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对整个英帝国的军事垄断权。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帝国防御体制问题，
通过一战而得到了解决。这充分地表现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这次帝国会
议，英国和各自治领基本上以平等的地位讨论了帝国国防问题。会后，澳大
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参加了战时帝国内阁。
第三，通过战争，无论是澳大利亚或是其他自治领，打破了英国对整个
帝国外交垄断权。这是自治领取得民族国家独立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
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英国面对着自治领和印度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得不同意关于给自治领和印度以充分外交发言权的决议。所有这些都说
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同英国的关系在国防与外交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战后继续扩大与加深。
在1918年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加拿大的领导下
向英国提出它们有权作为独立国家和交战国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
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后来，英国和各自治领的部长们都作为
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紧接着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部长们代表各自
的国家加入了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内，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和
其他国家一样获得了托管权，如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的
托管国。从而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在以后的各种国际
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再不以“英帝国”或“英属自治领”的名义，而
是以本国的名义与会或签字了。
在这种背景下，1926 年在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强烈要求下召开了帝国
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自治领的地位问题，最后以《鲍尔弗报告》的形式反
映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报告对英联邦及其内部关系做了极为明确的表
述：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及其内部成员都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共同体，地
位同等，在它们的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都互不从属，但共同一致效忠英王，
它们在英联邦中是自愿联合的成员国”。这样，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平等地位
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在1930 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正式地接受了《鲍尔弗报告》关于英联邦成
员国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为1931 年帝国会议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
创造了条件。《威斯敏斯特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联邦成员国平等关系这
一基本准则确定下来。法案还规定，今后英国任何法律都不能用于自治领，
自治领的法律由自治领自己来制定。这是一战后英澳政治关系演变的总的背
景。
澳大利亚虽然取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主权，并有了自己独立管理的能
力，但它还不能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和控制。一方面是独立国家，拥有外交
与国防的独立权，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受到英国的影响与控制，这
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英关系的根本特点。尤其是在30 年代国际紧张关系出
现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进入30 年代后，战争乌云再一次在世界的上空密集起来。1931 年发生
了日本侵华战争，并开始把凶恶的目光投向南太平洋；1933 年，希特勒上台；
1935 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 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
协定；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德日意法西斯形成轴心侵略集
团，1939 年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
影响。同时，这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不能不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同时也
影响着英澳的关系。
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澳大利亚各党和联邦政府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
对外政策与国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是这样的两
个事实为根据的：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和国防自主权的国家；其次，
它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
得听从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同英国分割开来，
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联的。这就决定了澳国的军事计划必
须是英国的一部分。
在布鲁斯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创建了空军。斯
卡林当政时因经济大萧条废除了强制性军事训练，把军事预算压缩到微不足
道的数目，以便执行“节约”方针。1933 年赖昂斯上台，一方面经济危机已
基本控制，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均有了转机，另一方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
日本南下方针已见端倪，因此便着手制定重整军备的计划。总之，所有这些
都表明澳大利亚仅是一个有一定国防自主权的国家。
第二节澳大利亚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前各政党的对外政策
国防与外交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
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
亚的外交方针是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如
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
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当1938 年艾登辞去外交大臣时，澳大利亚
舆论又抱怨张伯伦错误政策，但联邦政府从未公开与张伯伦为难过。
工党这时的国标政策，可从1939 年5 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清晰地
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
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换言之，工党的国防方针是只顾自己的方针，
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当时有人就指出，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和中立
主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虚幻的。
在当时，只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建立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国防方针的正确性。
