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 第23部分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联”
已经瘫痪，各自为战。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末了，夏衍说：“这件事想请你征求鲁迅的意见。”
　
“那末‘左联’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茅盾看到过萧三代表共产国际的信，便问夏衍。
　
“我们也考虑过了，既然要成立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还准备去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不过，这事要征得鲁迅同意。“
　
茅盾笑笑，问道：“那么你们去问过鲁迅么？”
　
“没有，鲁迅不肯见。所以想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夏衍说了一句，没等茅盾答腔，又问道：“我们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为如何？”
　
“这些想法和意见都是很对的，至于具体怎么进行，让我再考虑考虑。
　
同时，我还将与鲁迅商量一下再说。“茅盾说。
　
第二天，茅盾去鲁迅家里转达夏衍的意见。鲁迅对中共是十分钦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见，同时对中共也十分坦诚。他听了茅盾转达夏衍的意见以后，爽快地说：“他是想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无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说到这里，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
　
“至于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深刻的见解，茅盾向来佩服，鲁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里见面，茅盾把鲁迅的话告诉了夏衍。夏衍一听，连忙辩解道：“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
　
“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
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
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
“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召集人。
　
冯雪峰经过研究后，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个意见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为此还写了文章，并让冯雪峰请茅盾交《文学界》发表，结果《文学界》没有给予重视，发表时没有放在头条。文学界依然是一片反对声，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用贬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学界双方在杂志上争吵不休。对此，作为双方的调解人，茅盾感到十分为难。
　
于是，茅盾在7月下旬与冯雪峰谈话，并由其妻舅孔另境帮茅盾整理成文，题目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并交徐懋庸在《文学界》上发表。
　
不料，与茅盾的文章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十分纳闷，原来《文学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扬看了，因而文章没有印出，反驳文章却写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学界》杂志后，又写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发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这篇文章，茅盾直接参与争论，阐述了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三个问题。笔意锐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发表后，周扬曾私下托人向茅盾解释。从此，茅盾与周扬他们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艺》上发表《戏改鲁迅茅盾联》后，又惹出一番风波，戏联称是郭沫若写的：“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别出心裁地说在郭处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这个《戏改鲁迅茅盾联》发表后，文坛议论纷纷。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专门写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报》上。
茅盾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正是病情日渐沉重时。茅盾曾和史沫特莱等朋友为鲁迅的病而奔波过。但都因鲁迅的固执而未能及时治疗。终于在10月19日逝世。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盾正在故乡乌镇养病和写作，当收到妻子孔德沚从上海发来的“周已故速归”电报时，茅盾的痔疮已发得厉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茅盾手捧电报，泪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不料疼痛难熬，母亲也劝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于是，茅盾过了两三天后，急速赶赴上海，与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陈学昭等去墓地寄托哀思。茅盾原打算在乌镇写长篇小说《先驱者》的计划，也中断了。茅盾连续写了《写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纪念悼念鲁迅。
　
在两个口号文章论争期间，邹韬奋发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这本仿苏联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书，以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作为全国征文的内容。这本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在抗战前，茅盾在论战纷呈，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他依然勤奋创作，写了《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文学，以及《烟云》、《送考》、《官舱里》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小说《水藻行》，这是茅盾以故乡为背景的，反映人性觉醒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茅盾一个唯一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同时，茅盾还写了不少散文、评论和译文，同时他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写了3万字的一本书：《创作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　

　








　
　
第十七章连天烽火　
　
1937年是个烽火连天的年份！
　
上一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终于和平解决。
　
蒋介石同意抗日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奉下回到南京。消息像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的纸灰一样满天飞的时候，茅盾他们一些在上海的左翼进步文化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传闻，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消息，惘然了。圣诞节的夜晚，茅盾被街上的鞭炮声所惊醒。孔德沚上街一打听，原来是上海的党政警宪奉命庆祝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一些不明真相的小市民，也跟在后面起哄。
　
茅盾关上门，拧亮电灯，在灯下写了一篇散文：《鞭炮声中》。把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的那个圣诞节晚上上海小市民的面相刻划得入木三分，留下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片断。
　
1937年6月底，江南在酷暑笼罩下，热得似乎比以前更早！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更活跃了，并且装出一副开明君子的样子，他以领袖身份，邀请全国各党各派各方知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是”。一天，郑振铎送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寄来给茅盾的邀请信，邀请茅盾参加庐山第三期谈话会。茅盾捏着这封邀请信，向郑振铎苦笑道：“他们给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怎么又来邀请信？”
郑振铎也笑了起来，问道：“你准备去不去呢？”
　
“我想想再讲。”茅盾把信朝桌子上一扔，说道。
　
“我看可以去听听老蒋说些什么。”郑振铎认真地说：“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茅盾敛起笑容，点点头说：“这倒也是，如果他真能抗日，总也是好事，何况也可乘机摸一摸蒋介石抗战的决心究竟有几分。”于是茅盾写了一封表示愿意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回信，仍托郑振铎转寄。
　
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茅盾收到“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的一纸电报，原先上庐山的打算也就此告吹。
　
此时，全国烽火蔓延，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平津告急，时局十分危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为敌手，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增兵。
　
8月7日，日本的川越大使到了上海，日军陆战队和海军集中在上海，9日，日本海军武官士兵强闯虹桥机场，枪击士兵，被中国士兵还击毙命。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进攻，英勇的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上海街头号外纷飞，人心激昂。茅盾也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大检阅而激动而欢呼。
　
14日那天是周末，上海进步文化界照例有个聚餐会，这些文化人都被昨天的战争激动着，也有不少人抱着探听消息和去向而来的，因此，聚餐会比以往多了一桌，气氛仍然十分热烈，探讨文艺家在抗战中的任务以及活动等具体问题。茅盾在席间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工作不再在亭子间，而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茅盾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说“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茅盾话音刚落，其他朋友纷纷发表意见，希望办一个适应战时的刊物，并推举茅盾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不料，正当大家在炮声中热热闹闹、群情激昂地讨论刊物时，外边进来几个迟到的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