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 第5部分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載灃（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勿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第五章　伟大领袖六合彩

【　惇親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按他母亲祥妃的预产期，他将是道光皇帝存世的“长子”。但道光皇帝另一已经怀孕的妃子全嬪更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儿子奕裕�，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慈禧太后绝对没想到，在咸丰兄弟中排行第五的惇親王奕誴，平日里看着极为窝囊，而且与老六、恭亲王奕訢并不相容，这次却会跳出来，为恭亲王说话。

而且，太后刚刚任命他及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取代恭亲王，轮流领班朝会，即主持中央的每日国务例会。这等于是惇親王中了政治六合彩，可他为何如此不识抬举呢？

仗义执言为弟请命

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親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四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親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棋和惇亲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会前，慈禧太后却单独召见倭仁等大臣，告诉他们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这个指示，倭仁等确定了中央全会的批斗会基调。

结果，在会上，文祥和倭仁传达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与会的中央干部们或者就是以惇亲王和倭仁为首，分成了两派，相持不一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态。大家只能确定六天后（4月9日）再议。

第二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譞（即日后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回京，也上疏为六哥恭亲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报告中认为，要客观看待恭亲王的表现，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缺点则是次要的，具体表现在“小节有亏”，而原因也在于恭亲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似非敢有心骄傲”。最为关键的是，蔡寿祺的指控“本无实据”，如果因此将恭亲王调离了领导岗位，“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所以，对待恭亲王还是要批评为主，“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臣们和王公亲贵们依然分成了两派。倭仁起草了一份以“批恭”为主的决议，但遭到王公亲贵们的坚决反对，已经60岁的肃亲王华丰（即善耆之祖父、川岛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写了一份决议。倭仁没办法，只好四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亲贵们依然不同意，最后，与会人员分别按照政治路线站队签名：军机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签名；王公亲贵们多在肃亲王的稿子上签名；纪检部门（“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则另行上了报告，五花八门，中央领导班子几乎分裂。

4月I1日，两宫太后终于接受了惇亲王们的意见，表示说，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必须对恭亲王“略示薄惩”；但为了大局的需要，恭亲王可以边工作边检查。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则再也没有恢复。

“计划生育”错过皇位

在这次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首个回合交手中，慈禧太后对率先抗拒的惇亲王十分不满，她在召见倭仁时，质问道：“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

原来，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等密谋除掉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当时，恭亲王赶到热河吊孝，与肃顺、惇亲王等一起吃饭。饭桌上，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惇亲王，当着恭亲王的面，手提肃顺的大辫子嚷嚷道：“人家要杀你哪！”肃顺是个大度惯了的人，只当是玩笑，连声说：“请杀，请杀。”恭亲王却被吓得半死。后世多将此解释为惇亲王对恭亲王的嫉妒。

其实，惇亲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他才应该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在奕誴出生之前的两个月，道光皇帝刚刚失手踢死了长子，而次子、三子均在23岁时早夭。当时，后宫有两位嬪妃祥贵人（惇亲王奕誴之母）、全嬪（咸丰皇帝奕裕�之母）都怀着身孕，按预产期的测算，祥妃最早生产，即日后的惇亲王奕誴将成为道光皇帝的四子，也即存世的长子。根据野史的说法，全嬪很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皇四子奕裕�（咸丰皇帝）。六天后，奕誴（惇亲王）来到人间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加塞了，他只好成为皇五子。再一年后，道光的另一妃子，早夭的次子、三子之母静妃生下了皇六子，即日后的恭亲王奕訢。

老妈“抢跑”的结果，令奕裕�（咸丰皇帝）备受早产的煎熬，体质很弱，加上成年后纵欲，结果在年仅30岁时即病逝，只留下了一儿（同治皇帝）一女。

迟到的五阿哥奕誴（惇亲王）在16岁那年（1846年），被父皇道光下令，过继给八年前已经去世且无子嗣的惇亲王绵恺。绵恺是道光的三弟，因性情粗疏，不断犯错，爵位就不断在亲王、郡王间上下。奕誴过继后，被封为惇郡王。这年正好是道光65岁，他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奕誴就算是出局了。据说，奕誴出局，不仅因为长得丑，没有天子相，而且大大咧咧，不好读书，十分粗俗。

