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前者是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资金问
题。
1。 移民政策的改革。
战后经济恢复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严重缺乏，如1950 年6 月在
250 万就业人员中就有10 万个工作岗位无人问津。因此不迅速解决劳动力问
题，经济恢复和发展很难顺利进行，因此，政府决定改革传统的移民政策。
导致移民政策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是澳大利亚人的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
有很大的转变。一向歧视有色人种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被德国纳粹分子视
为“劣等民族”；同时被白种种族主义分子轻视为“黄种人”和其他有色人
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却与之并肩作战，或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或共同抗击
日本的侵略。这些事实迫使澳大利亚人开始懂得歧视有色人种是一种错误的
和有害的政策。他们认识到那些顽固地坚持种族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敌人德日
意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决心不愿与他们为伍，因此，澳大利亚人逐步改变了
他们的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一重大的观念上的变化就是改革旧的、充满种族
主义的移民政策的思想原因和基础。
1946 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同英国政府达成关于资助移民的协议，根据
协议规定，凡自愿移民来澳大利亚的英国退役军人及其家属一律免除旅途费
用。对其他不列颠人，每人自付10 英镑，余数由两国政府负担。澳政府有权
对移民进行严格选择，选择那些澳大利亚严重缺乏的熟练工人或其他人才。
联邦政府还同荷兰、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及其他欧洲国家达成了类似的
协议；同时还同意给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支付来澳移民旅费，条件是移
民必须在仅拿奖励工资的条件下工作两年。由于这些移民政策的改革，大批
移民洪流般地在战后涌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口迅速上升，从而解决了经
济重建与发展的劳动力问题，如雪山方案主要靠移民劳动力来实现的。
澳大利亚原计划每年移入20 万人，但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最多的一个是
1950 年，移入者计有17。4 万人。从1951 年起，澳国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
减少开支抑制通货膨胀率，便压缩了每年移民人数，每年拟移入8 万人。据
统计，从1947—1970 年来澳移民达250 万人。其中2/3 是来自欧洲大陆，其
余来自亚非。从1947 年到1959 年受到补助的移民计达701741 人，其中非不
列颠人为341685 人，几乎占50 ％。
经过这次改革，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人种多元
化的趋势产生了，第一次冲击了多年作为国策的“白澳政策”。其次，不列
颠人虽然仍占移民的主体，但由于欧洲其他国家移民的增多，其份额大幅度
下降。再次，由于人种的多元化和民族的多元化从而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
最后，澳大利亚白人居民种族主义观念进一步淡化，如一些辱骂有色移民的
下流语言“大狗人”、“狒类”不见了，普遍采用“新澳大利亚人”一词来
取代。同时，民间建立了同新来各族移民的友好组织“睦邻委员会”，“ABC”
专场广播和英语补习班都相继建立了起来，使新移民英语水平迅速提高。
应严肃指出的是，战后初年移民政策的改革和种族主义观念淡化，并不
是说这时澳大利亚已放弃了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或者说已完全消除了
歧视有色人种的旧观念。“白澳政策”仍是既定国策，在战后移民中仍贯彻
着这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不少的澳大利亚人的思想里旧观念还严重
存在着。这表现在还不能大量接受黑种人和黄种人移民，仍加以排斥，甚至
制定新移民政策的移民部长卡尔韦尔仍有种族主义旧观念。在他制定的新移
民改革方案中就充满着“白澳政策”的种族主义思想。他本人认为“两个有
色人种的人顶不上一个白人”，虽然这句话遭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尤其在25
岁以下的人的反对和厌恶。
2。 金融业改革。
长期以来，工党政府对中央银行和普通银行的管理十分关心。中央银行
就是在1911 年工党执政内建立的。1929—1931 年，工党政府深深感到必须
有一个有权控制整个银行系统的中央银行，而这个中央银行又必须由政府加
以控制，使其绝对服从政府的财政政策，绝不能像1931 年那样，联邦银行（中
