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有所保留。美国不顾许多军阀掌管着阿富汗海洛因业务的事实，把该国的大部分地方交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并且只留下了很少的驻军。相反，在1995年，战争一结束，美、英、法就在波斯尼亚投入了6万维和人员，而在阿富汗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分别是波斯尼亚12倍和7倍的国家里，到2003年，只有大约5000人在帮助维持和平，另外还有1。2万人在搜捕本·拉登。新保守派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刻意对此视而不见，并找借口说那只是阿富汗的暂时脱轨而已。国家重建的真正考验将是在中东地区——小布什曾经承诺使这一地区民主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数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许过这样的承诺。然而就在萨达姆被推翻不久之后，“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果敢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裂痕再次出现。
沃尔福威茨及其同道一直致力于把中东的改造作为一个长期的高尚计划，但这与右派中其他大多数人本能上的谨慎发生了摩擦。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由于受模糊的理想主义而非清楚的目标所驱动，因而显得软弱无力。他抱怨道：“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被这样随意差遣过——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9个星期就有一次部署。”在赖斯的指导下，小布什对克林顿政府使用军队进行国家重建，而不是使军队担负应有的责任——“作战和赢得战争”——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批评。＇34＇在共和党内的思维中，这种紧张怀疑不久就被自我强化了。相对于新保守派，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只把国家重建看作临时措施。美国自然需要清理好伊拉克，耗费大气力在那个地区培植友好政权，但美国需要确立自己的优先目标并防止使命偏离。
2003年夏，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问题激化了小布什的核心顾问与新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于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装着美国人的裹尸袋和花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显示出卷入国外的危险。情况很快就清楚了，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存在，怀有比新保守派想象的更加矛盾的心理。这些几乎没有接受过维和训练、缺乏维和能力的美国军队身陷巴格达的街头巷尾，开始愤怒地往家里写信、发电子邮件，抱怨他们延期回国。2003年夏，得克萨斯州甚至出现了军人妻子的抗议活动。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逐渐消退，到2003年9月，只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好主意。
新保守派对美国在伊拉克停滞不前的解释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雄心抱负不够。《旗帜周刊》的怒火主要发向拉姆斯菲尔德，因为萨达姆倒台后是由他来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他的战争“瘦身”技巧（他比五角大楼以往的将军花更少的军队打败了萨达姆）明显鼓舞了他也以廉价的方式重建伊拉克——大约只用15万军队。拉姆斯菲尔德的冒险因为一些战术性的错误而于事无补，最引人注目的悲剧性错误是，在这样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竟然放任被解放的伊拉克人大肆掠夺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不仅新保守派抱怨美国没有在伊拉克使用足够的资源，英国人也有同样的抱怨。
也许新保守派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保守主义美国的支持——至少，就毫无限制地承诺对中东进行改造方面情况是如此。到2003年秋，民意调查依然显示共和党人忠实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并且准备继续干下去。58％的民主党人要求军队尽快回国，只有20％的共和党人持这样的立场。＇35＇人们对于把目标指向伊拉克以外的国家毫无热情，同时，人们无疑还要求限制在伊拉克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共和党人开始在国会中反对给伊拉克资金，并坚持认为应该以贷款的形式支付。问题不再是理查德·珀尔所说的“下一个轮到谁”，而是“我们怎样才能脱身”？
2003年9月，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士兵不在伊拉克待一年以上，美国军队就无力于2004年以后在伊拉克维持一支占领军。报告出台后不久，小布什改变了行动方针，尽管这种改变几乎完全不符合新保守派所希望的方式。他回归到令人痛恨的请求联合国给予帮助，并且把伊拉克的控制权从五角大楼拉姆斯菲尔德手中转移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赖斯手中。9月初鲍威尔和一批将军的反对使小布什改变了主意。他们向小布什解释道，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美国将陷入泥潭。经常在小布什的外交团队中摇摆不定的赖斯，显然也回到了她先前对国家重建持怀疑态度的立场上（第82空降师当然可以护送孩子上学，但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学期），随即她倒向了鲍威尔的立场，而鲍威尔则得到了托尼·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由于毫无异议地与美国站在一边，因而在英国国内备受压力。
萨达姆·侯赛因在12月被逮住，紧接着利比亚决定全盘招认其核计划，这给了白宫极大的鼓舞。但随着小布什的总统任期进入第4个年头，政府内部的主要争执再次在鸽派的实用主义者和果敢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但小布什的头等大事还是加紧改造中东。例如，在2003年11月，他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发出了比一年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更为严厉的警告，认为“那个地区的许多人已经做了太久的受害者和臣民，他们应该成为积极的公民”。然而，他的言辞并没有伴以任何在伊拉克增兵的承诺。在他的讲话中最常听到的内容，是愤怒地坚称美国“不会匆匆离开（伊拉克）”。伊拉克已经成了一件他希望看到出路的苦差事。
至于新保守派，他们似乎有点处于守势。新保守派发现自己受到指责，说他们蓄意制造了一个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高尚神话”，以使他们重组中东的计划正当化，而他们那更具马基雅维利色彩的说辞也对自己不利。比尔·克里斯托尔曾认为，“斯特劳斯给我们的主要教诲之一，就是所有政治都有其局限性，没有什么政治是真的以真相为基础的”。但是，新保守派的真正尴尬在于伊拉克的改造前景与伊拉克的混乱现实之间一团糟的冲突。2003年10月，沃尔福威茨入住的巴格达的旅馆被炸，之后他接受了一次即兴采访，没有什么比这次采访更能说明问题了。采访中，他虽然依旧乐观地谈到伊拉克的前景，但显然被震撼了。2003年末出版的弗鲁姆和珀尔合著的新书《结束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An End to Evil：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中，他们依然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建议，例如封锁朝鲜、把叙利亚赶出黎巴嫩，但是书中却花了许多篇幅与国务院较劲。＇36＇《旗帜周刊》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对美国在伊拉克毫无进展非常愤怒，但白宫似乎并未很专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
