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丈夫被抓走以及丈夫被关在模范监狱的妇女的状况令我焦虑不安。绝望中我给一位一直在当地政府中工作的可信赖的中国人写信，求他与新政府拉关系。他回答说：“关于你建议我去和新政府拉关系，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新政府什么用都没有，指望他们做什么事会令人失望的。如果你提到的那名妇女想为她丈夫的释放写信去上海，她当然可以写，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会有希望。”5月4日，星期三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只是有轻型和重型轰炸机飞过，不断发出轰鸣声。今天的报纸上刊有中国人写的否认日本胜利的文章和日本人写的否认中国胜利的文章，人人都想了解事实真相。
我整个上午在办公室努力做账目报告，4月份的账快做完了，但3月份的还没做。我知道我是累了，脑筋也转得慢了。
我写了一封信给在上海的一个人，她和一位日本要人有联系，我请她设法，看看是否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保释平民犯人。妇女们天天这么可怜地来哀求我，我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这么久以来，所有的请愿似乎毫无结果。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些行动呢？今晚，我期待米尔斯和麦卡伦从上海回来。特里默和马吉现在正在设法搞通行证。我不知道谁没有通行证就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获取一张通行证似乎是毫无希望、遥遥无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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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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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星期四下午，王师傅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了实验学校，他们刚从和县北面的乡下来这里，她和那些孩子晒得很黑，头发蓬乱。她其余的男亲属仍在城外，一直要等拿到登记表格才能进城来。她说，和县城里有一部分被焚烧了，巢县县城被占领了。她和她的孩子们要呆在白日制学校，直到他们有一个较固定的住处。
今天，从上海来了成堆的信件和包裹，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许是米尔斯和麦卡伦坐火车带来其中的一些，两艘英国炮舰来时也带来一些。水果是上海的3位好友送的，可是由于错过了一艘炮舰，样子真令人惋惜：芒果由于时间太长发黑、香蕉长满了霉，这让我们很悲伤。我这才想起，我们已有6个月未见过这两种水果了。
我刚刚收到去年10月份和11月份的《大西洋》杂志，还收到了在日本的一个朋友于去年6月20日寄出的一封航空信，我不知道这些月以来这封信是在哪里的。
麦卡伦从上海坐火车来到这里，他报告说，沿途田里的麦子似乎要准备收割了，稻秧正在茁壮成长，郁郁葱葱，等麦子一收，它们就要被栽种下去了。中国农民是难以打败的，即使经历了这些可怕的破坏，也无法使他们离开这片“大地”。
我收到埃斯特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署的日期是4月13日，信上说，那个城市至今未遭到轰炸。
5月6日，星期五上午8时30分～10时30分。我在努力平衡3月份和4月份的账目，我必须将它们写清楚，然后寄往成都。由于人们很愿意接受香港和上海银行的支票，到目前为止，我支取现金还没有困难。
在南京，日元的使用正日渐成为必需。
10时30分。我连着接种了霍乱和伤寒的第二针和第三针疫苗，那真是要了我的命，不到一小时我直打寒颤，然后紧跟着就是发烧。
令人遗憾的是，这使我不得不取消参加在中华中学举行的一次简单的宴会。陈玉文牧师，也就是那位滁州来的牧师，现在和他的全家住在中华中学，他们对能安全地逃离江北乡村感到很高兴。他曾经邀请我们布道团的外国成员和许多中国人去吃饭，宴会是由他太太准备的，丰盛极了。为了感谢我们为他们的同胞所做的一切，我们的中国好朋友准备了这些饭菜表示感谢，这已变成他们的习惯。
反对似乎没用，事实上，他们表示的感谢太多了，这对白人来说真是个危险，他们会变得得意洋洋。
5月7日，星期六我在实验学校我的房间里度过了这一天。如果有必要，我就起来工作，但是，整个上午都下着很大的雨，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抱病卧床的借口。
这里和上海之间的铁路运输，由于某种原因已被切断了，所以，今天我没收到《字林西报》。
下午，玛丽款待了大学医院的护士们，邀请她们来南山公寓做客。她们真高兴能放松一下自己，这是她们盼望已久的事。大学医院的救护车将她们送来，烧饼是主要的点心，这是在我们自己的校园里制作的。
下午，我们的一个难民来访，她至今已在大学医院工作了6周。她仍然感觉很苦恼，因为她在夫子庙附近的房子被焚烧了。
