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最丑陋的时刻。事实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于克林顿的辩护者匆匆站出来说，他的总统职位被敌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阴谋”（希拉里·克林顿语）使国家的新闻媒体误入歧途，纷纷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克林顿总统那个经常有点滑稽的忠实助手悉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依然坚持把追猎“子虚乌有的丑闻”的做法称为胆大妄为之举］。＇32＇那当然不是媒体的光彩，但总体来看，“劫持理论”站不住脚，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较大的新闻事件背后，总有一些涉及法律正当性的肮脏和狡诈行为。出售林肯总统套间过夜权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吗？1993年拒绝《华盛顿邮报》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吗？这宗地产交易涉及克林顿夫妇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纵的合伙人，以看似优厚的条件（后被证明其实不然）购得土地。克林顿的助手请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应，因而大惊小怪的事也在不断发生。＇33＇第二，如果总统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错的话——而他任职的前两年基本上没有做到——那些肮脏的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很难把克林顿总统任职上的各种问题归罪于斯凯夫之流。
每当克林顿向中间靠拢，他还是总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扎根于减少赤字（这取悦了债券市场），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打下了基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克林顿与共和党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总统站在白宫外为该协定辩护。听过克林顿推销有术的话后，老布什有风度地承认：“他是由里往外看，而我则是由外朝里看，我现在知道原因了。”＇34＇还有一些成绩，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例如，克林顿强行通过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美国穷人大大获益。
然而，克林顿给人留下的总印象是自由主义行事过于张扬——而且是带来混乱的张扬。1994年，克林顿似乎没有办法使那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竞选财务改革失败了，一项犯罪法案最后获得通过，但白宫的代价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败并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败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而掉落陷阱则与国会黑人干部会议的争执有关，争执围绕着是否给予死囚区的少数民族罪犯对自己的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过这些都不如他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的张扬更具象征性。
医疗保险改革被认为极好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想解决医疗保险费不断上升以及使工人换工作更容易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解决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瞠目的不公正问题——4000多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正如“新政”为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带来了永久的选民支持区，医疗保险改革也将为克林顿式的政府行动主义带来永久的选民支持区。＇35＇
但那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却是“希拉里保险计划”。即使是最迟钝的华盛顿人也没见过那样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领导的医疗保险计划特遣队提交报告的时候，无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特遣队的规模都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委员会：规模（它不仅有5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攀附权贵者）；复杂程度（拥有15个“团组群”和34个工作组）；严格程度（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工作要由“审计员”和“反对派”来重新评估）；以及野心。这份长达1367页的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建议迫使各类企业为其雇员提供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在小企业主和保险业的怂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给“希拉里保险计划”贴上苏联式计划的标签，试图使国家经济的1/7受政府控制。讽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党人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却是由共和党人约翰·查菲（John Chafee）提出来的。他建议给予个人医疗保险抵税金额，类似于抵用券。但民主党人并不让步，“希拉里保险计划”无疾而终。
