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得逞的话，那么，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将没有一个西方人。
现在很少听到轰炸机飞过，只是偶尔有几架飞机飞到附近的村庄去吓唬游击队。邮政飞机和客机已有所增加，有定期航班飞往上海和北平。
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考虑实验班的课程表。我单独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对此她们谁都不感兴趣，而且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似乎谁也难担此任。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败。
我们教职员工之间的猜忌越来越多。我看这是我3年中所面临的最让人灰心的事情——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忌恨使我们无法合作。对明年秋天的工作计划我还没有一点概念，然而，我坚信一切都会好的。
今晚，中国教徒设宴庆祝普赖西斯博士来到上海50周年。过去这么多年，他目睹了多少世事变幻啊！3月26日，星期二新政府本周六的成立大典正在筹备之中，不过仍有许多事难以预料。新政府是否能成立是一个问题，成立后能维持多久又是一个问题。一个争权夺利、彼此忌恨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的。
上午11时，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参加投票，决定是否为600名穷孩子开办几所半日制的特别学校，保证他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
今天下午4时30分，我去艾伯特·斯图尔德家，参加为普赖西斯博士夫妇举行的招待会。舒厄兹家现在住的房子已重新修复好，这令他们很高兴。
学校奉命本周六必须放假。我们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让她们周五晚上就回家。
米价已经降到了每担25美元。
3月30日，星期六今天“新”中央政府成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哈罗德·费伊（HarodlFey）今天下午来拜访我，他上午参加了典礼。他昨天来到南京，旅费由日本政府提供。他获此优待是因为他被当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纪》的编辑）。
他简单地对我讲述了以下情况：典礼是今天上午在前贡院的一幢大楼里举行的，大约有75名中国官员宣誓就职。那个大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地板上画了5个圆圈，那些官员们就站在里面，新闻记者被指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没多少日本人露面——只有几个海军代表和报界代表。在这个房间的前方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党旗和国旗，没挂日本国旗。在拍照处有许多穿着新制服的中国士兵，而外面有许多日本兵。典礼开始时，盖在画像上的布帘被拉开，孙中山的画像展现在人们面前。汪精卫讲了几句话，他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哈罗德说，从那75名官员的表情看，如果房间里有椅子的话，他们肯定羞得钻到椅子下面了）。接下来是拍照，那个主要角色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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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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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有一个大型游行，这座城市的5个区都按指定人数派代表参加。学校也派了代表团（我们照常上课，就当没接到通知。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为了避免麻烦都放假了）。今天晚上放了好长时间五彩缤纷的焰火。
昨天晚上从上海开来的一列火车出了事，车头和4节车厢出轨了。据报道，没有人员伤亡。
今晚我们没收到报纸，因此，看来今天似乎也有火车出事了。我没有听说这座城市里有恐怖活动。
吉米·王（JimmieWang）以前盘下了一个店铺。过去两年，他有许多机会扩充店面，而且，他确实也不顾廉耻地这样干了。最近，他一直在囤积大米，据说，他昨天被砍了头（不真实）。
3月31日，星期天本指望几位日本客人昨晚抵南京，但结果没来，他们来电报说不来南京了。
下午做礼拜的妇女，每次都要讲述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这些妇女久久不愿离去，向我们倾诉自己的遭遇。今天，我又听到一些人在讲述她们的遭遇。
面带悲伤的那位乡下老奶奶也做了礼拜，她惟一活着的儿子正在坐牢，据说，他备受折磨，日本人硬说他是游击队员。没有劳动力，地也荒了，年迈的父母心都碎了。
黄大妈也在场，她靠出租两辆黄包车为生，现在，两辆车都被那些流氓抢去了，她的生活没了着落。她没地方讨公道。
4月6日，星期六这星期有五十多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越这座城市上空。有报道说，今天早晨有许多伤兵被送进了城。
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大概都是新贵的。许多民宅、官邸和办公楼正在修复。米价曾下降到每担24美元，现在又涨到了近30美元。我今天上街时看到好几群小孩，我跟他们聊了几句，得知他们好多天只靠喝粥填肚子。
今天下午，我们几个人去国家公园观赏樱花和桃花，看到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也有大杀风景之处：有些建筑物被战火摧毁了；明孝陵的墓丘上曾种满了美丽的古橡树，但现在几乎被砍光了——是官方下令砍的，用来当柴烧。
今晚，我参加了一场非常愉快的学生晚会。我们应该多举行这样的活动。
4月7日，星期天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绣线菊和紫丁香开花了，香气扑鼻。今天，几批重型轰炸机掠过南京上空。晚上，探照灯搜索着天空。多么糟糕的晚上，晚饭后，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3名学生明天将出发去西部——步行去“自由之土”。她们今天下午离家（家长以为她们回校了，我们自然以为她们还在家）。下午1时，程夫人、王先生和我分别去了这3名学生家，我去了第三个学生的家。家访后，有两位家长来到学校，我们焦急地谈了很久。明天清晨，这几位家长将去两个火车站，如果找不到这几名学生，他们就派人去芜湖，他们认为，孩子将取道那里。想想看，这几名任性的学生要长途跋涉上千英里！她们身上只带了不到100美元的钱！4月8日，星期一上午7时45分。一名学生的父亲今晨来到学校，说他的女儿昨晚一直在一位亲戚家，另一名学生也在那儿。今天下午，第三名学生的父亲也来了，说她女儿一直和他在一起。很显然，这些家长是怕我们开除他们的女儿，所以竭力袒护她们。但是，昨天晚上大家确实被这几个年轻人急坏了。今天上午和下午，这3名学生陆续出现在校园里了。因为这件事，她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她们的出城通行证都被父母收去了。晚上，我看到这3名学生都躺在床上，头蒙在被子里哭泣，同学们焦急地站在周围。校方安排大王分别和她们谈话，尽量帮助她们认识到爱国就是要坚持学习，至少今年是如此。他会像慈父一样和她们交谈，我相信他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们希望会有收效。
4月10日，星期三今天中午，豪·帕克斯顿、我、凯瑟琳及她的客人一起吃中式午餐，帕克斯顿告诉我们德国侵略丹麦和挪威的消息。这支疯狂的军队极具破坏力，极度仇视其他民族，不知道德军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在上生物课时几名学生不守纪律的问题。学生们感到老师对他们责备太多，让她们做得太辛苦，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兴趣。
4月11日，星期四我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参加了为多萝西（Dorothy）和罗伯茨主教举办的晚宴，刚刚才回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收听来自宝岛电台的广播，大部分节目报道了挪威的局势和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战争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结束呢？我为英国朋友感到难过，也为盟军和德军阵亡的青年们难过。不知道今晚拉贝先生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知道他的看法。