另一个年轻的难民来告别，她明天去上海，然后要长途跋涉去汉口和重庆。她一直在王小姐的班上，她很难过要离开这里。过去的那些日子虽然恐怖，但我们难民所的各种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5月8日，星期天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于最近下了场雨，空气凉爽、清新，一切都干干净净。玫瑰开得很美，大草坪从未像今天这么“可爱”，因为去年冬天曾有4万名男子在这里登记，还有买米的妇女不断地在上面践踏。草坪上现在没有杂草，因为，它们的根被这么多双脚踩死了。
贝茨在鼓楼教堂布道。对上帝和邻居的爱是最伟大的圣训，而对父母的爱只是普通爱的一部分。
李汉德博士在3时为我们的难民举行的礼拜上布道，只有约二百人参加，一部分原因是许多人由于疫苗接种还在生病，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太多的人今天回家了，他们是庄稼人，担心我们的难民所总有关闭的一天，所以要借机回去看一下。
下午，盖尔先生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礼拜活动中讲了话。
我们今晚都很放纵自己，去平仓巷3号听罗森博士的一些好录音带，直到10时30分后才回家。想象一下吧！我们很少晚上冒险外出。对王小姐来说，从去年12月初以来，这是她的第一次夜晚冒险。
我一直担心会失去我那两条可爱的看门狗，它们已经病了好多天，最后我从尤兰姆（Urlam）博士那里拿到药，今天早上给它们服了，我想今晚它们感觉要稍微好些。
今天有许多飞机在活动。
5月9日，星期一到早上8时，我发现有16架飞机扔完炸弹返回，还有其他飞机，但从我的窗口无法看到，它们一定是大约凌晨5时就飞往西北了。听到这些飞机声我们真心痛啊！今天的天气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阳光明媚，空气凉爽，天空晴朗；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也是办花展的最佳时间。可是，唉！南京今年是不会办花展了，让我很高兴的是上海正在计划办一个花展。
我今天大约花了4个小时，与一些人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讨论了南京难民工作的未来计划，我能肯定届时会有很多棘手的难题。现在，所有有家可归的人和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去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在难民所呆了这么久，以至于只要一想到离开就让他们极其害怕。所有的难民所到5月底都要关闭，这是已明确决定了的。我们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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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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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我送了两份请求书，请求准许哈丽雅特回来。一份送给日本大使馆，另一份送给日军的一位军官。其结果也许会遥遥无期，但我还试图再给东京写一份。
一天里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却只有这么少的精力去对付这些事。
就我所知，我们的门房和艺术大楼之间的电话，是目前南京惟一的一条非军用的专线。
从上海到南京的旅程现在需要12小时，有一列车可以乘坐，但车上挤满了人，似乎对年轻妇女来说也没有危险。
自南京恢复供水、电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有水电供应，它们似乎一直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张贴出公告，要从个人家里切断水和电，直到支付了费用后再接通。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可以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只要我们的燃油够用，我们就可以维持自己的需要。
5月10日，星期二下午5时～6时。我去看了甘米·格雷（CammieGray）的家。在路上，我看到大批部队朝下关方向调动，骑兵、步兵和供给，源源不断。朝南的汽车正在快速地运送着还装在箱里的新飞机。今天，飞机的活动几乎一直就没停过，大概中国快要面目全非了。今天没有上海来的报纸。
我一整天都在处理公函，但进展不大，我的工作积下这么多，要迎头赶上似乎是没有指望了。
从下午6时30分几乎到晚上8时，玛丽和我邀请在400号楼吃饭的所有职工，去南山公寓吃草莓和烧饼，我们还唱了中国歌。年轻人很快就忘记了生活中的悲剧，也许是我不理解他们。
5月11日，星期三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午一直到10时，我都在与人们谈话，鲁淑英的弟弟来说，他明天出发，经上海和香港去重庆。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了10年的年轻女子来述说她现在的麻烦，她也是去年秋天撤离到乡下去的，现在回来，发现家里一无所有。然后来了龚老先生，他是宗教书店的负责人，他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的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留下。上午剩下的时间我用来整理账目，正在账目的整理中，四水中佐来访，他说，他已给上海发了一份关于哈丽雅特申请来南京的电报。那有用吗？至少他亲自来访已很好了。