这不仅仅是新保守派失势的问题。就将来的冒险而言，道德帝国主义出现了许多大漏洞。最显而易见的是，保守主义的美国已经发现美国力量的局限——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彻底击败敌人，但重建它们却需要外国的帮助。许多国家在伊拉克问题的争执中受到伤害，它们不愿意给予帮助——这反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其他资深外交观察家的警告：进攻性单边主义会伤害美国的“软实力”。＇37＇2001年9月，全世界曾经团结在美国周围，《世界报》甚至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到2003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对11个国家（其中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它的3个最密切的盟国以色列、英国和加拿大）1。1万人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国、伊朗、叙利亚、俄罗斯或法国，美国与朝鲜被扯到了一起（即使在韩国，人们也认为小布什比金正日威胁更大）。基地组织是唯一被认为比小布什政府更危险的势力。＇38＇至于蹩脚的外交带来的代价，当2003年12月沃尔福威茨发布他的“笨蛋式”备忘录时，就连马克斯·布特等对老欧洲持批评意见的传统保守派，也感到沮丧不已。该备忘录有针对性地将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公司排除在伊拉克的重建合同之外。＇39＇他们感到沮丧，不只因为沃尔福威茨保证来自卢旺达、乌兹别克斯坦和马绍尔群岛的著名跨国公司可以在重建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是因为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已经承诺向阿富汗派兵，而是因为备忘录出现之际，正是小布什政府试图劝说法、德、俄三国谅解它们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宿怨。不管怎样，美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软资本。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称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东西，先发制人的说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国愿意相信，小布什对伊拉克武器的说法是无心之过（但民主党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对此远远不能够原谅）。然而，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指出，未来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冒险行动——如反对伊朗的“核武器”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的门槛已经大大抬高了。就像乔治·威尔观察的那样，“先发制人的必要条件是有能力了解事情，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无疑地了解威胁——它需要人们的重大决策做出不亚于发动战争”＇40＇。美国的盟友则更加谨小慎微，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之际，当理查德·珀尔问到“下一个轮到谁”时，布莱尔政府还不厌其烦地强调，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不同于萨达姆·侯赛因。英国为轰炸伊拉克准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而阿萨德最近还和英国女王一同饮茶。
的确，改造中东的梦想正在消退。不仅仅因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会被证明是难上加难，尽管该国拥有大量可以夸耀的石油财富和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口。随着当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这样的长老权力的扩大，情况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将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和明显的反美倾向。在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诊断（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险得多）和他们对改造的乐观信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冲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展示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论者无力兑现他们减少贫穷和改善教育的许诺，从而获得了声誉。为什么远在伊拉克，身穿军装的政府就能无所不能呢？
就连美国企业研究所里都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当被问及保守主义的美国对“道德帝国主义”的热情问题时，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俯视走廊轻蔑地说：“我认为除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处地方以外，没有丁点证据表明有哪个地方会把这种想法当回事。”＇41＇表面上看，彻底的道德外交将使美国更多地向中国寻衅（要记得，许多新保守派反对美中两国的贸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会促使美国着手处理朝鲜问题，而奇怪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准确地说，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国，如何应对反恐战争中那些口碑不怎么样的盟国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对许多外国观察家来说，新保守派似乎只有兴趣对那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民主化。而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远不像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那样，把以色列看作美国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东民主”象征越来越被比作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疯狂、糟糕、危险的现实
因此，新保守派显然是走过头了，即使在右派美国紧随其后时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显然不容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迪安·艾奇逊就巧妙地策划创立一个核心集团，彻底以核心集团的风格（举止高雅和亲欧洲）和学说（遏制理论）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艾奇逊巧妙地将回忆录取名为《参与创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立即着手创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团，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敌人都夸大了，但保守主义的美国显然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了。尽管布什主义还在修修补补，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美国现在都更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单边主义道路，更愿意干涉国外事务，更倾向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那些认为新保守派凭诡计钻进保守主义美国核心的欧洲人，已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欺骗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这意味着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既超乎欧洲人的想象，又不及他们的想象。之所以说影响力不及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只是把右派美国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说了出来；之所以说影响力超乎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帮助美国回应了巨大的灾变事件。新保守主义的后果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回响不绝。
＇1＇Gee W．Bush，Acceptance Speech，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August 3，2000．
＇2＇Frank Bruni，Ambling into History：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e W．Bush（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4．
＇3＇Ramesh Ponnuru，“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eo Nonsense，”National Review，June 16，2003，pp．29~32．
＇4＇Ivo H．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A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18．
＇5＇Ibid．，p．112．
＇6＇Ibid．，p．15．
＇7＇Ron Suskind，The Price of Loyalty：Gee W．Bush，the White House，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70~75．
＇8＇Stephen Fiddler and Gerard Baker，“America'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Financial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