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美国的税率更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发达、政府拥有的产业更少。
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似乎美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了。不过其他三股力量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这三股力量是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
以上帝的名义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具有宗教性？最明显不过的原因乃是宗教在美国的建立和形成过程中都扮演过非常突出的角色。清教徒最早在美洲殖民地定居，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自己逃避宗教迫害、尽力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机会。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特别保证了对宗教的“自由表达”。这个国家大体上实践了这一诺言，而那些依然感到受歧视的人——尤其是摩门教徒——则在19世纪充当了西进的先锋。
美国笃信宗教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加令人吃惊。事实上，美国是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被建立起来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证了宗教自由信仰的实践，但它禁止国会制定任何“尊重宗教机构”的法律。政教分离使美国不同于欧洲“忏悔式的国家”。许多宗教保守派抱怨，政教分离不合法地排除了宗教集会。许多倾力支持政教分离的人却是自由派。但事实上，政教分离对于保持宗教作为美国生活中一股充满活力的（常常是保守的）力量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政教分离将市场的力量注入美国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组织不能够像英国国教那样依赖国家的补助，它们必须通过竞争求生存。这种情况恰恰是政教分离最倾力的支持者杰斐逊所预测到的。他在1776年一则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笔记中认为，宗教自由将加强宗教，因为那将“迫使其牧师变得勤勉并成为表率”＇16＇。美国宗教总是能够产生新的教派，这些教派是比竞争更好推销的字眼。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时期，教会复兴派实行拉丁文的布道［一切都是他她它（hic haec hoc）（2），里面并没有上帝这个词］，并且创造了鼓舞人心的福音歌曲。＇17＇政教分离也使得宗教卸去了巨大的负担，还有什么比使信念依赖于政治人物一时的兴致更能够歪曲一种信念呢？又有什么比将信念与闲差肥缺挂钩更能够使一种信念变得软弱呢？美国很幸运，没有本土的特罗洛普式的整天想得到官方肥差的教区牧师。它也避免了使天主教变得软弱的那种权力斗争。可曾记得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劝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劝谕出自他对中世纪教皇的描述。美国的教派生存，除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外，别无其他可恃的东西。
在美国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得最好的宗教团体是那些最富“激情”的团体，那些最严肃对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倾力传道的宗教团体。即使在今天，美国人也在快速地改换宗教。大约16％的人改变了教派，而信念越是根本性的，这一比例就越高。一项研究显示，大教派的一半牧师都是从其他教派过来的。＇18＇有人认为，美国现正处于第四次“大觉醒”时期。＇19＇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大觉醒发生得如此频繁悠长，以至于不存在从中觉醒的睡眠期。教会复兴主义不需要使自己复兴，相反，复兴是美国生活一个连续不断的事实。
美国人钟爱宗教，这并不只对保守派有利。美国最具宗教性群体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最具民主党色彩的一个群体。美国最杰出的两位左派政治家杰西·杰克逊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都是牧师，夏普顿在10岁时就担任圣职。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抗议运动中都含有宗教的成分。帮助奴隶逃到北方得到自由的地下铁路却是由圣洁的罪犯来经营管理的。民粹主义神父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是一个凡俗的讲道人。宗教人士站在了争取黑人和妇女民权斗争的前列。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阿尔·戈尔谈到用“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来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时，热情不亚于小布什。
但是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中，宗教狂热不仅一直鼓励人们以个人的善与恶来看待问题，也鼓励美国人试图通过自愿行动而非国家行动来解决社会的弊病。英国人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了美国，他注意到，政教分离已经催生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组织”。＇20＇在美国，志愿性组织起到了在欧洲由国家或国家出资的教会所起的作用。宗教团体建立了精心计划的福利制度。例如，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福利国家，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学校、医院并为穷人及不幸者提供食品的平行领域。许多这样的志愿性团体对政府的介入怀疑重重。1931年，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到国会去讨论一笔拟议的250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以救济遭受旱灾的受害者，他对国会说：“我们唯一恳请的，就是你们别管我们，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21＇
宗教也加强了美国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逃到美国的宗教团体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他们是按上帝的计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山巅之城，一座照耀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塔——定居下来担当特殊的角色。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救世主的国家。19世纪有位名叫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牧师说过：“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爱国主义与宗教起到相互强化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时候，宗教团体将“上帝的国度”（来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一词添加到“美国公民宣誓词”中。而保守派注意到“上帝的国度”一词的原版，则是出自社会主义教育家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之手。＇22＇
强势的美元
上帝使美国倾向于保守主义，财神也是如此。如果西进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激进分子呢？如果在已确立的制度之外能够做得很好，为什么要鼓动革命呢？正如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言所说，美国社会主义这艘轮船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搁浅了。
