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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
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
，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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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
“相信群众”
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见解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４００人对《决议》草稿的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到过上述这样的议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
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好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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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７０２
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
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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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
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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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由来A
回顾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
，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引论”
，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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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５０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但是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１９５６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１９５７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增长速度低于１９５６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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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由来１１２
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
、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
钢从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万吨，煤从２亿吨提到４亿吨，粮食从５００亿斤提到７００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
，“树立积极平衡论”
，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
，“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
，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
的具体方法。
到了８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
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４０％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５０％以上。
１９６２年指标，钢变为１亿吨，煤为１１亿吨，粮食为１５００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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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４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
的意见。
７月１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交换）
、学（文化教育）
、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
８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
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