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堆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在伊拉克制造出核武器之前就把它掐灭在萌芽之中。至于等联合国批准此类行动，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小布什政府一位资深的新保守派2003年提醒一群惊恐不已的欧洲人：“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
小布什的核心小圈子不会那样武断地对盟友说话，私下里也不会。但是“9·11”事件发生后，像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单边主义再也没有什么保留意见了。美国依靠志愿者联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拒绝了北约主动提出的帮助。2002年夏，白宫通过小布什6月1日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的讲话和9月面世的新《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单边主义立场。小布什的讲话和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均势之类的旧式概念。在小布什主义中，美国的安全有赖于做一个不受挑战的霸主——美国明显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强大。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证，美国军队“将强大到劝阻任何潜在对手，使其不再追求军力超过或者赶上美国”。正如小布什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所说的那样，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吓退进攻者，而且还能够由美国来塑造和平，从而“使以往时代不稳定的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并且将竞争对手局限在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上”。
这不仅仅抛开了国际约束。布什主义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政策将经常先发制人，而不是遏制或威慑。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员说，冷战战略依然适用于“某些情况”，但“新的威胁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他解释道：“如果我们等着威胁完全变成现实，那就太迟了。”＇27＇他继续说道：“我们一定要主动找敌人战斗，打乱敌人的计划，并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化解它。”
与许多外交事例一样，可能有人会说这其实也有先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留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人们把这一思想追溯到1841年，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项声明认为，如果有“立即、压倒一切的自卫的必要，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也没有考虑的时间”，那么，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被认为是正当的。＇28＇同样，2002年美国并没有突然停止通过多边组织来做工作。然而，无论从什么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布什主义都同过去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变化——不仅与克林顿的全球主义不同，与共和党旧有的外交政策思想也不同。例如，艾森豪威尔曾公开指责“预防性战争”为“不可能之事”，而杜鲁门则曾经写道，“战争除了‘防止’和平以外，其他什么也‘防止’不了”＇29＇。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13天之后，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资金募集餐会上愉快地谈论“我们新的先发制人战略”＇30＇。
欧洲人又一次很快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新保守派绑架了。然而，简单明了的事实是，这种更具活力的单边主义方法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听起来却很悦耳。这明显恰恰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长期支持的政策：如果说果敢的民族主义有何意义，那就是用美国的力量来消灭潜在的威胁，最好是在威胁出现之前。更广泛地说，布什主义对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右派——尤其在阳光地带——欢迎的两个话题发出了回响。第一个话题是不饶恕的重要性。保守派比任何人都对美国在越南的屈辱感到震惊，但他们的结论却与自由派对手完全相反——美国并不是盲目地陷入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而是没有尽力求胜才失败了。这使人记起巴里·戈德华特对在东南亚使用“低当量”核武器的热情。第二个话题是多边组织的有限价值。极右派长期以来一直攻击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机构，但主流共和党人（也有一些民主党人，如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已开始对联合国的分裂感到狐疑。因此，当杰西·赫尔姆斯提出以联合国改革作为美国向联合国提供资金的条件时，他赢得了右派的普遍喝彩。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敌意浮上了水面。右派美国只关心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本土受到攻击了，而现在很可能这些攻击者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美国现在又卷入了一场善与恶的战斗之中。在这一点上，新保守派发现，他们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基层战士的回应。相反，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则对道德的绝对性感到紧张，他们更喜欢把世界看成是灰色的。“9·11”事件发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寻找理由来解释基地组织：它是种族主义的产物，是经济不公正的产物，还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产物？而作为纳粹主义受难者后代的新保守派，则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邪恶，他们蔑视任何只是试图解释它而不与之战斗的人。“9·11”事件随即被他们描述成宗教狂热与极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大谈“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邪恶”。
范围更广的保守主义运动方面对此感到高兴。基督教保守派一点也不怀疑是魔鬼之力使双子塔倒塌了。《华尔街日报》、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闻的金发美女主持争相谴责把恐怖主义看作是贫穷或者压迫产物的“复杂”解释，认为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胡说八道。本·拉登难道不是一个百万富翁吗？沙特阿拉伯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石油产地吗？至于以色列无论如何要对阿拉伯人的不满负责的说法，新保守派感到无比愤怒（尤其是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惯常的伎俩——像本·拉登一样继续使用人体炸弹——的时候）。
这强化了保守主义运动中最奇怪的一次联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就一直亲以色列。福音派信徒相信，基督重临（the Second ing）将发生在以色列——而在那之前，犹太人将会皈依基督教。因此，为了完成他们基督教末世论的双重角色，犹太人和以色列都必须得到救赎。2002年基督教联盟大会的高潮，就是号召人们为以色列而团结起来。基督教极端主义者花数百万美元资助犹太人的定居点。如果到那些极端主义者的教堂看看，你就会发现教徒们在祈祷让以色列保有《圣经》中犹大和撒马利亚的领土。
你可能会认为，作为世俗知识分子，新保守派本应发现对他们来说，这种末世论的味道过于辛辣，而作为犹太人，他们会踌躇于自己在基督重现中被赋予的那点角色。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新保守派总是特别善于克制自己，他们把基督教极端主义看作是某种斯特劳斯式“高尚神话”的东西——这当然是胡扯，但却推动了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时候他们会掉队——比尔·克里斯托尔支持约翰·麦凯恩，试图结束宗教右派对老大党的支配——但他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不断容忍宗教右派的那些小过错，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新保守派立场。在一篇文章中，欧文·克里斯托尔称赞宗教右派在造就里根多数派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忘了帕特·罗伯逊曾经讲过关于犹太人的可怕的坏话。＇31＇
