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Weekly Standard），并于1997年创建了另一个倾向于外交政策的小型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们暂且打住，在本书的第六章再来重点讨论这些组织。但有一项内容却不能就此停下，那就是福利改革。广义地说，从住房补贴到食品券，福利无所不包。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各类计划上花费了2300亿美元，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用作医疗保险的补贴。＇45＇但引起政客们喋喋不休的是“对有子女的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一计划中的125亿美元几乎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了单身妈妈。1994年，该计划涵盖了500万个家庭的1400万人。在美国，几乎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依靠福利生活，且黑人和拉丁裔所占比例特别高，分别为40％和20％。
福利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右派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里根曾经反对1935年建立的照顾寡妇的制度被那些“福利王后”所利用。里根和老布什都曾试图使福利接受者去找工作，但力度不是很大。福利改革事业因而留待共和党的各州州长去完成，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进行的福利改革。他削减福利开支，进行各种实验，例如惩罚那些靠福利生活的同时再生孩子的妈妈。1992年，克林顿借用了其中的一个思想，提出福利支付时限的主张。名单上领取福利的妈妈，两年后必须去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可以为她们提供工作。
但在共和党圈内，流传着远为咄咄逼人的想法。有两部杰作谴责20世纪60年代是罪恶之源：迈伦·马格尼特所著的《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和马文·奥拉斯基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passion）。老布什的反毒品大王比尔·贝内特（Bill Bent）则在1992年写出了《美国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而战》（The DeValuing of America：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一书，且在1993年推出了畅销书《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虽然后来他被爆出不光彩地把部分收益贡献给了老虎机。朱利亚尼在纽约实施的“零宽容执法”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ing），集中防范墙上涂鸦和行窃之类的轻罪，因为他相信这些轻罪会鼓励人们犯更多的重罪。朱利亚尼的这项政策极大地利用了最初由乔治·凯林（Gee Kelling）和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勾勒的“破窗效应”（9）战略。＇46＇
然而，对福利改革争论产生最强烈影响的人，是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于1994年创作的畅销书《钟曲线》（The Bell Curve）。该书认为，标准化测试中不同种族群体的得分不同，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但他首次为人所知，则是作为贫穷问题专家。他在1984年所著的《脱离实际：美国1950—1980年的社会政策》（Losing Ground）一书中认为，政府正在使问题变得更糟，并建议，作为一种“思想试验”，干脆取消为劳动年龄人口而建立的福利制度。1993年10月，在他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将来临的白人下层社会》（The ing White Underclass）中，默里将他的思想试验演变成政策建议——政府应干脆停止为那些有私生子的妇女付款。＇47＇既然单亲家庭在经济上无力养活孩子，那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呢？尽管默里明智地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白人，但他还是很快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这种对“伟大社会计划”的攻击，比起当初新保守派的反叛来说，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最先使人们关注黑人家庭破裂问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仍然认为政府的帮助才是解决之道。默里认为，政府的社会项目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完全是残忍和不道德的。问题在于，美国公众是否真的准备好了面对此类事情。
金里奇：过于张扬的共和党人
1995年，美国第104届国会开会选举一个新的众议院议长。在就职典礼上，当金里奇的名字被宣布时，他大步走进众议院，像帝王般地登上了讲坛。有人大声呼喊：“这是一个纽特的世界。”＇48＇
