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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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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
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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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
、“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
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
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
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
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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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
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
，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原》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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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
这件工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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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
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
我在５０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１９８０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
此文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载１９８９年２月２A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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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一些。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
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４００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
《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过的文章）
，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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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
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
，有着广泛的影响。
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
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
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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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
，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６０年代初的“反修”
，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
，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
，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
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拚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
，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
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
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
黎澍认为，个人专断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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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５０２
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