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txt电子书免费阅读-第17节-五福电子书

菲利斯女王和第一书记韦里奇

20世纪70年代，还聚集起另外一支保守派大军——“社会保守主义者”。这支当时绰号为“新右派”的大军，略微嘲讽了我们区分知识分子和基层战士的做法。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思想家——或至少是智囊团成员——但他们并不是克里斯托尔及其朋友那类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是学识平平的中产阶级。他们之所以受到触动，并不是因为受到《评论》杂志和《公共利益》杂志上最新文章的影响，而是因为堕胎、学校用车接送孩子、枪支管制和学校配额等价值问题所致。更确切地说，他们既有激情，又有非凡的组织才能。

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是在这一派早期就显露出组织才干的代表人物。这位社会保守主义的女王出生于1924年。她从研究生院毕业后的首份工作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找到的。此后她代表过共和党竞选国会议员，但未获成功；担任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妇女协会（the　Illinois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主席；曾帮助丈夫答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有关右派的观点（该联盟有过一个特别典型的委托人——一个拒绝服从政府配额制的农民）；主持过自己的广播节目《唤醒美国》（Wake　Up　America），并设法抚养了6个孩子。1964年，施拉夫利大加赞赏戈德华特主义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的竞选口号，从而在全国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末，她组织草根阶层的运动，反对将女权主义者吹捧的《平等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提入宪法，从而确保了自己在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她拿自己组织中每年微不足道的5万美元预算，集中做那些举棋不定的州的立法人员的工作：训练家庭主妇和妈妈们上电台、电视，到立法委员会做证并组织写信竞选。《平等权修正案》从未获得通过，1978年成为废案。

如果说施拉夫利是社会保守主义勇敢的女王，那么威利奇就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列宁——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革命家。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韦里奇的自由国会基金会午餐会。韦里奇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一所天主教医院的锅炉工，他在那里一干就是50年。韦里奇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工作，1967年到华盛顿工作，成为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参议员戈登·阿洛特（Gordon　Allot）的新闻秘书。由此他开始坚信，保守主义运动需要创立自己的核心集团，以抗衡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自由主义核心堡垒。1971年，阿洛特收到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份有关政府计划出资建造一种超音速运输飞机的分析报告。分析报告透彻且平衡得当，但两天后却被国会投票反对。韦里奇和阿洛特在国会山的另一名保守派助手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对这样不利的时机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决定成立自己的智库——一个集中关注改变法律而非思索伟大思想的智库。

传统基金会诞生于1973年。它的早期作为很像是当年列宁在苏黎世的斗争。它当时只有9个成员（如果把一个工作人员带来的3条狗算进来的话，那就是12个）。传统基金会对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为议长的众议院那些重量级议员的影响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它最初的4年中，基金会主席换了两次。但1977年福伊尔纳接手主席一职时，传统基金会正开始粗具规模。这同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部分得益于意识形态风向的转变。但也与韦里奇及其朋友鼓励创办的姐妹组织有很大的关系。

韦里奇的逻辑简单明了：既然自由派设法通过在组织上超过保守派来主宰华盛顿，那么保守派现在就必须还以颜色。他曾经好斗地说：“如果敌人开着战车要来杀你，那么你最好有自己的武器系统。”＇35＇他毫无愧色地以自由主义组织为其机构的蓝本。他于1974年成立的“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就是要与“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竞争。他创立的“参议院指导委员会”（Senate　Steering　mittee），即以参议院自由派共和党人的“星期三俱乐部”（the　Wednesday　Club）为基础。他的“保守派核心会议”（the　Conservative　Caucus）的蓝本是“民主党人共同事业”组织（the　Democrats　mon　Cause）。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抱怨道：“保守派不仅在游说、运转、支出和活动等方面超过了我们，不幸得很，他们在思想上也时常超过我们。”＇36＇

韦里奇虽是社会保守主义的第一书记，但他手下还有其他委员。理查德·维格里是个得克萨斯州的天主教徒，精瘦结实，是竞选资金直邮筹集的天才。年轻时，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是“两个麦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和约瑟夫·麦卡锡，可他很少对保守的共和党核心感兴趣。相反，正如他的朋友威廉·拉舍所说的那样，他渴望“更疯狂的音乐和更烈的酒精”＇37＇。到1980年，维格里的电脑中已经存有大约150万个捐款人的名字。特里·多兰（Terry　Dolan）创立了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mittee），到1980年，它与保守派的“国会全国俱乐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竞争美国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头衔。＇38＇保守派的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House　Republican　Study　mittee）宣称自己得到了众议院共和党多数议员的支持。＇39＇其他组织机构还有：在州立法机关里帮助组织保守主义计划的美国立法机构交换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影响媒体的“全国新闻业中心”（the　National　Journalism　Center）和“媒体精确报道组织”、在法庭为追求自己目标而施压的全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Public　Interest）等。简而言之，一个与自由派相抗衡的核心集团已然诞生。

社会保守主义的行为不时会离谱得很。阅读维格里当时的传记《新右派：我们准备领导》（The　New　Right：We're　Ready　to　Lead），人们不会怪罪局外人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有点愚昧的派别。这些人建立的团体名称有“真相小分队”（Truth　Squad）和“总统解职委员会”（mittee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或者叫“爬行II”（CREEP　II）。但这种怪异的创举，也促使他们去大力寻找共和党以外的盟友。1973年，维格里同意偿清乔治·华莱士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欠债，以换取他的捐款人名单。两年后他又提出里根－华莱士搭档竞选总统的主张。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社会保守主义者与保守派民主党人携手反对堕胎、自由主义的学校教科书、平权法案、同性恋者权利和学校用车接送孩子等。＇40＇