美国一直是一个盛宴常在的地方。从16世纪以来，来访者就对美国一切的丰饶进行抒情诗般的描述：美国广袤的土地使得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园，维持家庭的生计；美国丰富的食物使得他们成为世界上吃得最好的民族；美国大量的机会使得人们可以向上流动。在欧洲，总是有太多的人在追逐太有限的机会；而在美国，却总是有太少的人在利用这个国家提供的各种东西。18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法国的访客J．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尔（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写道：“在美国人人都有空间……我不是说每个人刚来一会儿就会发财致富。不是这样的，但是通过辛勤工作，他就能轻松获得体面的生活。”1871年，英国当局的批评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对美国的饮食无度有这样的评论：“你并没有许多吃喝的压力，但是有如此充足的食物呈现在你面前……以至于你会立即失去所有的克制。”1831年，第一个对美国例外论进行思考的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评论道，财富给予了“美国人巨大的利益”＇23＇。
这些差别由于大规模生产而越显突出，美国人就是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电话、更多的收音机、更多的吸尘器、更多的电灯、更多的浴缸、更多的超市、更多的影剧院以及更多的使生活更舒适的发明或创新。H．G．韦尔斯在1906年的《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in America）一书中提到，即使是在纽约“东面肮脏的后街”，那里的人也比他们伦敦的同侪富裕得多。＇24＇在1917年停留美国期间，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对他在纽约东布隆克斯区（East Bronx）廉价公寓中的设施感到诧异不已：“电灯、煤气炉、浴室、电话、自动电梯，甚至还有一个垃圾斜槽。”所有这一切把他的孩子们吸引到了纽约。＇25＇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如果他能够在每个俄国人手里放上一本美国人的书的话，那么他会选择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26＇
和物质商品的丰饶一样，美国的机会也是无穷无尽。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期望在有生之年变得更加富有，并且期望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还要富有。1909年至1929年期间，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了近45％；而在1929年至1960年期间，这一数字又增长了52％。＇27＇经济扩张的两个引擎——地理上向西部新的土地挺进，技术上向新的生产领域进发——使得新机会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不屈不挠的新移民则随时等着填补空出来的最低级的职位。在美国，无论是新居民还是老居民，无论是移民还是定居者，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无业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意大利教父还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显贵，所有人似乎都为同一动机所驱使：渴望获利，渴望增加美元，渴望在世上出人头地，渴望炫耀财富以示自己已经出人头地了。
一个物产丰饶的民族将信任给了丰饶物产的提供者——商人，而不是国家，这再合适不过了。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定居者来到了美国。美国是由迷恋利润的公司建立起来的，这些公司有弗吉尼亚公司、马萨诸塞港湾公司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而言更黑暗的奴隶贸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纽约是根据皇家非洲公司总裁约克公爵詹姆斯（James，Duke of York）的名字命名的。］＇28＇为了宗教原因而非商业原因而来的清教徒，同样具有一种明显的资本主义心理状态。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热情总是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南方的农民、民粹主义者和迈克尔·穆尔。但总体上说，美国不怎么需要欧洲那种对商业的蔑视做法。美国人对具有创造性才能的商人的赞美不亚于法国人对具有创造性才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赞美。20世纪50年代，作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广告业务员的罗纳德·里根完全抓住了这一观点，他常说，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进步。＇29＇美国学校的教科书详细讲述具有实际才能的人的故事，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毫无疑问，有一天人们也将赞美具有实际才能的比尔·盖茨。政策制定者的第一本能是支持商人，并为他们提供实践创造性才能所需的空间。
美国比欧洲更倾向于让私人慈善事业来负责公共工程。美国的山山水水到处立着商业慈善事业的纪念碑：有像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知名大学，有像盖提艺术中心和弗里克收藏博物馆和艺术藏书馆那样的美术陈列室，有像洛克菲勒大学那样的大型医疗研究中心。每一座这样的纪念碑都是大笔私人财富转化为大型公益事业的结果。而且，对于每一座这样的大型纪念碑，都有上千个小规模的慈善团体在专心于修补社会的裂痕。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以及其他的强盗式资本家，他们既是毁灭竞争者、压垮工会的冷酷无情者，又是伟大的慈善家。卡内基论及过宗教慈善事业，他的“死的时候有钱是不光彩的”格言形成了一种风尚，引得同侪也把许许多多的钱投入大学、艺术画廊和医疗学校中，这种风尚在今天的科技亿万富翁中依然存在。
财富必须承担责任的思想不只在亿万富翁心中扎根，各种财富阶层的美国人通常都对他们的金钱慷慨大方，甚至当洛克菲勒还是克利夫兰一个穷困的职员时，他也固定捐出收入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还对自己的时间慷慨不已。筹划解决社会问题的志愿组织在美国可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蓬勃兴旺。今天，美国的慈善捐赠占到国民收入的大约1％，而在欧洲，这一数字介于0。2％~0。8％之间。＇30＇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人非常喜欢亲自捐出金钱，而不是让政府来做，外援只是政府开支可怜的一小部分。
这种慈善事业的传统，使得美国有勇气不需要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去应对社会问题，并且鼓励它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不放弃自愿捐助、权力下放和实验的传统。美国在1913年采取联邦收入税之前，已经出色地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并且即使是在因战争、萧条和理想主义而使联邦政府扩大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采取的依然是保守主义态度，即不应将自愿捐助逐出公共部门。
西部的诱惑
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其他国家一样，扎根于最根本的事物之中——地理。美国是世界国土面积第四大的国家，而且这一片广袤土地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它2/3的土地都适合人居住。这是一片有着完全开放空间的土地。在这里，粗犷的个人主义成了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充满希望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总是可能出现彻底的改造；在这里，保守主义是一种比在其他地方都乐观得多的信条，有时候甚至是乌托邦式的信条。
移民通常是人口较拥挤地方的不满的根源，但地理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在美国往往影响相反。美国每座大城市的历史都充满了已定居下来的居民与新来者之间的战斗。但是移民不断地为美国资本主义梦补给新的皈依者。纽约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懦弱者止步不来，虚弱者毙命于途。”同过去的家园相比，大多数移民过去——至今依然——把美国看作是一片富饶的乐土。大多数人会以一种皈依者的热情来拥抱这个新的国家，并且循着路径向上爬升：刚一开始是在少数民族的孤立据点开始自己的生涯——这也对淡化工人阶级的团结产生了影响，然后最终进入市郊和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美国黑人是唯一非自愿来到这个国家的人群，因此，美国最坚持不懈的左派群体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