下午3时30分，程夫人和我去罗森博士家喝茶。然后，在一位日本宪兵的保护下，罗森和我们带上篮子和剪刀，一起去国家公园剪玫瑰。尽管有许多东西让我们悲伤，但是，玫瑰却让我们高兴，不会让我们悲伤。尽管有点过了盛开的季节，但它们仍然很美。我们很高兴罗森也像我们一样喜爱它们，否则，他一定会为我们的流连忘返而烦恼。我多么乐意呆在那里，哪怕就呆上一周，我可以照料它们！那些甲虫正在吃玫瑰花心，可是，我们对除掉这些害虫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许多美丽的雪松已经被移走了，但总体上看这个公园的情况还好。我们从沿途各地闻到的气味能判断出还有未掩埋的尸体，可能是中国士兵的尸体留在不远的灌木丛里。日本士兵死的地方有标记。我们到晚上7时才满载着美丽的花回家。
晚饭后，我为在上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部的外国人员的家庭装了一大箱豌豆、洋白菜、生菜和玫瑰。电工苏明天凌晨4时出发，他花了整整3天才弄到票。
我快乐地在草地上插着玫瑰。外面有皎洁的月光，我希望它们会复活。
但我的快乐又伴着痛苦，因为，我担心在今晚美丽的月光下，也许有许多地方要遭到空袭。今天，又有飞机在不断地活动。
5月12日，星期四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宇宙万物美轮美奂。要是这些飞机不在我们上空不停地飞并不给人们带来死亡和毁坏，那该多好啊！14架一组或18架一组的飞机一阵阵地朝西北飞去，我猜想，在那些像宿州和合肥那样的小地方，几乎没有防空炮阻止它们恶魔般的轰炸。
今天上午，一些已见过自己的丈夫在模范监狱的女人又开始在王先生处登记。
王先生打算和她们一一面谈，以完全确定她们的丈夫和军队从未有过联系。然后，他要向我保证这一点，我再向四水中佐为他们担保，希望他可以想办法保释他们。我无法去和日本军官交涉将一切事办妥，真令人生气。
下午，我在整理账目，直到5时我才骑自行车去甘米·格雷家。我已经安置两位老人住在那所房子里，希望可以防止它遭受破坏。但是，那里现在什么也没留下。
我们身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小小的山谷，甚至不知道南京城里正发生着什么事。
今天，当我到中山路时，我又看到几十辆军用卡车正载着士兵和军需品朝下关驶去。
今晚吃过晚饭后，我做了一些草莓果酱，也做了一些草莓酱罐头，只是制做罐头需要的糖无法解决。
两名新市政府官员来访，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责备了他们。如果这里有个甘地，领导一场伟大的不合作运动，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前进一步。说到底，除了中国人民自己，没有人能真正伤害中国、打败中国。
5月13日，星期五我花了一上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为初、高中秋季学期排课程表。
今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两则典型的事例。姜老太和她的女儿来见我，谈了她的情况：她有一个53岁的儿子，患肺病多年，有妻子和儿子；她的另一个33岁的儿子在碾米厂开机器，每月挣50美元，这个儿子有妻子和4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在3～10岁之间。全家9人都靠这个33岁的儿子为生。去年秋天，这一家有8人逃往江北，用光所有钱物，但这个33岁的儿子却被日本兵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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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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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了一个人告诉我一个有关刘老太的故事：她是住在三牌楼附近的一个大约50岁的妇女，她有3个儿子和两个儿媳。4天以前，大约在晚上10时来了两个日本兵，推不开门便破窗而入，他们要她交出两个儿媳，她拒绝并动身去找宪兵。他们在她脸上砍上两刀，又一刀刺进心脏，她重伤致死。
这两个悲剧都是今天听说的，几乎每天我都听到类似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当人们可怜兮兮地问“这种恐怖情况将持续多久？我们怎样才能忍受下去？”这类问题时，你也会情不自禁地问同样的问题。
今晚5时～7时。李先生和我出去办了几件重要的事。我们先去了中央研究院，去看看那两位老人过得怎么样，还试图鼓励住在中央研究院后面的邻居们和那两位老人合力保护剩下的那点东西。然后，我们去看了黄梦玉（音译）医生的老母亲，黄梦玉医生已经撤离到汉口去了。那位老妈妈正尽力保护原先用做医院的3幢又大又空的西式房子。她本来希望我们给她一面美国国旗，但我们希望安排2～3名可靠的难民住进她家，帮她保护这个地方，这样她能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也能帮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