央银行）拒绝执行政府的决议。1945 年出任联邦政府总理的奇夫利是一位金
融业专家，曾在1937 年担任过澳大利亚金融业务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他在
1945 年制定了《银行法》（1945 年第14 号法令）。该法案主要规定：①授
权联邦银行为中央银行，有权规定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②取消银行董事会，
在政府与联邦银行总经理发生矛盾时，保证执行政府的决策；③州立银行须
与中央银行进行业务联系。但是1947 年8 月13 月高等法院裁决1945 年的《银
行法》的第48 条无效，因不符合宪法。因为这一条款规定各银行必须同联邦
银行有业务联系。
高等法院的判决不仅在工党政府内，而且在整个工党和劳工运动内引起
了极大的震动，因而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奇夫利认为这一判决将鼓动私营银
行起来同政府的法律挑战。他毫无困难地说服了内阁对整个银行系统进行彻
底改革，即私营银行国有化，以此使政府完全控制金融业。8 月16 日，内阁
一致同意这一银行国有化方针。同日，奇夫利总理在事前没有进行说明的条
件下，过度自信地宣布了政府的计划，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使那些拥
护银行国有化的人，对内阁的这一做法也“大吃一惊”。
一些报刊主、银行主和广播电台主，换言之几乎整个资产阶级起来反对
工党政府的银行国有化方针。他们不惜花费巨额金钱掀起反对工党政府的宣
传运动，一群群的银行职员参加抗议集会。工党也采取反击措施，举行集会
和游行示威，以示支持国有化政策。不少的人借机进行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
的活动，说什么工党领袖奇夫利和伊瓦特受了共产党的欺骗，甚至说工党和
共产党结成同盟。工党政府毫不为一时的宣嚣所动摇，11 月27 日，总检察
长威廉·麦克科尔签署了《银行法》，公布于众，遂成为国家法律。
高等法院于1948 年8 月11 日对“银行法”做出裁决，6 名法官中4 名
法官认为该法案违背《联邦宪法》第92条，遂宣布《银行法》无效。政府不
服裁决，向帝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呼吁，该委员7位法律顾问听取证词达两
个半月之久，但无下文。这样，在高等法院反对下，金融业改革遂告失败。
3。航空公司国有化改革。
澳大利亚航空事业开始于1929年，史密斯等人在这一年建立了第一家航
空公司，经营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间的定期飞行业务。1936
年，霍利曼兄弟建立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到1939年各州首府间都开辟了航
线，业务蒸蒸日上。安塞特在1936年建立安塞特航空公司，迅速赚了大钱。
1931年昆士兰亦建立了航空公司，名为堪达斯帝国公司，经营达尔文港和悉
尼间、达尔文港与新加坡间的业务。在抗日战争期间，该公司又开辟佩思■
可可群岛■科伦坡间的航线。
1945年，奇夫利政府提出把所有民办航空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为此建
立全国航空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创办“横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但此
法案一提出就遭到上述私营航空公司的强烈反对，并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
高等法院借口宪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事业，故亦宣布航空业国有化方案不符
合宪法，此项改革亦告失败。
三、40 年代下半叶的两次大选与党派斗争
战后重建与改革是伴随着激烈的党派斗争而进行的。从1945年9月到
1949年12月，党派斗争曾发生两次高潮：一次是1946年大选前夕；另一次
是1949年大选前夕。
1944年10月，孟席斯将其统一党改名为“澳大利亚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党的名称把一切反对工党的势力
联合起来。在工党执政时期，它是主要的反对党。所谓党派斗争，主要是自
由党同工党的斗争。
1946年大选前几个月，工党政府向国会提出三个宪法修正案。第一个宪
法修正案要求选民授予联邦政府有权组织初级产品的销售；第二个修正案是
要求授予联邦政府制定“就业条例”的权力；第三个修正案是要求授予联邦
政府处理养老金、医药与医疗救济金的权力。自由党坚决反对第一个法案，
但乡村党却支持第一个法案。所有的反对党都反对第二个法案和拥护第三个
法案。对第三个法案举行公民投票表决，除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外，其余州
大多数人投票支持。
根据第三个宪法修正案，政府提出建立全国卫生保健制度，但高等法院
却对政府的这一权力不予批准。由于这一修正案关系到工人群众的福利事
业，引起工人不满，再加上战后通货膨胀率较高和移民的大批涌入，工人罢
工、停产事件屡屡发生。党派斗争因而进入新的高潮。
孟席斯代表自由党攻击政府不能消除罢工，使工业不安定，要求镇压工
人的合理罢工，宣布罢工、停产为非法，要求惩办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他
还提出削减所得税20％。乡村党也借机来压工党，其领袖法登主张削减28
％所得税，还要求立即拨给小麦种植主700万英镑补贴金。自由党和乡村党
