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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來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实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地位呢？
第四章 “窝囊”王爷绵中针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变”弄懵了。52岁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在执掌权柄23年后，被突然“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恭亲王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实际接替了他的领导职务。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鲜为人知的醇亲王突然与曾经如雷贯耳的恭亲王一样，成为西方媒体的主题词，各色人等睁大双眼，试图从来自北京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发展动向。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大摆鸟龙，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用大篇幅回顾恭亲王伟大的改革一生。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老七“老气”
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浅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湉（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譞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譞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工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在醇亲王的主持下，“神机营”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钢炮、哈乞开思步枪、毛瑟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支更为有名的淮军。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却在第三次成为实施打击的主力和实际的替代者。
醇亲王在取代恭亲王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人侵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醉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日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