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15＇，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16＇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17＇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18＇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国内，尼克松设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这都是保守派此后20年中极力铲除的机构。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间，设立了生活费委员会（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的最有力尝试。尼克松委任当时刚刚步入中年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负责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纳姆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名流，“暂停支持本届政府”＇19＇。
坚持忠于总统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旋即陷入水门事件之中。他们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为一个没有辩护余地的人辩护。同20年前的乔·麦卡锡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最负面的东西：偏执狂和自怨自艾，迷恋阴谋权术，毫无理由地憎恨权势集团。他使右派在随后多年背负浅薄无知和弄虚作假的恶名。右派为什么要背负这一切呢？尼克松不仅犯了罪，并且就政策而言，他远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
1974年，尼克松辞职，保守主义运动归于毁灭。他的继任者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一个“没有佩戴勋章的艾森豪威尔”，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福特任命戈德华特的宿敌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惹怒了右派。号称保守派竞选资金筹集“直邮之王”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写道：“他选泰德·肯尼迪做副总统都比这好。我立即打电话邀请14个保守派朋友共进晚餐，讨论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担任这一职务。”＇20＇福特的夫人贝蒂公开支持堕胎，更进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罗纳德·里根企图从福特手中夺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冒失举动，结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输给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责。
即使福特对“保守主义运动”持更多同情的立场，他也不可能促进它的发展。他的职责是治愈水门事件后国家遭受的精神创伤。1974年，选民中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下降到21％。＇2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和党靠不住、无能，与大公司打得火热。＇22＇在被问及共和党做过的善事时，2/3的选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23＇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推出的广告相当绝望地问道：“做一名共和党人什么时候容易过？”＇24＇有一些右派成员考虑过放弃老大党而另觅他途——建立新党，甚至投奔民主党。维格里预言道：“不出10年，全国自称共和党的人将不超过一打。”＇25＇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过什么戏法，使里根摆脱灾难而成为总统？答案部分可以从右派的对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松辞职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终下跌到比尼克松还低3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里根之所以能够当选，更多地是由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一最大的保守派团队，决心将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声浪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基层战士与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并进。
对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的过激行为，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会。巴克利的《国民评论》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度显得激进危险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崇拜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培养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任何机构，尽管打算实施其思想的国家似乎只有智利——一个国际弃儿。然而，右派知识界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走——20世纪60年代是他们的转折点。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于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但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哈佛学者——面容清癯、具有贵族血统。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有一些成长在意第绪语（3）和英语并用的家庭里。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20世纪30年代都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学的纽约穷人和犹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新保守派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会四处表达自己对往昔荣光——中世纪基督教世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旧时的南方——的怀旧之情。＇26＇青年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注重精英领导价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张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制。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左派背叛了这种自由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事情，这些大学使他们走出了犹太区。当学生们捣毁学校财产时，美国理性殿堂的权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观呢？那些本应关心智力水平的人怎么会同意在学校引进配额制呢？批评越南战争并没有错，但那些养尊处优、乳臭未干的人怎么可以焚烧美国国旗？他们怎么能够说美国总是错的，而批评者却总是对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为移民美国才躲过大屠杀劫难，他们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主义尤其反感。
这些思想家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们非常国际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门生，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在剑桥大学求学于F．R．利维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间，克里斯托尔以伦敦为据点，与他人合编杂志《遭遇》（Encounter），并把儿子比尔送到法国国立高等学校里学习。＇27＇至关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语言。保守派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政府计划会弱化社会的自然契约。新保守派表示，社会问题比其自身显现的要难理解得多，而“伟大社会计划”之类的社会工程，受尽了自身乖张后果的折磨。福利支持会强化依赖性。优惠待遇使人免于竞争，因此可能会使本该获益的人受损。过分热心的平等主义会侵蚀像纽约城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新保守派爱揭发右派的丑事，就像当年怀疑强盗式资本家的那些人所做过的一样。
新保守派也详述了非正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而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1965年，美国劳工部年轻的官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轰动，文件的原件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该文件随后立即有了一个别名——莫伊尼汉报告。该报告认为，城市黑人的贫穷大部分源于家庭的瓦解。＇28＇其他的新保守派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小团组”——自愿组织机构——对社会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重要得多。他们同时发出警告，社会的失序状态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宽容的自由主义者的想象。换言之，他们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装点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着赢得每场争论，他们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能够打破自由派权势集团宣称自己对专门权威见解的垄断。＇29＇自由主义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许只有决策者才能拥有的宝贵资源——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客观科学的智慧。他们会说，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的正统。新保守派终结了这种信手拈来的虚构说辞。
新保守派还为右派批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锐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进行批评的诱因之一，是联合国对以色列不断增加的敌意（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敌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渐相信，美国正在冷战中失败，军控变成了绥靖，苏联正以越南的胜利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越南综合征”使美国的核心集团陷于瘫痪。如果说右派的《国民评论》打破了孤立主义的控制，那么新保守派则远为坚定地将这一宏伟的运动推向国际主义的营垒。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径，有一个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会科学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劳斯是战后时期最晦涩难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奥·斯特劳斯之于新保守派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对社会政策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的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度过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然而，斯特劳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与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在理论上影响克里斯托尔的主要人物。克里斯托尔把自己被引入“非乌托邦的政治学”领域——这种政治学的基础，是帮助人们应对真实的世界，而非构建一个理想的理论——归功于斯特劳斯。＇30＇
斯特劳斯挑战了美国最为珍视的有关进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启蒙运动没有改善人的状况；相反，他坚持认为，伟大的思想繁荣乃是古希腊人的成就。他鼓励学生专心研读古人的伟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刻苦学习的话，这将使他们有机会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注视这个世界——不是现代人俯视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视现代人。
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从民主的自我毁灭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能够引领大众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