还居心叵测地要求政府宣布共产党非法。在野党的这些活动说明竞选活动已
经开始了。
1946年9月2日，工党领袖奇夫利发表了竞选广播演说，并没有什么特
殊的许诺，只是宣布政府已顺利地将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9月28日进
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获胜。在众议院，工党得43 席，自由党
得17 席，乡村党得12 席，独立工党得1 席，另一席由无党派人士墨勒斯·布
莱克伯恩夫人①得去。在参议院，工党得36 个席位中的33 个，在野党一共得
3 个席位。总之，这场党派斗争以工党胜利而告结束。
自1901 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口增加了一倍，议员名额过少已不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因此1948 年修改了选举法，国会通过了增加议员名额的法案。根
据这一法案，众议院议员由74 名增至120 名；参议院议员由36 名增至60
名。按着旧规定，每三年改选议员中的1/2 ，任期六年。1949 年又给土著居
民以选举权。实际上，各州对本州的土著居民早已给了选举权。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不少土著居民参加了国防军。此外，澳北区和首都直辖区也给了国
会议员的名额。
第二次斗争主要是围绕着银行国有化问题而展开并激化的。到1948 年末
虽然银行国有化问题已结束，因它而展开并激化的斗争却方兴未艾。首先25
位银行界著名人士放下了正常工作，聚集在悉尼进行反对工党的宣传活动，
攻击工党是“残酷的社会主义官僚的集合体”，是“澳大利亚自由的狂热的
毁灭者”，“试图制造一个极权社会”，云云。这些攻讦对战后不久的澳大
利亚人来说颇有蛊惑性。自丘吉尔1946 年3 月5 日在富尔敦发表反苏反共的
演说以来，“冷战”便开始了，这必然要影响到澳大利亚。在这种背景下，
反对工党和反对澳共便结合起来。为了斗争，右派建立了一个组织。
1947 年初，墨尔本市长雷蒙德·康尼利（亦是一个著名商人）建立了一
个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准法西斯主义的协会，其领导人即澳国退役名将布莱
梅。这个协会以“白军协会”而出名，会员很快发展到10 万之众。入会的会
员被告知，协会的宗旨是时刻准备防止共产党搞军事政变。这个组织的活动
严守秘密，以致直到它解散时，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出现，表明战后澳大利亚党派斗争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时，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澳共党员人数已达到2。5
万人，它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在大选中得票率已达3 ％。澳共在工人
中的影响也在增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对共产主义理论虽然知之不
多，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共产党人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进行斗争。
因此，投票选举他们为工会领导人。战后初期有好几个大工会掌握在共产党
人手中，诸如，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金属板工人
工会、海员工会和新南威尔士教师联合会，等等。澳共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
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和研究澳大利亚社会状况，因此他们坚
决反对在澳大利亚立即举行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主张为改善工
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斗争，为社会正义而斗争。
澳共力量的壮大不仅引起保守党派的恐惧，也引起工党内部一部分人的
恐惧。保守党一贯执行反共、禁共的方针，必然影响了工党。战后在工党内
部出现的试图削弱和抵制澳共的所谓“工业集团”运动就是典型的表现。这
个运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澳共从工会中排挤出去。1949 年的澳共领导的煤矿
工人大罢工，足以证明，“工业集团”运动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1949 年6 月16 日，煤矿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举
行罢工的建议，以抗议煤矿法院拖延解决35 小时工作周制的要求。当时在煤
① 她原是工党党员，因左派观点，1943 年被工党开除党籍。
矿企业推行的是40 小时工作周制。会议接受了罢工的建议，从而开始了大罢
工。这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因煤的减少或断绝，许多工厂相继倒
闭，到7—8 月份失业工人达50 万之众。电力生产减少，因而只能配给供应，
城市实行战时那样的灯火管制。铁路运输已达最低点。家庭用煮饭的煤气在
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