道德多数派

社会保守派发现，他们最热情的同盟军是所谓的宗教右派。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督教福音派同民主党的关系一直比共和党密切。1976年，多数基督教福音派投票支持吉米·卡特。但是，基督教福音派对民主党的左倾感到恼怒。尤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1978年，由于1953年以后开办的私立学校被认定带有歧视性，卡特的国内收入局局长威胁要取消它们享有的减税地位，而南方的多数私立学校都是基督教学校。“道德多数”组织创始人之一蒂姆·拉海耶（Tim　LaHaye）牧师与卡特进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谈，在离开白宫时他低头祈祷道：“上帝啊，我们必须把这个人从白宫赶走，让一个积极恢复传统道德价值的人入主白宫。”＇41＇

卡特激怒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动了。20世纪70年代，南方浸礼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的会员分别增加了16％和70％，与此同时，长老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会员则分别减少了21％和15％。1980年，美国最大的24个教堂几乎都属于基督教福音派。W．A．克里斯韦尔（W．A．Criswell）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保龄球馆、壁球馆和溜冰场，21个唱诗班席位，一个传教中心，一所拥有600名学生的小学，一个调频电台，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以及2。3万会员。＇42＇宗教右派不仅是一个有形的团体，而且也是一个电子社团。收看收听基督教福音派电视电台节目的人，从1970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0年后的6100万人左右。帕特·罗伯逊的《700观众俱乐部》（700　Club）和杰里·福尔韦尔的《往昔福音时光》（Old　Time　Gospel　Hour）节目，观众数都达到了1500万人次。基督教广播网（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work）的用户达3000万，是美国第五大有线广播网。＇43＇

基督教福音派一开始抵制住诱惑，没有干预世俗的权威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牧师们教导会众寻求个人灵魂得救，而非重视集体行动。杰里·福尔韦尔说：“并不是要号召祷告者成为政治家，而是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救赎。”＇44＇但是，福尔韦尔及其同道认为，由于对美国不断向下沉沦感到愤怒，他们还是不知不觉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尔韦尔后来解释：“撒旦已经行动起来要毁灭美国，上帝需要听到呼声，来把美国从内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来。”＇45＇

许多自由主义者私下传言，道德腐朽的责任应该由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韦尔这些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人来承担。然而，不仅会员，就连神职人员都要求基督教采取政治行动。对许多人来说，国内收入局取消私立学校减税待遇的决定已经突破了底线。国内收入局收到了20万封反对信，它还从来没有因为一项规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对信。白宫和国会都淹没在反对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议员举办听证会，并最终阻止了国内收入局新的指导方针。

1979年，当福尔韦尔和韦里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数”组织（这一组织的名称是两人首次晤面时韦里奇发明的）时，社会保守派就与基督教右派正式结盟了。基督教福音派愿意面晤韦里奇这样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腊礼天主教徒，而非罗马天主教徒。这标志着基督教右派决心介入美国的政治。在堕胎、学校祷告、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等国内问题上，“道德多数”组织立即发出了强硬的基督教声音。接下来的10年中，该组织的登记选民将达到大约250万。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党，就像当年黑人倒向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可以指望这些人出席会议、挨家挨户敲门让选民去投票。许许多多这样的基层战士，正是在民主党以往的政治练兵场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名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年轻民主党活动家，南下来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月里，竞选活动制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萨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所领导的那个党一边，并把捐赠寄到在奥斯汀的邮箱。这个活动家每天都去邮箱取宝，但邮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后他终于等来了一封信，回到竞选总部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粘着粪便的手纸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这就是东得克萨斯人对乔治·麦戈文的看法。”理查德·尼克松以67％的选票在得克萨斯州持续获胜。比尔·克林顿不可能会忘记这段经历。＇46＇

总统大选来临时，民权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转而忠于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理查德·尼克松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选票获胜。南方保守派也支持里根取代福特参加1976年的总统选举：支持里根的共和党大会保守派代表有1/3来自南方，多于其他地区。＇47＇但是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级的政治中，共和党取得的突破则更慢。民主党利用在位的权力——特别是擅划选区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民主党也挫败了右派共和党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反对《投票权法案》。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着回忆道，有个共和党挑战者曾试图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样卖力，他都无法比我更保守。他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如果他成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机会”＇48＇。

然而，民主党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罗来纳州阻止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49＇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活始于民主党，他在该州以毫不留情地谴责“民权谎言”的右派电台和电视台评论员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党竞选联邦参议员。得益于当地民主党内部政客的明争暗斗和尼克松压倒性地战胜麦戈文，赫尔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协的观点和“他是我们中一员”的竞选口号，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对46％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并继续通过他的“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该州营建了一个庞大的保守主义组织。有了这个庞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属的党来为他出资竞选。

在参议院，赫尔姆斯彬彬有礼，但更尖酸刻薄。这使他很快取代了斯特罗姆·瑟蒙德，成为南方反抗者在华盛顿的榜样——共和党的乔治·华莱士，敢于在种族问题和国际事务上表达最基本的观点。在削减国内项目、增加国防开支、支持基督教价值而非世俗价值、与共产主义和联合国——两者经常被认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进行斗争等方面，这名“参议员不先生”（Senator　No）的声音是参议院里最为前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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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第17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