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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汇报“”变成了“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并且诬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上，江青一再领头高呼“坚决打垮‘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康生则一再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这还不算，第二天，康生还专门派人去逼傅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人们不禁要问：林、江、康一伙，为什么以如此卑鄙的骗局，置傅于死地呢？这是因为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掌握着首都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经常不断地向毛泽东同志直接汇报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就极大的障碍着林、江、康一伙的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制造“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们说“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由头所在。
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从而又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全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林彪一伙制造这一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怀疑杨成武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还有，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继续照送。九月下旬，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到北京，曾到一些老帅家里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另外，杨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老帅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当然使林彪一伙大为恼火，因而早就想伺机摘掉杨。其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有关此事的揭发之后，立即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不但不去查处，相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谎言就这样制造出来。此事，又成为康生利用来大反所谓“工月逆流”的。实。在“三。二四‘大会上，康生大讲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诬蔑杨、余、傅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本来没有批判“二月逆流” 的内容。可是康、江、陈等人搞了一个中心发言提纲发到全会，从而在全会上又掀起了批“二月逆流” 的歪风。他们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小组，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康生又是这次批斗中的“激进”者。
他于十月二十九日在第四小组（即华东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二炮是谭震
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还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此时，距离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已近两年了，那些被批判的老同志早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这时又大批特批起所谓”二月逆流“来了呢？这显然是为了破坏老同志的威信，以便让他们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好在九大召开时将其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们一伙塞进来。这次对老同志的围攻，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总之，林、康、江一伙，每当想打倒谁，总忘不了先念念“反击二月逆流”的经。所以，所谓“二月逆流”便成了林、康、江一伙整掉老干部，推行极左路线，大搞篡权活动的最灵验的法宝。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指着叶剑英同志对别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至此，才算制止了“二月逆流”的传播和蔓延。不过，康生至死，也未对他在制造“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 中所起的恶劣作用，认过错，作过批判。他却仍然借人梯爬上了宝座！
第二十四章个人神化的煽动者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它历来就反对伟人、天才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康生对于这一基本理论，不是不清楚的；对于我们党遵循这一理论所作的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毛泽东同志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也利用群众的朴素而不科学的感情，大搞个人崇拜，甚至掀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丑闻！其实，康生是以此作为“登龙术”而得宠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要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把领袖不适当地捧上了天，奉为离开了人间的神仙，这不能不是十年内乱中给人们留下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毒害，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
一、把人变成神。
康生愈是把个人捧得神乎其神，就愈是显得他的手法的拙劣。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说：“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事实上，刘少奇同志
在这本书中反复宣传；我们应当珍视革命导师的业绩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
财富，但不是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我们应当把这些革命导师当作“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但不能将其偶像化；并批评了那些把革命导师“看成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错误思想。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可是康生却硬是从这里找出了什么“暗示攻击毛主席” 的意思。很明显，在康生看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成天生的神秘的人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当作“偶像”来“崇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大肆批判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
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非咄咄怪事？邓小平同志说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要求全党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点，怎么到了一九六七年，就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呢？怎么会成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了呢？原来康生不是也表示过拥护”八大“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作过解释吗？
是健忘还是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康生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现在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同志应该搞“个人神化”、搞“个人崇拜”、搞“个人突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谁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可见，在神化领袖上，康生比之林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过之处就在于他公开露骨地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人物”，明目张胆地主张对毛泽东同志搞“偶像崇拜”、“个人崇拜”、“个人神化”、“个人突出”、“歌功颂德”等等。
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异乎寻常了。他说：“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独学会忠于毛主席”，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的学问”，极力主张对毛主席要搞“三忠于”、“四无限”1这样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康生则进而把这些当作重新建党的标准。他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党。康生所要重建的党，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战斗集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工作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而不是反过来，要全党全体人民忠于个人，服务于个人。
随着神化个人的宣传，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助长下，出现了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等等封建宗教仪式之类的丑恶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之后，康生还竭力为之辩护，说什么这“虽是形式的东西”，但目的还是为了“表达忠心”，“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二、把科学变成神学。
1 “三忠于”，是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任务。
可是康生为了另外的目的，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进行任何科学研究，信口谈这“发展”那“发展”，并借谈“发展”为名把毛泽东思想由科学变成神学。。康生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理论顾问”，在借谈“发展”
神化毛泽东思想上，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连续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挖空心思，编造了许多华丽浮夸的词章，极尽吹捧之能事，硬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已经“全面发展”、“全面超过”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了狂热地褒，他就放肆地贬！在党的这样重要的会议上，这样大谈“发展”和“超过”，无论是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康生个人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党的历史上来说，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祝寿”、“禁止歌功颂德”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已经扫除了令人作呕的庸俗气氛。康生却一反惯例，紧紧追随林彪的调头。他同林彪不同的地方，就是带上了理论色彩，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却变成了令人莫解的玄之又玄的神学。
康生究竟是怎样谈“发展”和“超过”的呢？他说：“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它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康生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独具慧眼的超人，似乎只有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手发展“、”超过“，而千百万人民都是愚民或群氓，根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发展“，所以，他在讲了三个组成部分都”超过“之后，紧接着以办出逼人的口气质问道：”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究竟怎样发展，又怎样超过？他却含糊其辞。人们从他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又把大谈“发展”的讲台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搬到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康生作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康生深怕别人不知道他谈“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说：“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九五九年省市文教书记
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