上帝的立法助手和拉什的应声虫
到1994年中期选举时，克林顿几乎没能通过一项自由派的立法。他只是试了试，就足以激怒保守派，并激活保守主义运动。许多共和党的基层战士都属于偏执者——克林顿最终将学会利用这一点——但他们组织得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而在一个大家都愿意投票的国家，其意义自不待言。
有时，这些基层战士是新招募的。例如，“希拉里保险计划”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保守派机构——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它是一个代表60万家小企业的行业协会。20世纪90年代，小企业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地方，民主党曾想给共和党贴上代表大企业政党的标签，以此向小企业献殷勤。相反，由于“希拉里保险计划”将迫使所有企业为工人买保险，因而完全把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推向了保守派阵营一边。它成为了反规制、反税收联盟中的狂热分子。其具体目标是侵权制（tort system），矛头自然指向白宫这对律师夫妇。在1995年的某个时期，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曾在一星期内向白宫写了26。5万封信，以支持一项试图限制私人诉讼的法案。＇36＇
克林顿恐惧症也使一些更有地位的右派团组获得了新的力量。人们可能会想，对于美国步枪协会来说，发生“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the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6）和韦科之围事件（the Waco siege）（7）的20世纪90年代，是多舛的10年，但在其内部却没有这种感觉。1991年，该组织的控制权由沃伦·卡西迪（Warren Cassidy）手中转到了韦恩·拉皮埃尔手中。前者尝试与提倡枪支控制者谈判，而后者则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理论家。拉皮埃尔继而向人们证明，取得政治成功的最佳手段就是坚持拥有枪支。拉皮埃尔花钱如流水，鼓动协会成员，并重组了该协会针对国会山的游说机构。1994年的犯罪议案对美国步枪协会的刺激尤为强烈，它使得该组织充满了兰博式的狂热，通过抨击性传真和电台脱口秀节目散布美国步枪协会的观点，使人们认为这一议案已经充满了政治恩惠。该协会很聪明地使对方的标准立场——“枪支不杀人，而是人会杀人”——改变为关注财政廉洁。美国步枪协会确保从代表众议院的乡村民主党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票数，从而在1994年8月击败了这一议案。克林顿依然使一项限制攻击性武器销售的议案获得通过，但那只会让美国步枪协会在当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更卖力地为赞成持枪权的候选人而战——当时，美国步枪协会为那些有针对性的竞选花费了340万美元。＇37＇
在那次选举中，枪支持有者10人中有7人把票投给了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步枪协会加紧与共和党调情的10年。美国步枪协会的国会竞选资助资金流向共和党的比例，由1990年的61％上升为2000年的92％。这种支持经常使共和党人陷于尴尬的境地。1995年，老布什辞去了美国步枪协会终身会员资格，以回应拉皮埃尔的主张：“有警徽，就等于得到政府的准许，可以骚扰、恐吓甚至谋杀守法公民。”但是，当这个组织进军选区，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支持保守主义事业时，它展示出来的勇气仅略逊色于基督教右派。
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又能够发出声音了。在1989年老布什的就职宴会上，帕特·罗伯逊发现同桌的人中间有个年轻人，他长着一张唱诗班少年的脸，但却具有李·阿特沃特的政治直觉。＇38＇拉尔夫·里德是以“大学共和党人”组织常务理事的身份，于1983年来到华盛顿的。他接替了资格相当老的格罗弗·诺奎斯特在“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职务。诺奎斯特称里德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组织者，他甚至教年轻的共和党人如何正确地焚烧苏联的国旗。＇39＇里德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但在人们眼里他更是一个坚定的政治家。闲聊时他谈得更多的是民意测验而非色情问题的告诫。华盛顿的共和党领袖适时地戏称他为“上帝的立法会议”（立法助手）。但是，里德的真正才干在于组织草根阶层。1989年，他说服罗伯逊，说他有能力将基督教福音派在总统竞争中的余力，转变为远超过几乎已失去势头的“道德多数”组织的强劲势道。基督教联盟组织诞生了。
里德和妻子乔·安（Jo Ann）以及一些志愿者，通过在教堂组织分会并让志同道合者签名，从基层建立起了这个组织。比起传统谴责诅咒的内容，他也强调议程应更广泛，“赞成家庭运动必须为一般选民关注的事情发声，如税收、犯罪、政府浪费、医疗保险和金融安全”＇40＇。与此相契合，联盟的出发点往往是学校：它使家长相信，不仅他们的子女上课学的是自由主义的反常东西，左派也正在降低学术水准。该联盟通过抗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outebased education），锁定了一些特定的学校分布区展开选举攻势。里德有些愚蠢地沉湎于秘密行动的成功：“晚上我把脸涂抹一番出去夜行，而敌手直到自己被塞入装尸袋才知道游戏已经玩完，敌手直到选举夜才回过神来。”＇41＇
