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从民主的自我毁灭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能够引领大众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尔顿·希梅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说法，斯特劳斯主义就像克里斯托尔的近亲，“邀请人们加入少数特权阶层的队伍。这些少数特权阶层才刚刚从洞中爬出，一边裸眼凝视太阳，一边还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31＇。斯特劳斯远离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潮流，他使用世俗话语中长期被禁用的词语，如“善”与“恶”、“美德”与“恶行”。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准，不是人们享有的自由度（这是哈耶克一类的自由意志论者所特别钟爱的），而是该社会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劳斯不断地使新保守派坚信，美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们缺乏自由，而在于个人美德的沦丧。
乍听起来，这有点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来自于雅典而非罗马。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而斯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则是建立在古代（希腊）哲学基础之上的。当涉及宗教信仰时，斯特劳斯学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们却认为宗教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美德。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高尚神话”。他们似乎想说，宗教虽不真实，却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实现有益的社会目标。
他们乐意接受“高尚神话”，只要这是由他们促成的，只要这有助于将新保守派打造成“马基雅维利式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真的组织良好吗？如果暗示说，团结一致根本不曾在这一运动的发起者之间存在过，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党人：莫伊尼汉最终将成为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组织网络，以使保守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主导的知识界常新。他们着手利用基金会，大力发展组织，创办杂志。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面世，试图为“伟大社会计划”开一剂“治疗现实”的猛药。在诺曼·波德霍雷茨编辑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mittee）的月刊《评论》（mentary）里，充塞着诸如《社会政策的局限》（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Liberalism Versus Liberal Education）和《增长及其敌人》（Growth and Its Enemy）之类标题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义从一种冲动变为一场运动的过程中，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最竭尽全力的一个人。青年时代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时，克里斯托尔是一个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军中服役，开始不断朝右派方向发展，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过。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长期合作编辑《遭遇》杂志，在基础图书公司（Basic Books）任过一小阵的高级编辑，是《公共利益》杂志以及再过一代人后出现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国家利益》主要关注外交事务。克里斯托尔思维敏锐、具有沟通交流和组建机构的才干，且富于幽默感（他曾经这样定义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拿到最低工资，18岁的姑娘演色情电影也没关系）。他与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他非常善于鼓动别人提供助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资助，以至于他的保守派同事戏称他为教父。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给克里斯托尔起名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的手”。
智库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聚会的地方是威廉·巴鲁迪领导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然而，巴鲁迪要实现梦想，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转变成为保守派的智囊团，却遇到不少障碍。由于他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引起了国会中民主党人的注意，美国国内收入局对该研究所的免税待遇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巴鲁迪手下的成员尽力对国会议案进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还特地尽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观点来看，聘任前民主党人欧文·克里斯托尔或者年轻聪明的外交事务专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现出的公平，值得称道。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消逝，美国企业研究所离巴鲁迪的梦想越来越近。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实际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把那些疯狂主张撤销管制的经济学家看作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连卡特政府也在撤销对运输业的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从1960年的90万美元（不及布鲁金斯学会当年收入的1/5）飙升到1980年的970万美元（比布鲁金斯学会当年的收入多出50万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所拥有常任全职学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学工作的兼职学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电视节目。研究所甚至出钱给杰拉尔德·福特和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颁发高级学者研究金。唉，巴鲁迪不可能看到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现正利用他的智囊团呢。巴鲁迪于1980年去世，此前两年他已经把研究所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小比尔（Bill Jr．）。这位长者崇拜开放的市场竞争，但他对裙带关系的处理却明显不明智。福特和里根两位总统都在他的追思宴上发表了讲话，标志着巴鲁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已经不再是保守主义独此一家的智库了。传统基金会创立于1973年，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更不事张扬，也不自傲地称自己是“没有学生的大学”。传统基金会是一个简朴的鼓动性组织，是一个决心要改变政策、消息灵通的压力集团。另一个突出的新机构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于旧金山，1982年迁往华盛顿。它介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之间，不仅出版大部头著作，为学生开设课程，也借鉴传统基金会的想法，撰写短小的政策报告。
