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
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是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承认，过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发展，很难说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过很大的起伏——仅以水门事件和比尔·克林顿的当政为例——也有过旷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不变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统计学、基层战士和知识分子。
布什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寻找发财机会的美国大军中的一员。人口统计学上的革命性变化，既使美国这个国家得以重塑，也改变了共和党。阳光地带不仅以一种更质朴、更锐利的保守主义信条来挑战东北部的权势集团，而且也为右派带来了许多基层战士。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成两大类：社会保守派活动分子和反制政府的保守派活动分子。前者中的许多人来自南方，他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为上帝效力；后者中的许多人来自西部，他们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如果说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帜是堕胎问题的话，那么西部反制政府大军的出发点则是税收问题和枪支问题。在使共和党发生改变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同基层战士一样居功甚伟。1952年，保守主义还是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20世纪末，保守主义却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书，内容从司法功能主义到流氓国家，可谓无所不包。
艾克（1）时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华盛顿任参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克以55％对45％的明显优势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带领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有赖于副总统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率领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这个共和党的凯撒并不是保守派的党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处理联邦政府的事务上，因此没有时间来形成激进的意识形态。将军有时候自称“进步的共和党人”，我们不妨称他为“保守派民主党人”更恰当。＇1＇事实上，1952年，民主党曾在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之前，恳请他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轻松地战胜了史蒂文森，当时有个记者甚至宣扬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两党共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只是因为个人关系而选择了共和党。新任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赞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为“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2＇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3＇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4＇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5＇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6＇
如果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他的管理主义哲学。他因在欧洲协调了盟军的关系而声名鹊起。他喜欢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为国防部部长，从而引发人们讽刺他以汽车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7＇人们看不出这些来自公司的官员有什么理由要捣乱。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由63万人膨胀到250万人，而年度联邦预算则由39亿美元上升到662亿美元，＇8＇但汽车商似乎并不担心联邦政府人员和预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尔也欢迎那些在民主党里供职过的自由派权势人物加入内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顿贵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员，他担任艾克的总统竞选主管，随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北约、外援和国际主义坚信不疑。
艾森豪威尔有资本怠慢右派，因为他并不担心右派的回击。在共和党内部，环绕艾克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策略性地战胜了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塔夫脱式共和党人”。众所周知，塔夫脱喜欢别人叫他“共和党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批评“新政”和北约。1949年，塔夫脱抱怨道：“我们已经悄然滑向了干涉他国事务的道路，并且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半个上帝和圣诞老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9＇而得名于纽约的贵族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内接受了“新政”，对外则赞成国际主义。尽管塔夫脱在国会有其影响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间，杜威式共和党人还是赢得了本党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最大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控制了共和党主要的舆论机构，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共和党先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过世，温和派共和党人似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10＇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11＇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12＇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1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14＇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15＇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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