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
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不久，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在鲁迅家里正式商议《译文》事宜，杂志名称是黎烈文提出来，鲁迅茅盾肯定同意的。并商定由鲁迅作《译文》主编。先与生活书店联系。由于鲁迅对木刻和外国的绘画有偏爱，提出在未来这个杂志里，可以多翻印些外国的绘图和木刻。茅盾担心成本高，书店老板不愿意。
过几天，茅盾因为忙而未及时与生活书店联系，不料鲁迅催得紧，问办的进展情况如何。于是，茅盾把黄源推荐给鲁迅，并要黄源与生活书店徐伯听联系一下。
经黄源联系，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译文》，并把生活书店“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的条件告诉鲁迅，不料鲁迅一口应承，并爽快地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
并赞扬生活书店“他们还算有魄力的，其他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并由鲁迅提议《译文》编辑人用黄源的名字。
实际终审把关是鲁迅。
创刊号十分顺利，于1934年9月如期出版。茅盾积极支持、扶持《译文》，在《译文》这个园地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译文》杂志上，共发表小说13篇、译评12篇，后来把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出版。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内部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茅盾在内部的夹缝中作艰难的努力。这一年的8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生活书店经理徐伯听身体不好，便让他休息，并让海盐人毕云程代理。毕云程代理经理后，对此之前徐伯听与《译文》杂志同意鲁迅建议出版一套译文丛书一事，不知情。
所以一听说到丛书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生活书店已在印行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现在又要印行译文丛书，是生活书店内部自相矛盾竞争，经济负担也不行。邹韬奋也认为毕云程有道理，便把这个意见告诉黄源，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对鲁迅绝对尊重的黄源，见译文丛书不能在生活书店出，只好去找老友吴朗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表示同意。不料，生活书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认为黄源在背后调花枪，并认为要去其他出版社出，必须生活书店同意才行。当时，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
9月17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茅盾、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毕云程。黄源没有被邀请。所以，宴会刚开始。
毕云程客气一番后就说到正事上，说：“《译文》仍请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
乍一听，似乎是看重鲁迅，但实际上是要撤换黄源。无视发起人的意见，性格刚烈的鲁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筷子一放，板起脸，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鲁迅又约了黎烈文、茅盾、黄源去他家，当面把已与生活书店签的合同撕了，表示如果生活书店要出《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并要茅盾去通知生活书店。于是茅盾又夹在中间去奔波了。后来，郑振铎也为此事的奔波，都没有成功，《译文》终于在无法弥合中停刊了。
文坛上的风风雨雨，给茅盾带来困惑。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的压迫作斗争，用各种办法表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另一方面在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战斗的前提下，又要调解左翼文坛内部的关系，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茅盾仍奋力创作，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章。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茅盾用“风、兰、莆、曼、惠、江、丙、明”
等新笔名，在《文学》第二卷上写了书评、作家论等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参加“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等文坛热点的论争。在这中间。茅盾写的作家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三篇可谓空谷足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庐隐论》和他早些时写的《徐志摩论》一样，开庐隐研究先河，也“有点总结庐隐一生创作的意味。”茅盾在这一篇作家论中，充分肯定庐隐是五四时代就注意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第一个女作家。因此，字里行间，对庐隐坎坷一生和辉煌成就，作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肯定，认为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集前7篇小说里，她”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庐隐的第二个短篇集《曼丽》，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茅盾肯定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同时，对庐隐的小品文，茅盾也作了充分肯定。在对庐隐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评论以后，使庐隐这位早慧又早逝的五四女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在写完《庐隐论》之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冰心论》，对这位唱着人世的欢娱，“信奉爱的哲学的女作家，作一番考察，认为冰心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一类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另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更没有人注意“。像茅盾这样全面评价冰心作品的文章，当时还不多，因此，茅盾这篇《冰心论》成为当时文坛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接着，茅盾又写了《落华生论》。
在撰写大量评论、小说时，茅盾又应邀在1934年至35年，为良友画书公司选编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选了29位作家的58篇小说，为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茅盾编完《新文学大系》之后，又准备迁居。新居在信义村四号。由于新居离鲁迅家较远，所以在迁居前一天晚上，专门到鲁迅家里告别。
到了鲁迅家里，茅盾发现鲁迅这天心情忧郁，话不多，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茅盾和鲁迅说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这时，鲁迅也站起来，一语不发，拉着茅盾重新坐下，然后压低嗓音说：
“秋白被捕了！”
茅盾一听，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消息可靠吗？”茅盾看着脸色憔悴的鲁迅，半晌，才问道。
