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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星期天8时30分。我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吃早饭，有上等的咖啡、用浅铁锅烤的蛋糕，还有正宗的黄油。今天天气真好，使人真正感到了春天！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由瑟斯顿夫人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上星期四就开学了，但许多学生还没返校。
下午1时，我到南门教堂参加静修。我领着教师们第三次集体研习《圣经》，读的是《约翰一书》，这是我们祈祷的主题。关于培养爱心的那段经文讲得多好啊！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校园里静修时不能讲习这一章，惟恐人们会以为是针对他们的。
晚上7时15分，高一的学生主持了信教学生的礼拜，礼拜准备得很充分。有两个学生布道，一个学生领头祈祷。礼拜结束后，每班有一名代表留下来交流体会。我们计划下周为信教学生举行一个祈祷仪式，时间定在星期三早晨6时40分。
2月19日，星期一我仍在尽力调整课程表中相冲突的课程。今天早上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周会。大王作了精彩的讲话，他告诫学生：她们受的教育必须以诚实、正直的人品为基础，否则，毫无意义。
上午11时，我和瑟斯顿夫人商量了吴博士最近来信提到的一些问题。她们将于3月2日在中国西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准备向会议提交1940—1941年的财务预算。根据过去半年的试行预算来做这个财务预算，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南京的米价涨到了每担30美元，这在南京是史无前例的。农历年过后，米店因为担心遭到抢劫而关门了。程夫人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该现在买米还是3月底需要时再买。谁知道那时米价是多少呢？今天，我一直在努力为实验班的管理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但是，工作屡次被打断。首先，胡大妈是学校的邻居，我认识她已经有18年了，知道她是个好心人，她领来一位附近乡下的男子向我求助。他50岁开外，是个节俭的富农，有100多亩地（合16英亩）。他的独生子被捕入狱，正在遭受日本人的严刑拷打，硬说他是游击队员，还说他藏匿武器。这帮土匪就是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接着，黄医生的老母亲来找我，请我帮她的黄包车夫。这个车夫得养活8口人，以现今的米价，他根本买不起米。后来，一位姓姜的男子来见我，问我是否可以把中国科学协会的那块地租给他。他哪里知道，只要他能保护好那块地，不让人把那里仅剩的几幢房子拆掉，我宁愿让他无偿使用。
4时30分，我骑自行车出去转了转。
2月20日，星期二～22日，星期四看来，要做完任何日常工作都很难。我去办公室时，经常暗下决心，要把一些工作做完，但是，到下午5时，这些工作连碰都没碰。
许多人来请我亲自出面或是写张条子给国际救济委员会，允许他们领救济粮。米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绝望。罗小姐负责做邻里的救济工作，由于力量有限，她无法应付我们希望她做的一些调查工作。
在鼓楼教堂，伯奇夫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助那个地区的穷人。我们这里参加星期天礼拜的大部分人都是困苦不堪的穷人，但是，教堂又能怎么办呢？2月23日，星期五我今天都累昏了头，整天都在忙着给勤工俭学的学生派活儿。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增长见识，而且活又不太累，实在不容易。如果哪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担当此任，我非常愿意移交这一工作。我会慢慢对袁小姐和罗小姐说，她俩对这一工作有些兴趣。
最近，许多架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可能是去附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约翰·马吉说，许多满载伤兵的卡车从他们附近经过，好像附近有战事。
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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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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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现在，我又要安排这一学期的工作了——勤工俭学计划等等。上周六下午1时～3时以及今天的同一时间，我都在监督学生进行教室大扫除。被选出来协助我工作的6位女学生很负责，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我得挑选一位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明年接替我做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品。
昨天，那两个人从庐州回来了，身上背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棉花胎，实际上是一条装满了羊毛的白色被罩。羊毛是从古尔特家剪来的。现在，我们准备教学生织毛线和染毛线。我们希望教会许多学生做这种活儿，然后，她们可以回家教其他人。我们精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手。
芬兰节节败退使我们感到悲哀，然而，我们必须坚信战火的灰烬将孕育出一个更坚强、更纯洁的国家，因为，真正高尚的人经历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纯粹。
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太累了，6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因此，错过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气氛热烈的音乐晚会。
我们想为邻里30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开办救济班，但是，我们买不到足够的大米给孩子们吃。
程夫人对买米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们的米只够捱过3月份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看。她侥幸地认为，也许汪精卫来南京时，米价就会降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不会来的，即使他来的话，也不会久留。真是一团糟！3月22日，星期五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3月7日（星期四）～3月15日（星期五），我一直在上海，其中有4天参加全国基督教教育年会，大概有20人出席了会议，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来自敌占区的，也有上海本地的。遇到这些在教会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听他们报告主要面向中学制定的教育计划，我感到很有意义。