1990年末，基督教联盟已经有125个分会，5。7万会员，这充分显示出里德的组织才能。到1997年，该联盟已经有2000个分会，190万会员。在1994年的选举中，里德的子弟兵帮共和党人打电话，带人去投票，组织登记注册运动，告诉游离选民有关克林顿夫妇不敬神的习性（唯有在美国，总统每周日上教堂，同副总统进行每周一次的午餐时祷告，会被认为是无宗教信仰的行为）。1994年，该联盟散发了3300万份选民指导，而在该联盟关注过的120次实力相当的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大多数。1994年的选后测验显示，88％上教堂的基督教福音派白人把“家庭价值”当作影响投票决定主要因素。＇42＇
这些基层战士中，相当多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消息渠道——广为人知的拉什电台。直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圈内一直认为他们的信念无法被人了解。自由派权势集团完全控制了电视网和多数大城市的报纸，只有可敬的《华尔街日报》是个例外。为应对这一局面，1991年4月，保罗·韦里奇创办了美国全国授权电视台（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一个保守主义类型的《反斗智多星》（Wayne's World）（8）电视台。节目从他的办公室播出，电视台工作人员由他在自由国会基金会的雇员充当。当电视台的立场不再独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不过这家电视台还是给人相当陈旧的感觉——既有卡托论坛有关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又有家庭研究委员会（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对家庭的看法，还有美国步枪协会有关枪支的观点。
大的突破不是来自电视节目，而是来自电台脱口秀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林博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在得到堪萨斯城市电台一份播报新闻的工作之前，他在生活中成就平平。1984年，萨克拉门托电台刚刚解雇了它的电台名嘴，林博被雇用，这使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林博尝试出新，他的节目中并没有客串嘉宾，而是由他一个人神侃。不久他就展示出自己具有P．J．奥罗克（P．J．O'Rourke）般的罕见才能：一个逗人发笑的右派成员。但那并不是说林博可以没有限度。把12岁的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称为“白宫的小狗”＇43＇，那一点也不会叫人觉得有趣。他独有的滑稽是展现一个普通人被疯狂的制度弄得目瞪口呆。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来支持那种把十字架浸在尿里的所谓艺术家？为什么把钱给大学教授开会，让他们指责所有人都是强奸犯？拉什的追随者强烈认同他的观点，以至于他们自称为“应声虫”。拉什为这些人提供的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之一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兵作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每周拥有660家电台的2000万听众。
思匪夷所思
如果说林博为金里奇革命提供了配音，那么乐曲则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谱写的。迪克·阿米在其1995年所著的《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一书中将金里奇革命简练归纳为一个思想，即“市场是理性的，而政府是愚蠢的”。这会淡化右派思想的复杂性和愤怒色彩。
左倾的监察组织美国国家响应公益慈善委员会（the National 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计算过，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智库花费了10亿美元来推广其思想。打前锋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克里斯·德穆思（Chris DeMuth）使这一组织得到了新的动力。他是一名积极进取的保守派，具有像美国企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巴鲁迪那样的组织才干。在纽约，曼哈顿研究所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这个严肃认真的市长提供了许多思想。在得克萨斯州，小布什在竞选州长时利用了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和迈伦·马格尼特（Myron Mag）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奥拉斯基是一个以得克萨斯州为基地的“福音派基督徒”（他最初是一个纽约的犹太马克思主义分子）。马格尼特是一名留着鬓角的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新一代极端活跃的新保守派登场了，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代新保守派的后代（迈克尔·林德把他们称为“迷你型保守派”）。例如，比尔·克里斯托尔离开老布什的白宫以后效力于布拉德利基金会，对右派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之后，他创立了一个小型智库——“为了共和党的未来”（the Project for the Republican Future），他因顽固地反对“希拉里保险计划”而扬名（这位前第一夫人在她的传记中指出，克里斯托尔就是那个使她的高尚计划变成党派之争的人）。＇44＇他还于1995年创办了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并于1997年创建了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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