桥之事上有功；当然捞到一笔钱供他挥霍。
他常来找我父亲聊天、吸大烟；就是在那件事之后。但坐吃山空；李国杰后来自身难保；李玉良断了油水；后来大概也没什么事可吹嘘；渐渐就不常来我家了。 “由于‘七巧’碎嘴；在家族中人缘差；两个孩子也都没教育好；李玉良销声匿迹；我也没有再提起他。他的下场如何；似乎也没人关心。‘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也许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为干儿子；戏称为这是他的‘干殿下’。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他叫我‘李家常’。他来我家时；只要我在家；父亲就会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对他们执以父辈之礼。 “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我姐姐在《金锁记》里写他第一次出场：‘那姜三爷姜季泽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季泽第一次向七巧调情；是七巧向他说：‘总算你这一个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来求你也留不住。’
季泽当着妻子兰仙的面；却笑着回答：‘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怎么见得留不住？’分家后没几个月；季泽手头拮据；去找七巧诈财；第二次对她调情但是他的调情没有达到诈财的目的；因为七巧太精明了。在现实生活里；李国熊平时花钱太随便；子女又多；家用越来越拮据；后来上海住不下去；就搬到北京去住。” 如此如此；白纸黑字；指名道姓；昭然若揭；真的是“生怕人家不知道”。
但要命的是，事情并不完全属实；有的地方简直相差太远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实生活中的“绢姑娘”不仅没有吞生鸦片自杀；而且与丈夫李玉良相处得很好；她为李家生了六男一女共七个孩子；一直活到1981年5月才去世；李玉良也活到1957年。而且他家的孩子个个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儿李道秉是电力高级工程师；江苏水电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的所长；二儿李道是福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福州铁路设计勘测设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者；老三李道是海军部队东海舰队兴国舰上的作训参谋；中共党员；老四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高级工程师；老五李道稜是国家城乡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人员。全家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吞生鸦片自杀”了呢？怎么说是“‘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这怎能不叫李家老人暴跳如雷呢？怎能不叫李家后代认为张家姐弟俩脑子有毛病呢？张爱玲姐弟怎能躲得过吐沫星子之灾呢？他们就该着成了李家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他们全然都顾不上了；时间是最有力量的；现在他们姐弟俩都飘然归道山了；他们都只留下了文字；没有留下子女；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小说；朦朦胧胧地有些真人的影子就可以了；尽管还是引起他父亲和舅舅大发雷霆。但是现在的人如果真把这些小说当做李氏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小说中的故事的确与事实相差太远。
现在我们已弄清楚了；张家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仅仅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但是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是李家后人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其实就是张爱玲本人；不也就是奋斗和崛起的一例吗？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站所以解放以后他能当上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所以说；当小说写；当小说读；不会挨骂；而要当真实的家族史来写来读；就要惹麻烦了。 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第37节 才女被胡兰成耍了个惨
张子静在1944年10月创刊的杂志《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也是《我的姊姊张爱玲》；据他说；这是他在过去五十年间发表的惟一一篇文章。文中写了他对姐姐的看法：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直到膝盖。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轻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张子静在五十年后把这段话又写入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的姊姊张爱玲》；文中写了当初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的故事；很能说明张爱玲的性格以及她的为人。当时是汪伪统治时期；青年们精神上都很苦闷；张子静的同学邵光定拉他一起办杂志；并且请他向他那已经很走红了的姐姐约份短稿。张子静写道： “（张信锦）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约了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太稳当。
一来我姐姐的性格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躲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完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为我们这个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叫破；我是她弟弟；听他几句排揎倒也无所谓；而让我的朋友邵光定当面难堪；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