由于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各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
辩论。兰格工党领袖比斯莱在众议院辩论中提出澳大利亚退出国际联盟的主
张。他的这一主张被人斥之为“孤立主义”。工党新任领袖柯亭亦反对比斯
莱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认为一方面澳大利亚不能从欧洲矛盾中抽身，另一方
面他认为支持英国加入战争不能是无条件的，他的结论是：“依靠集体安全
就是国家自取灭亡”。柯亭在1939 年5 月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工
党的纲领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的我国，应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澳大
利亚人民的努力作防卫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工党政府
正是执行了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时执政的是孟席斯政府，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党的
国防政策是追随英国的政策的，即奉行“集体安全”的政策和姑息政策，直
到张伯伦下台，建立起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联合内阁，孟席斯才改变了澳政
府的政策。因此孟席斯在澳大利亚，就像张伯伦在英国一样威信扫地，失去
了党内外的信任。
战前，澳大利亚对德国纳粹党和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也是模棱两可的。
澳大利亚统一党一方面对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和战争狂热而愤慨，另一方面
又对德国反共而高兴。工党内大部分人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会危害工人阶级
和工会，但党内那些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却害怕因反对纳粹，而落入共产党
的怀抱。
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澳大利亚政界在战前也持浅薄之见。早在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时，澳大利亚就有人预言，日本有可能南侵澳洲。然而那时
澳大利亚政治家认为日本南侵澳洲大陆是遥远之事，只要鼓动日本西侵中
国，就会使澳洲免遭日军侵扰。1927 年，“田中奏折”明确指出了日本南侵
的动向，把澳洲列为日本“待征服地区”。澳大利亚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未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只在1935 年对日采取了贸易的
歧视政策。各党对日政策也不一致。澳大利亚统一党认为光靠澳大利亚一国
抗日是不可能的，主要依靠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乡村党支持这种观点。乡
村党的主张是反映了牧场主的希望与要求。当时，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羊
毛和其他初级产品数额在增长，不希望澳日关系紧张化。工党虽然主张反对
一切帝国主义，其中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直到1941 年日军大规模南侵
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制定出明确和有力的防日南侵的方针和政策。
纵观1939 年9 月1 日以前的澳大利亚整个政局，可以断言，它没有独立
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充其量只是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开始思考这两个
有关澳大利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认识是肤浅的，正因为如此，采取的措
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状况是很容易被卷入国际战争，尤其易于被裹入世界
性战争。
二、二战初期的战争措施
1939 年9 月1 日凌晨，德国侵略者出动了150 多万军队，2500 辆坦克和
2000 架战斗机，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侵入了波兰。波兰是追随英法大搞反
苏的绥靖政策的国家。按道理来说，英法立即在德国西部用重兵进攻德国，
开辟新战场，以缓和对波兰的军事压力。但是英法在向德国提出停止军事行
动要求遭到拒绝后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9 月3 日被迫对德宣战，没有采取
任何实际重大的军事行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 年4 月初德军大规模地
进攻西欧为止。美国人称之为“虚假战争”（The‘Phoneywar ’）时期。1940
年4 月9 日德军进攻丹麦和挪威，5 月10 日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与
此同时大规模进攻法国，从而打碎了英法的“虚假战争”。“虚假战争”破
灭之时也是张伯伦内阁灭亡之日。1940 年5 月10 日，英国保守党主战派丘
吉尔组织了战时联合内阁，取代了一贯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内阁。
欧洲局势和英国政局的大变动必然影响澳大利亚的局势。1939 年9 月3
日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也立即对德宣战。总理孟
席斯向全国正式宣布，由于希特勒德国侵入波兰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对德战
争已开始，澳大利亚因而处于战争状态。工党领袖柯亭立即表示支持澳大利
亚和英联邦成员国一起为保卫英联邦而斗争。
参战后，孟席斯政府立即做出了下列决策：向英国输送粮食和军需品；
招募军队，建立远征师团；着手进行军火和军需生产；准备让国会通过镇压
共产党人的法案。这后一项决策显然是违背民心的，甚至连丘吉尔都不同意
他的这一决策。
决策之后，孟席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上述决策。总检察长休
斯是澳大利亚政界著名的老政治家，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丰富经验首先为澳
大利亚国家的安全制定了两个国家安全法案，并在国会得以通过。国会还重
申了一战时的国防法案和同敌国贸易法案仍具有法律效力。国防法案规定进
行强制性军事训练，所不同的是这种军训人员服役范围扩大到新几内亚和巴
布亚。根据同敌国贸易法案规定，禁止同敌国进行贸易，为实现这一法案，
政府接管了小麦和羊毛交易市场。国会还通过了关于物资供给与生产的法
案。为此，政府建立了战时物资生产与供给部和军需部，并委派澳大利亚著
名的实业家布洛肯·希尔钢铁公司总经理埃星顿·刘易斯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澳大利亚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后，孟席斯深感过去追随张伯伦对法西斯推
行绥靖政策不得人心，多次邀请工党参加政府，组成类似英国那样战时联合
内阁，甚至他在1941 年8 月辞职前答应由工党领袖出任总理，他甘愿作一名
部长，但都被柯亭一一拒绝。为此于1940 年成立了一个军事咨询委员会，吸
收在野党人士参加，其名额政府与在野党相等，以便讨论有关军事政策的重
大问题。工党参加委员会的除柯亭外还有伊瓦特和比斯莱。这个委员会在二
战中起了巨大作用。
参战初期，执政党和在野党关于战争争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关
于澳军重点是保卫澳国自身还是保卫英帝国的问题，换言之，是要不要派重
兵去北非和中东作战的问题。工党主张应以保卫澳大利亚沿海安全为重点。
不过那时澳大利亚人还未看清日本南侵的企图，也未看清英国在太平洋地区
的防卫能力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是关于强制性兵役问题。这是澳大利亚的一
个老大难的问题。工党仍坚持其反对强制性兵役制的立场。后来双方都做了
退让，采取了双重兵役制：海外服役采取志愿兵役制；国内服役采取强制性
征兵制。1942 年，日本进攻日益逼近，这时工党已执政，柯亭劝说工党修改
国防法案，允许强制性服役的军人到西太平洋地区服役一定期间。这是澳大
利亚兵役政策的一个不小的进步。
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参战措施就是组建远征军。首先建立了澳军第6
师，并任命陆军中将布莱梅为师长，1939 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接受进一步训
练。1940 年4 月又组建了第7 师，亦被派往中东，后来相继建了几个师，如
第8 师和第9 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陆海空军作为英联邦军
队的一部分，由英国最高军事当局统一指挥。
当时澳大利亚的空军力量薄弱，仅拥有164 架战斗机，大部分是旧式的。
澳大利亚人深知在这次战争中空军的重要战略地位，故十分重视空军的发
展。早在1939 年9 月初，澳驻伦敦高级专员S。M。 布鲁斯就已向英国政府提
出关于制定帝国空军培训方案的建议。经商定以加拿大作为培训空军人员的
中心，各国所要培训的人员均送往该国集中培训。因而，澳大利亚空军在二
战期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