这一新的思想家网络的建立要特别归功于5名慷慨的捐助者。他们是生意人，也是信托基金商。他们非常担心美国会向左滑，于是决心建立抗衡权势集团的保守主义机构，以便将美国拉回到右派发展的方向上来。首位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事业提供捐助的是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他是一名啤酒商继承人，为传统基金会解囊25万美元作为种子基金。他还协助创建了传统基金会的姐妹机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the 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1971年，一名南方老派民主党律师的5000字备忘录激发了库尔斯采取行动。那个人是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后被尼克松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备忘录中说，资本主义遭到了它自己娇宠的产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他指责工商阶级不仅安抚批评者，还资助那些批评者的反资本主义活动；他敦促工商阶级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库尔斯也出钱资助其他的保守主义事业，包括科罗拉多州的智库独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媒体精确报道”组织（Accuracy in Media，一个为发现自由主义偏见而建立的监察部门），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保守主义社会机构。
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对保守主义事业的鼎力相助丝毫不逊色于库尔斯。斯凯夫是梅隆家族的财产继承人之一。人们从他的早期生涯中看不出他对保守主义思想有什么兴趣。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凯夫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耶鲁大学就把这个爱惹是生非的年轻人给开除了。随后的一次车祸使他险些丧命，也使得5个家庭成员受伤。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明智了——至少，如果以投身保守主义事业为标准来衡量人的明智与否的话，可以说他是更明智了。他是巴里·戈德华特最早的资金捐助者之一。他心目中的英雄戈德华特在竞选中的大败使他感到震惊，但也使他坚信，保守主义需要有能力在知识界抗衡敌手。1965年母亲去世后，由于姐姐要继续母亲的做法，把家族财产花在艺术、计划生育和穷人身上，斯凯夫同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1973年，隐居不出的理查德最终在这场争论中获胜。他捐给传统基金会的第一笔资金是90万美元。1976年，传统基金会成立3年时，他捐助了42万美元，占当时基金会总收入的42％。《华盛顿邮报》算过一笔账，1960年以后的40年里，斯凯夫及其家族的信托基金为保守主义事业总共捐出了至少3。4亿美元——以现价计算大约是6。2亿美元。＇32＇
第三个捐助者是科克家族。科克家族的族长弗雷德·科克是石油天然气企业家，他发明了一种使汽油生产更高效的方法。他同大石油公司斗争，逐渐建立起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能源公司。他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建了15个炼油厂——生意毕竟是生意——但却是约翰·伯奇社团的创办人之一。他的两个儿子戴维（David Koch）和查尔斯（Charles Koch），大量捐款赞助自由意志主义事业。戴维支持毒品自由化和堕胎权，并于1980年成为自由意志论者的副总统参选人。查尔斯和爱德华·克兰（Edward Crane）于1977年共同创办了“卡托研究所”。他俩还建立了一个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奖学金的网络，以便在美国的大学里培养自由意志论者。
第四个捐助者是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由兄弟俩创立。他们的发迹靠的是艾伦布拉德利公司——一家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为基地的电子公司。基金会尤其愿意向学术界和知识分子慷慨解囊。同罗伯特·科克（Robert Koch）一样，哈里·布拉德利也是约翰·伯奇社团的忠实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罗伯特·韦尔奇定期到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的销售会议上演讲。哈里也对那时正努力奋斗的年轻的《国民评论》杂志施以援手，既出钱又提供文章。他试图接管《新闻周刊》，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传播得更广。哈里于1965年去世，但他的基金会仍在继续捐赠。洛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于1985年收购了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给了基金会巨大的推动力，其资产上升到超过2。6亿美元。同年，基金会还雇用了一名精力非常旺盛的主席迈克尔·乔伊斯（Michael Joyce），他是欧文·克里斯托尔的门生。
五大捐助者中的最后一位是约翰·M．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由富商约翰·梅里尔·奥林（John Merill Olin）于1953年创办，此人困扰于不断遭到威胁的自由。到20世纪70年代时，奥林集中精力关注学术思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除了支持芝加哥大学有影响力的法学和经济学项目以鼓励其他地方的效仿者之外，基金会还为智库和《公共利益》一类的出版物出资。奥林对少数几名他喜欢的学者特别慷慨，如罗伯特·博克和欧文·克里斯托尔。博克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法学研究奥林教授，克里斯托尔直到不久前还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林研究员。
除这五大捐助者之外，其他的大捐助者还有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霍华德教会会众自由信托基金（Howard Pew Freedom Trust）。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但凡在公司有一席之地，每个人抱怨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经济不景气，美国正在失去海外的竞争优势，美国人为管制而“忙得不可开交”，“对方”正在取胜。1972年，美国500强的老总们建立了“企业圆桌”组织（Business Round table），以便在工会权利、反托拉斯、撤销管制规定和税收等问题上通过游说以争取利益。
公司也开始协调它们的竞选捐款。1974年，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mittees）有201个，超过了公司的89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两年后，双方的数字颠倒过来了，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是244个，而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则达433个。1984年，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1682个）以4∶1的优势超过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394个）。＇33＇捐助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1974年，几乎所有的捐助都是用于为具体公司谋利，但不久后，捐助的钱就被用于支持对企业总体有利的广告宣传和立法。＇34＇公司及其基金会出钱制作电视系列片，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和本·瓦滕伯格（Ben Wattenberg）的《寻找真正的美国》（In Search of the Real America）。他们还出钱帮学校购买教育资料，为私人企业出资提供数十个教授席位，花钱做有利于企业界的广告。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的公司与保守派智库拥抱到了一起。
到1980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得到600多家公司的赞助，包括莉莉捐赠基金（the Lilly Endowment）、福特汽车公司和《读者文摘》公司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事会由美孚公司的副主席领导，其理事由不同类型的公司所组成。基金筹募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花旗银行、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大通银行等公司的前负责人。20世纪60年代初，胡佛研究所濒临破产，但1984年它的年度预算达840万美元，其中的40％来自公司及其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惠普公司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他是一个新的金主。同年，传统基金会筹募资金的公司和基金会几乎有上百家，而向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教育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ffairs）捐助的公司有145家。
菲利斯女王和第一书记韦里奇
20世纪70年代，还聚集起另外一支保守派大军——“社会保守主义者”。这支当时绰号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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