大大咧咧的奕誴，接了大大咧咧的惇亲王绵恺的爵位，倒也是相配。日后，老四奕裕�（咸丰皇帝）即位，将老六奕訢晋升为恭亲王，并将恭亲王和惇郡王都安排在中央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亲王们不可兼军机的祖制。当了中央领导人的惇郡王奕誴，依然不改散漫的习气，如同他那位嗣父绵恺一样，不断“失礼”，不断被痛责，因此在1855年丢了郡王爵位，降级为贝勒，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上书房学习班改造。估计是学习班教导有方，一年后奕誴捡回了郡王的爵位，数月后又成功晋级为亲王。

偶尔露峥嵘

这位惇亲王的脾气，与严谨的恭亲王截然不同。据说，他在大夏天时会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在什刹海边纳凉，和下人们也不讲究规矩，很有平民色彩，北京城因此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虽然因为妈妈的肚子而错过了皇位，但这位王爷并没有对政治彻底死心，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权力的直觉的。除了当着恭亲王、肃顺的面说肃顺要被杀头之外，他在几次政治风波面前，都有着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野史记载，惇亲王经常嘲弄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废位，惇親王当时负责宗人府，坚决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大清国的规矩，只有皇后过门才是从国门“大清门”抬入的，慈禧本人是“二奶”出身，嫁入皇宫时没有任何仪式，因此终生耿耿于怀。

正史上记载，1884年甲申易枢，就是这位惇亲王和恭亲王合唱双簧，在讨论对法国作战方案时，兄弟俩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一同觐见的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觉得他们“极琐屑不得体”，并在日记里感慨：“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而这，或许正是恭亲王在惇亲王的配合下，故意以“极琐屑不得体”来主动获咎，给所有人，尤其是老七、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上台提供一个机会。

可以说，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中，这位“粗俗”、“散漫”的惇亲王，成为在太后与恭王之间的另一个平衡物。而恭亲王在其执政生涯中，得到了这位比他大一岁的五哥的特殊协助：口无遮拦的惇亲王，是慈禧相当忌惮的人物。

惇亲王家似乎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折腾点令全国乃至世界刮目相看的动静。惇亲王有三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中，这三兄弟都是义和团的幕后推手，而尤以老二载漪最为著名。载漪自幼好武，加入了满洲亲贵的精锐部队“神机营”，展露才华，被慈禧太后看中，将自己弟弟桂祥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载漪。

成了慈禧太后的内亲，自然能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载漪是家中老二，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而且，当时惇亲王还在世，一门也不可能封两个王爵。慈禧太后于是下旨，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但是，在撰写委任状时，出现了笔误，将“瑞”字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载漪就成了“端郡王”。他的英译名Prince　Tuan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就是因为他被八国联军指定为义和团动乱的“头号罪魁”。

1898年，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发动了盲目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将包括真正在第一线改革的实践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推到了所谓“改革”的对立面。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肋到光绪的帝位。已经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力挽狂瀾，亲自出马，以“戊戌六君子”的脑袋为最小代价，保住了光绪的帝位。同时，为了向“改革”的受害者们妥协，她同意为已经证明了是“天阉”（先天的陽痿病患者）的光绪皇帝立嗣。候选人中，只有载漪年方15岁的儿子溥儁，与她血缘最为接近，是嫡亲的侄外孙，于是被册立为“大阿哥”。没想到，这一接班人的指定，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列强拒绝承认。于是载漪终被洋人们逼上“灭洋”的道路，试图通过义和团这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支撑起儿子将来的帝位巨舟。

溥儁备位东宫，是继其祖父惇亲王奕誴在娘胎中以来，第二次最为接近最高权力宝座。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放火”发动群众后，这把群众运动的火却最终失控。在八國聯軍的炮口下，载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