4月14日，星期天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今天下午，弗朗西斯·库姆斯（FrancisCoombs）来信说她来不了了，对此，我感到很伤心，因为，她富有中学教学经验。是我把事情耽搁了，才与她失之交臂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收到报纸，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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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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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魏特琳（MinnieVau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
1912年来中国合肥办学传教，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二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因病自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和保护了一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当时，难民都称她为“活菩萨”、“观音菩萨”。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除了后期由于精神衰弱而未能正常写日记之外，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在南京期间，魏特琳一般每隔二十多天，就将其所写好的日记邮寄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以供关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友阅读。
当时在美国的校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其日记寄给有关刊物。后来，日记中的部分曾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Classmate）上发表。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莉（MarthaLundSmalley）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学者研究使用。
《魏特琳日记》是继《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之后，又一部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拉贝是一位德国人，其日记以保持原始史料价值见长；东史郎是一位原日本士兵，是作为加害者一方的日记；而魏特琳则作为一位美国人，一位女性、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和南京女性难民心目中的“活菩萨”，其日记具有其他资料不可取代的价值。首先，《魏特琳日记》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它的翻译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和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其次，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所写的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第三，魏特琳女士爱憎分明，感情真切，想像力丰富，其日记文笔优美流畅，可读性强。正是由于魏特琳日记的重要价值，章开沅先生编译的《天理难容》和朱成山先生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都曾节译魏特琳日记中有关记载南京大屠杀的部分。1999年，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也组织翻译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魏特琳日记，由日本大月书店出版。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魏特琳日记》的全译本。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以直译为主的原则，忠实原文，不加润饰，不作任何删改，以保持日记译稿的真实与完整。外国人名统一以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为准，第一次出现时，在译名之后加注英文。有些外国人特别是一些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都取有中国姓名，如，魏特琳的中国姓名为华群，贝茨的中国姓名为贝德士，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一些特殊的机构、书名等，有极少部分因无法查找原名称或无统一译法，我们在译文之后也加注了英文。中国人姓名、地名及专门机构的翻译，则根据史料进行了考证，少数无法查找核实的人名、地名，则根据音译作了处理，并在首次出现时在其后标明音译。由于魏特琳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因此日记中有许多打字错误，但没有进行修改。由于没有时间重读一遍，所以也有许多重复之处”（《魏特琳日记》，1937年9月26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些打字错误进行了考订，对有些错误我们用注解的方式作了说明，有些较为明显的错误我们则直接进行了改正。对于原文中少数重复之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未加删减，以尽可能保持日记的原貌。另外，魏特琳日记英文原稿有许多部分没有分段，在翻译时，我们则根据其具体内容作了分段处理。
《魏特琳日记》从酝酿翻译到最后出版，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和关心，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莉女士，亲自将魏特琳女士的日记英文原稿提供给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特别关心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宅巍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公丕祥教授、黄涛教授、米如群教授、于琨奇教授、孙海英教授、经盛鸿教授、李振坤教授、吴晓晴副教授、李广廉副教授以及段薪莉女士、许书宏先生等，对本书的翻译也给予了帮助，值此谨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吴源社长和责任编辑何民胜先生，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是很难这么快出版的。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海内外学术交流资金的推动与支持，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主持的这一课题同时也被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列为2000年度江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特此鸣谢！本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翻译人员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专职及兼职研究人员组成。著名翻译家、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吕俊教授为本书英文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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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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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字斟句酌，永无止境。我们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差错之处仍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