伊拉克战争之前，2002年至2003年冬的外交努力只是增强了新保守派和保守主义运动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小布什政府放任有关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有染的说法流传（大部分美国人迟至2003年还相信这个传说）。但大部分原因则是保守主义美国在多边主义机器那里的碰壁次数日渐增多。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关注战前的外交努力，并且得出结论，新保守派一直是正确的。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互为对手的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竞技场，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普遍的善的议会机构。2002年11月8日，小布什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向伊拉克发出最后警告。但在托尼·布莱尔的坚持下，在整个2003年2月，当他试图得到安理会一致同意授权使用武力的第二份决议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由法、俄、德领导的“鼬鼠轴心”——这是《纽约邮报》给这个轴心取的名字。
事实上，反对第二份决议的远远不止这3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墨西哥和智利这些传统盟友的支持，并且与得到安理会支持所需的9票还差一段距离（批评家认为，这是采取单边主义需付出代价的先期迹象）。但是由于希拉克2003年3月10日的威胁说法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否决第二份决议，因此右派美国盯住了法国。对保守主义的美国来说，这种立场既非出于高尚原则的动机，也非出于渴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动机，似乎只是因为法美两国在该地区的不同利益所致。福克斯电视新闻台、拉什·林博和其他同道者指出，法国人在萨达姆政权中有大量投入，他们长期以来都梦想充当平衡美国力量的角色。炸薯条（French fries）被重新取名为“炸自由”（Freedom fries），法国葡萄酒的销售量在美国直线下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支持法国的立场呢？哦，那只是证明了法国人的阴险狡猾。
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这种凯旋的道德主义立刻甚嚣尘上。美国很快把伊拉克人从一个残暴的政权中“解放”了出来。美国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件事情（英国人也提供了一些帮助），这突出表明美国的军事力量多么令人敬畏。美国征服了阿富汗——一个曾使英帝国和苏联帝国折戟的国家。现在，美国仅用3个星期就使萨达姆垮台，反战运动曾经信心十足地预测的灾难也没有发生。除了误伤和事故导致的伤亡，美国损失的人员不到60人。巴格达一沦陷，小布什就指派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工作中担当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意料之外的帝国主义者
到现在为止，新保守派得到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基层战士没有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新“新保守”政策感到惊慌，而是庆幸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套自己认同的思想。对于右派美国来说，恰当的类比不是《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5），而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戴着眼镜的瘦弱男孩，突然想出了一个拯救整个学校的计划。但是，新保守派的第二个“改造”部分的解决办法——不仅仅使用美国的力量，并且要传播美国的价值——却总是很难兜售。
长期以来，新保守派一直相信，美国的力量需要同它的原则结合起来，即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应该忘记那些肮脏的实力政治的妥协（雅克·希拉克再次成为他们常常攻击的靶子），相反，通过支持永恒的自由民主价值，美国应该将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结合在一起。新保守派认为，这不仅仅是正确的行动，而且是明智之举。支持中东国家某些腐败的权贵盗贼的政策，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的强烈憎恨。民主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不稳定，但长期而言，民主化将带来一个远为稳定和可靠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在最低限度上美国必须使伊拉克民主化并废黜萨达姆。美国也可能需要继续向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进军。
新保守派圈子中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传播美国的价值，以至于他们甚至考虑重拾欧洲以前犯下的罪孽——帝国主义。几十年前，美国治下的和平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1991年时，克劳萨默还极力辩护：“为什么要否认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要因为帝国主义而羞羞答答呢？”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种氛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些新保守派，如罗伯特·卡根，更喜欢“霸主”的说法（那意味着你只要控制别人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整个国家），其他人则明白无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者。正如马克斯·布特，《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的门生，在2001年10月的《旗帜周刊》上所写的那样：“今天，阿富汗和其他麻烦不断的地方，迫切需要文明的外国人来管理，而这种管理一度是由脚蹬马靴、头戴太阳帽、充满信心的英国人来提供的。”＇32＇2003年7月，他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设立一个殖民地办公室，他补充道，随着Perl语言（6）的蓬勃发展，将不得不为这个办公室想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的名称。＇33＇
回顾过去，小布什政府在接受这一主张之前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帝国主义背离了小布什在竞选中勾勒的那种“谦卑的”外交政策。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的时候谴责了这种主张：“我们并不寻求建立帝国，我们的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而忠于自由。”然而，到2003年5月，小布什政府却基本在以帝国的方式行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设立总督管辖区，并且声称它有权利——哦，不，是有道德责任——将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正如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所说的那样，“鼓励各大陆自由开放的社会，以扩大和平的范围。有人担心，言明对错是缺乏外交策略或者缺乏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
得到小布什——还有切尼、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支持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反恐战争不仅要针对国家，还要针对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他们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主张。一旦说服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推翻恐怖头目很重要，那么要说服他们美国有责任重建这些失败国家，相对来说就不怎么费力了。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让阿富汗和伊拉克毁灭？这对切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羞辱。必须重建这些国家，以防止它们半途而废。到2003年，切尼肯定是以赞同的口吻高兴地使用“帝国”这个词的。
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国家重建主张远远达不到新保守派的要求。阿富汗就是一个相当清楚的例子，说明小布什政府对国家重建概念有所保留。美国不顾许多军阀掌管着阿富汗海洛因业务的事实，把该国的大部分地方交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