来自北平的代表对北平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穷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样做对吗？上海的情形也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看到他们，我真受不了。他们不是在买生活必需品，而在买奢侈品。
我还去看了黄梦泽，她们一家让我感到欣慰。她和丈夫、孩子从中国西部回来已经一年了。
他们穿的是普通的棉袄，吃的也很简单，3个儿子都决定不去看电影，把省下的钱捐给西部的穷人。
旅行并不比一年前方便，虽然人们可以从旅行社买到车票，但是，现在已没有“红帽子”负责把旅客的行李送到站台上了，因此，自己拿不了的行李必须托运。火车到站前15分钟才开始检票，旅客蜂拥而过——孩子们可惨了。现在火车上共有三等车厢，普通傀儡和日本人坐二等车厢，高官和大傀儡坐一等车厢。我感觉坐三等车厢更舒服。
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一直感到浑身乏力，现在还没完全从旅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我觉得吃简单的中国饭菜，再喝点牛奶，比吃西餐有营养。
这一周就要过复活节了。瑟斯顿夫人早就建议过我们多读《圣经》，多唱赞美诗，以庆祝这一节日，而不像去年那样每天诵经布道，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昨天晚上，我们没吃圣餐，而是开了祈祷会。两个学生宗教团体本周的5天都在学校的大礼拜堂聚会。我们不知道人们对本周的重大意义理解多少，我们热切盼望能有一位虔诚的中国高官来主持本周的活动。我们今年没有举行大型活动，只是在复活节那天早晨举行了一次简朴的晨祷。
过去的一星期有许多因素使我情绪低落，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劳累至极。此外，令我感到压抑的原因首先是新政府的成员（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像模像样地亮出了党旗和国旗。看来“新中国”将在3月30日宣布成立。真是手段高明，可以分裂国家、蒙蔽民众了。汪精卫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争权夺利，还是由于他憎恨蒋介石，或是由于他真的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第二个令我情绪低落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来找我，有那么多的信件寄来，让我深陷其中。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休假感到无望，无论是休假还是工作，我都必须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而同事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可以统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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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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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星期六今天寒冷、多云。下午1时～3时，我监督勤工俭学工作，然后，和监理助理一起评分。接着，我和凯瑟琳出去散步。我们首先拜访了科拉，这个苏联小伙子在南京经营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汽车修理厂。他主要为日本人修车，自然也就了解他们的心态。他认为，日本人很灰心，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控制局势。他说，他感到美国将要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就是萨姆纳·威尔士出访欧洲的原因。
南京街头的小汽车突然增加了许多，坐者都是“将要成立的”政府官员。许多官邸正在修复。米价稍有回落。
3月24日，星期天又是一个阴冷的天气。人们还期盼着复活节会春意盎然呢。我们仍然生着炉子，不能不生火。
今天校园里接连举行了几场礼拜。早上7时，林弥励主持了复活节的早礼拜。在上午10时的礼拜上，瑟斯顿夫人做了题为《觉醒·奋起·生存》的布道。7时15分，我主持了青年学生教徒的礼拜，伯奇先生做了一场训导性的布道，哈丽雅特唱了赞美诗。10时，做礼拜的学生不如我期望的多。
下午6时，我和伯奇一家吃中式晚餐，然后，高三的学生来喝茶、吃点心。4时30分的基督教各派联合礼拜，参加的人更多，因为，美国学校的美国学生也赶来了。普赖西斯博士主持了这次礼拜。
人的记性真差——也许应该说我的记忆很差。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1927年的3月24日，正好是13年前的3月25日，我们遇上了“南京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13年前的今晚，我们几个人在贝利大厅（theBaileyHall）阁楼上朝西的小屋里向外眺望，只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一片黑暗。教友会的医院即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还在燃烧，人们能看见威尔逊家被烧毁后的余灰，我们在南京进行了数年的传教工作不得不结束了。6个月后，我们有些人重返南京继续坚持传教工作。13年前的3月25日，是所有外国人离开南京的日子。
昨天，一位邻居告诉我们，重庆政府一年后将迁回南京。
今天下午，哈丽雅特、瑟斯顿夫人和我设宴款待斯坦利·史密斯。席间我们谈了许多问题，包括基督教教育的未来。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出了什么意义深远的贡献呢？斯坦利说，中国的某一所基督教大学过去10年没有培养出一位牧师，然而，我们的主要职能之一仍是培养教堂的领导者。
今天上午，在南门教堂有39人接受洗礼，鼓楼教堂有29人接受洗礼（去年复活节南门教堂有164人接受洗礼，去年秋天有25人接受洗礼）。这就是宗教的乐趣。
3月25日，星期一13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离开了南京，13年前的这个夜晚，这座大城市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短短几年发生了多少变化！如果日本人得逞的话，那么，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将没有一个西方人。
现在很少听到轰炸机飞过，只是偶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