共和党已经有40年没有控制众议院了。金里奇不知使用什么魔法取得了这一胜利。1994年11月，包括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在内的52个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另有10个民主党人失去了参议院的席位，从而将参议院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给共和党。这是一次建立在保守主义宣言基础上的保守主义的彻底胜利。国会共和党人制定的《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件，其中列举的10项政策建议，得到了老大党300多个候选人的支持。文件末尾许诺：“如果我们违背协议，就把我们赶出去”＇49＇。这一协议概括了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容，包括平衡预算修正案、任期限制和福利改革。金里奇坚持的“60％议题”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排除了堕胎和学校祈祷等更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基督教右派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每个孩子有500美元的抵税金额，以帮助困难家庭。
至此，金里奇把自己看作一名共和党首相——他不仅是该党下议院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共和党人认为，国会恢复了美国宪法制定者计划赋予它的角色——制定国内政策。这一届国会的头三个月里，共和党当然可以这样认为。那时候，金里奇每天举行新闻吹风会，很快地使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甚至还在4月迫使克林顿胆怯地认定，总统只是“与此相关”而已。
然而，金里奇太不自量力了。这一次不是有关背叛诺言的问题——与克林顿不同，金里奇当然是遵照自己的诺言进行统治。问题是他误解了自己的权力。1994年11月，多数美国民众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并非是因为支持保守派的激进主义，而是反对他每次理发要花费180美元，反对他妻子是个社会主义者。此后两年，金里奇锐气大挫，很多方面就像是克林顿在1992年至1994年间失败的翻版——陷入国会的程序性挑战之中，面临人们对他个人道德的质疑，因他的极端主义而受到嘲讽，还被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以策略取胜。
当权的金里奇所作所为就像城门打开时的游击队首领——已经在丛林中以坚果和浆果果腹为生多年了。他曾经因为一本书的交易而讽刺过吉姆·赖特，但他却丝毫不认为在他的传记还未出版时就收取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400万美元有什么错——尽管最后因为人们的强烈抗议，什么协议也没有签。金里奇的口头用语不利索——他把他的计划、思想以及管理行话都一股脑地弄成VSTP［见解（vision）、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计划（projects）］——缺少政府中政治家式的辞令。当时有本书名为《叫纽特把嘴闭上》（Tell Newt to Shut Up，1996）。＇50＇但这一点适用于他的许多追随者。迪克·阿米在电台里把国会议员、同性恋者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叫成了“巴尼基佬”（Barney Fag），并且告诉希拉里·克林顿：“有关你魅力的报道太夸张了。”虽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设法通过了他们签约内容的90％，只有任期限制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这些通过的议案在金里奇的宿敌鲍勃·多尔控制下的参议院被暂缓了。参议院拒绝了平衡预算修正法案，虽然只有一票的优势。参议院还抛出一些计划，把学校午餐之类问题的控制权下放给各州。当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降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增幅时，民主党人有点不公平地谴责他们要“削减”这一项目，而与总统就有关预算的协商也陷入僵局。
在进攻上，比尔·克林顿作为一位自由派总统失败了，但他却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政治防御上的才能。转折点是1995年4月19日，那一天有个右派极端分子在俄克拉何马城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168个人。头一天克林顿还在以请求的口吻说，总统依然与那些问题“有关”。5月4日克林顿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抨击了“民兵组织和那些相信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人”。在其中一段有可能是针对众议院共和党的讲话中，克林顿警告道：“对于一个仇视自己国家或者假装爱国却蔑视政府的人，是没有丝毫爱国主义可言的。”＇51＇
克林顿在新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的帮助下，改走中间路线，遵循一种强调自己既独立于共和党又独立于民主党的“三角化”战略。＇52＇例如在预算问题上，克林顿说他赞成削减开支和平衡预算——这一点与他那挥霍无度的政党不同，但也坚决表示要为维护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而斗争——这一点又与那些铁石心肠的共和党人不一样。1995年夏，所有人都以为预算问题只是一个细节梳理的问题了，但几个月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论不休。10月，政府因为没钱只好关门，12月，故事重演。