“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说。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焦急地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找这样一爿店，又要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望了望窗外，接着对茅盾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一个铺子。”
茅盾沉吟了一会，说：“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要靠党方面来想办法。”
不久，秋白被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茅盾和鲁迅在万分悲痛中，编辑亡友遗作《海上述林》，以纪念这位革命同志和文学朋友。
1935年，在夹缝中，茅盾经过努力，成绩斐然，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还写了《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等短篇小说，还动手写了《少年印刷工》等中篇小说。
然而，此时还处在夹缝中的他，依然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抗战前的奔波
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乌镇时，发现故乡观前街老屋后面原来作仓库用的平屋十分幽静，可惜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如果翻造一下，让母亲住在这里，比临街楼房还清静；自己在里面创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闹和嘈杂。”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头。1934年春暖花开时，茅盾到乌镇，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一起来商量翻修后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竭力怂恿茅盾趁现在工料便宜的时候，翻造这三间平房。茅盾听后，对黄妙祥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这件事还想听听我妈妈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亲汇报：“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我打算将老屋后面的三间平房翻造一下，这样，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你可以搬进去住。听黄妙祥讲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亲听后沉吟一会儿，觉得儿子讲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茅盾写信给黄妙祥，让他去请木匠估价。并寄去日本式风格的草图。后来，在建造过程中，黄妙祥又一再给茅盾去信，说木料涨价了，石灰不够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经费，结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间平屋造好后，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引起小小轰动，一些人好奇地来“参观，‘沈家少爷亲自设计的”小洋房“。黄妙祥还煞有介事地领了茅盾去”验收“。茅盾一看这房子的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错，大为满意。其实在建造过程中，承包商在暗地里大大偷工减料，直到50年以后，才发现茅盾生前喜欢的这平屋，用料竟是这么扣克和单薄！
在乌镇有了这幽静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书及沙发、床、桌子等日用家具运回故里，还专门让木工做了一个可以把房间前后分隔的书橱，把上海带回的线装书，放在这别致、实用的书橱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让母亲住在里面，又从镇上买回花草，又移来天竹、棕榈和葡萄树；把这三间平屋的环境点缀得极有生气。
1935年秋，茅盾下决心离开上海这喧嚣的地方，回到乌镇，躲进这刚刚落成的平屋里，开始写作他那构思已久的小说，在乌镇住了两个月后。茅盾带着一部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回到上海。《多角关系》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引出一连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机下面的人情变化和人情纠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角关系。
后来，《多角关系》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茅盾从乌镇回上海不久，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酒会，鲁迅也去了，史沫特莱特地叫出租车去接茅盾和鲁迅，然后换车进苏联领事馆。
气氛轻松的酒会上，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地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说到这里，史沫特莱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远处的鲁迅，有些为难地说：“上次我给鲁迅讲过，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劝劝鲁迅先生，让他同意去苏联养病。”
茅盾听罢，深为感动，并表示愿意去说项。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转达史沫特莱的话，并希望鲁迅去苏联养病。同时认为鲁迅去苏联养病可以把《汉文学史》写完。起初，鲁迅心动了，表示可以考虑。不料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回话又不同意去苏联养病了，表示“轻伤不下火线”。
茅盾和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节里，茅盾去鲁迅家里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止步，悄声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好啊！”茅盾一听，立即赞同说，然后转念一想，又问鲁迅“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边走边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会想办法发出去的。”
此后，茅盾没有再和鲁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确实收到过署名鲁迅茅盾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茅盾在鲁迅家里看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联”的成绩，也批评了“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建议解散“左联”而另外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茅盾见到这封信，深有同感，觉得萧三是看到了“左联”存在的问题的。但鲁迅看了这封信以后，却不同意解散“左联”，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
但凭一封信，毕竟不能有什么动作的，况且茅盾和鲁迅看法还不尽一致。
1936年春节里，郑振铎告诉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与你说，时间由你定。”
夏衍虽然早几年将茅盾的《春蚕》搬上银幕，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加上茅盾这几年搬家频繁，相互已久不联系。于是茅盾便问道：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也不明底里，说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对郑振铎说：“明天上午在你家里与他见面如何？”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