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仅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说完全。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作了前人没有作过的伟大贡献。“康生在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超马克思主义“！
他是用捧的办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本来面貌，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成为腾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玄之又立的东西！
这还不算。康生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借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机会，将上面讲的所谓“发展”和“超过”概括为“三个里程碑”，写进《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公布于世。应当说，这是在神化毛泽东思想上的又一重大升级。因此，康生特别得意。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一个专门谈学习问题的讲话中说：“《伟大的历史文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因为它）讲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问题，这对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事情，……这对世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重要事件。”这就意味着把康生加工过的神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推行于全国，而且推行于全世界。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涂上了康生的思想，成了污染毛泽东思想的伪科学！把丑恶当做光荣来宣传，把神学当做科学来推广，这就是“理论顾问”为林彪、江青建立的特殊功勋！
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Z 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
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于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
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
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煤煤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
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3（2）
“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
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
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
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
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
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准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
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
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1，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2，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香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
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回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