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自由思想的美国人轻蔑地认为，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地方只属极端。欧洲人也像那些自由派美国人一样，他们习惯于去曼哈顿、波士顿和旧金山那样的地方参观。然而，事实上至少有1/3的美国人支持达斯廷和毛拉所坚信的原则。在诸如死刑、税收和严厉刑罚等问题上，达斯廷和毛拉完全站在多数美国人一边。把自己描述为“保守派”的美国人的人数（41％）是“自由派”的美国人的（19％）两倍。到美国各处走走，尤其是到美国的南方和西部走走，你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这样的城镇。共和党人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在美国版图上，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要远远多于投约翰·克里（John Kerry）票的县。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助于人们去了解现代美国。它们解释了乔治·W．布什之所以能入主白宫（3），共和党之所以能够赢得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且现在能够控制国会两院的原因；也解释了2004年每名严肃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会支持强制判刑和福利改革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文化之都好莱坞和曼哈顿依然是例外，以及那些介于两者之间、极不受重视的“桥梁”地区成为决定胜败关键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整个美国就要成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个巨型翻版。政治就像一场拔河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把美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拉。2004年，人们看到左派无比愤怒地反对布什。毛拉现居住在科罗拉多州最具自由派色彩的城市博尔德（Boulder），她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与朋友们争论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社会今天的分化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厉害。但其中哪一股力量最有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右派赢得了拔河赛，并迫使其对手民主党人做出妥协。所有痛恨乔治·W．布什的人——不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老欧洲那些痛恨布什的人——或许曾经这样想过，2004年11月布什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噩梦就结束了。但即使约翰·克里赢了，他必须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还要对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关注家庭”这样的组织以及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即我们所称的那个庞大的右派国家。
事实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说明了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使全球舆论分裂的多数论争中，我们发现，美国往往属于保守的一方。美国不像其他先进国家那样，能够容忍政府庞大的开销，但却远比那些国家更能容忍不平等的存在——至少在财富上如此。2002年，有1/6的美国家庭收入比中等家庭的收入少35％，而在欧洲国家中，即使在平等程度相对低的英国，上述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只是1/20。＇1＇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完全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美国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有的妇女产假期间不带薪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正积极考虑妇女产假期间薪资照付。
美国人赞成持枪权、死刑和严厉的判决法，它关押的犯人数是欧洲刑罚最严厉国家英国的5倍。＇2＇美国在人类事务中使用武力的企图，要比其盟国强烈得多，有时甚至是单边的，而对条约的戒心也大得多。美国公民远比欧洲公民相信宗教，道德价值上也远为传统。在美国，堕胎成为一个激烈的政治话题，在富裕国家中，这样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有半数家庭进行饭前祷告的国家。它在干细胞研究上的立场，几乎比其他国家都严厉。上述有些是“共和党人的”立场，但大部分都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即使把那些乔治·W．布什讨厌的自由派考虑在内，美国与欧洲相比，其重心也是偏右的。
谁主沉浮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判断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那）是如此不可避免，也是如此完全难以预见。”对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我们几乎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判断。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右派国家。“保守派”这个术语，除了在大萧条时期被民主党人当作一种侮辱的言语引入到美国政治中以外，它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几乎不见踪影。而像坚称自己是“真正自由派”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样的共和党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早期的保守派要角，如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更喜欢“激进派”“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称呼。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派正逐渐衰落。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在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王朝。艾森豪威尔以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自豪（当时有人注意到，“他的微笑就是他的哲学”）。他任命臭名昭著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是在相同的平台上角逐总统职务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像欧洲的”国家。60年代中期，对死刑的支持率跌落到43％。在“新共和党”混合经济的影响下，包括那位布什王朝建立者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住中间选民不放。肯尼迪政府的衣袖上套上了文明的欧洲价值（精确地说，是指当时第一夫人身上的高级时装）。肯尼迪总统喜欢向人炫耀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一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学生。＇3＇肯尼迪还喜欢对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4）。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的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h Galbraith）在1964年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4＇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自由派提倡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尤其是要通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来达到这一目标。“伟大社会计划”这一名称，碰巧取自英国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一本书名。他们对枪械进行了更多限制，努力使死刑成为非法，使堕胎合法化，并引入了不仅包括种族平等，也包括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者说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内容。这一切都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波士顿和纽约的自由派精英感到，他们有天赐良机来教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the Yahoos）的家伙。
但“野蛮人”拒绝被驯化。右派美国的第一声怒吼来自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尽管从一般的标准来看那次参选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以从未有过的巨大差距输给了约翰逊，但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而西部阳光明媚、幅员辽阔，是使美国梦常新的地方。他竭尽全力地把共和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反制政府的哲学。他说：“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但他是一个对莫斯科冷酷无情的斗士，因为他曾经建议把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家伙的房间里去。＇5＇戈德华特的崛起，与右派知识分子中不断增强的躁动情绪联结在一起。这种躁动不安正在将该党中“无知的”一翼，转化成无所不知的一翼。那些自学成才者一股脑儿地在研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
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
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参见附录）。
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不一样的保守主义
这本书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6＇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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