金里奇及其团队愚蠢地以为他们将从中渔利（毕竟，克林顿已经否决了一个本可使政府继续运转的预算方案）。然而，在金里奇对政府穷追猛打12个月后，大多数美国人怪罪的却是这位无处不在的众议院议长。克林顿的政治声呐——概括地道出美国人民之所想——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政府关门的那天夜里，克林顿突然责骂阿米：“如果你的预算通过的话，数以千计的美国穷人将因为你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而受苦受难。我绝对不会签署你的削减案。哪怕在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掉到5％我也不管。”虽然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转到联邦医疗补贴计划有点使诈，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打动了，尤其是阿尔·戈尔。他喃喃低语，该如何表明即使克林顿的支持率降到零，他们也不会对此屈服。克林顿答道：“抱歉阿尔，如果掉到4％，我们就要屈服了。”＇53＇
无论金里奇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政治声呐，现在都不管用了。11月，他向新闻界抱怨，自己在参加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葬礼的回程途中被塞在了空军一号的尾部。因此，《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花了一个版面把他描绘成爱哭的孩子。在第二年圣迭戈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金里奇的重要性降低到仅就玩沙滩排球的乐趣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54＇
“三角化”战略的最大考验是福利改革。由于前两个福利法案附属于克林顿不喜欢的对联邦医疗补贴计划的削减，因此他把国会这两个法案给否决了。1996年8月，共和党向总统提交了一个纯粹的福利改革法案，并激他签署这一法案。如果他就此退缩，那就会给鲍勃·多尔低迷的总统竞选增添力量。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期待的要强硬得多的法案。＇55＇该法案甚至要求政府对贫困单身妈妈的支持帮助设定时限。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白宫自由派援引证据证明，100万儿童将因此挨饿受冻，故而反对他签署这一法案。但包括戈尔在内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一伙人则持相反立场。克林顿签署了这一法案，从而确定了他总统任期中的一大保守主义成就。到2000年时，美国靠福利生活的人不足750万。
即使克林顿否决了福利改革，也挽救不了多尔在1996年11月总统竞选中的命运。经济对总统有利，克林顿早就开始募集经费和花销打点（因此在初选中不会有任何棘手的挑战出现）。多尔在初选中举步维艰。罗思·佩罗再次冒出来，分裂了反制政府的选票。而且，就像4年前的老布什一样，多尔显得太老迈了。多尔是在罗伯特·塔夫脱时期进入堪萨斯州的政治生活的。他说话直爽、语速很快，私下里是一个很能逗人乐的人。早10年或晚10年，他的战争履历可能会对他很有帮助。比起老布什，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对多尔的忠诚比对克林顿多那么一点点，但也仅是忠诚而已，并不是激情。克林顿坚持中间主义信条，佐以一系列诸如为大学学费减税这样的小承诺，并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轻轻松松地赢得了选举，所得选举人团票达379张，比1992年还多了9张。
对自由主义来说，1996年的选举结果很难说是一次大胜。比尔·克林顿重新当选赢得的选民票是49％，比尼克松和里根二次当选总统所得的选民票少了10个百分点。在参议院，共和党又多斩获了两个席位，从而以55席对民主党的45席成为多数党。克林顿刚刚当政时，民主党在参议院可是拥有58席的，如今这一比例十分令人惊异。在众议院，尽管民主党夺回了几个席位，但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不可撼动。正如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在《美国政治年鉴》（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两年一次的选举评论中归纳的那样，1996年只是再次强化了1992年和1994年的教训——新民主党人可以在总统层面上击败旧共和党人，而新共和党人则可以在众议院层面上击败旧民主党人。
此外，就意识形态而言，比起克林顿来，金里奇这两年行事过于张扬，更具煽动性。1994年至1996年间，可自由支配的美国个人开支自1969年以来首次减少。＇56＇当然还有福利改革。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的那样，民主党人只是为“新政”的一个中心内容在做勉强抵抗：“针对穷人的旧行动主义的捍卫者们自动投降了，那些不再相信捍卫者们能够代表什么的人们，则耸肩摇头、漠不关心。”＇57＇在知识层面上，右派势头依然强劲。
德怀特·克林顿
在1993年中的预算之战中，克林顿大声叫嚷道，他不希望以“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而被人记住。＇58＇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他恰恰完全成了这样的“共和党人”——总的来说，美国人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