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正当大家在炮声中热热闹闹、群情激昂地讨论刊物时，外边进来几个迟到的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空军雄鹰展翅，轰炸出云舰！这一消息不啻给聚餐的文化界战士带来一付兴奋剂，个个仿佛要上战场去似的，一轰而散，兴奋地离去。
15日，茅盾约冯雪峰去找巴金，商量办刊物的事。茅盾把昨天聚餐会上大家的意思说过以后，巴金连连说：“这很好，这很好。”表示赞同。他还对茅盾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
所以，抗战真正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一片空白，岂不让后人笑话？“
“对，你讲得对。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出个刊物，和这个时代合拍！”
茅盾吸了一口烟，接过巴金的话茬说。
巴金又说：“不过当前书店老板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新书和新刊物，看来这个刊物还是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周刊经费也不多，销路估计也可以的。”
“何不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冯雪峰说。
“冯先生说得对，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
茅盾又兴奋地补充着。这样，一个为顺应抗战形势而诞生的刊物——《呐喊》的雏形初成了。茅盾自告奋勇来写发刊词，又约定由茅盾、巴金、冯雪峰分头去找《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主编，讨论合力办刊。茅盾热血沸腾地赶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到8月25日，《呐喊》像一个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了。它的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呐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诉。上海街头一边是炮声隆隆，一边是人们争相购买抗日的报章杂志。但是，这个阵容强大的《呐喊》高知名度的作者阵容，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出现了租界工部局扣留了抗战报纸和杂志，报童被殴打等等情况，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呐喊》。于是茅盾他们又利用邵力子等老朋友的社会关系，走个形式，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补办个手续。这时，茅盾他们也听到不少朋友对《呐喊》这个刊物名称有不同看法，认为和这个时代不协调，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因此，茅盾趁补办手续的机会，把《呐喊》改为《烽火》，于9月5日正式出版。
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里，茅盾以不可遏制的感情，写下了抗战初期的大量檄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扩展抗战文艺的设想和意见。当时《救亡日报》曾有一则令人惊讶的报道，说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战时服务团在静安寺冯存堂药号门口办个壁报，取名《实弹》，宣传抗日。在第一期的壁报上，茅盾也为它写了文章，可见当时茅盾的热情之高了。
自八一三以后，战争并没有在上海立即迅速发展，日军和国民党的战场上，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直觉告诉茅盾，“上海不可能久守！”怎么办？茅盾面临着一个离开硝烟弥漫的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茅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母亲是随茅盾全家逃难呢，还是留在上海租界？此时的租界还是安全的。不料，茅盾母亲托人带信来说，她要留在乌镇，并说，到内地逃难，老了，走不动了，不拖累你们了。
住在上海，费用高，不如住在乌镇清静。
茅盾接到母亲信，仍不放心，便让妻子孔德沚去乌镇说服母亲，并接到上海租界里来住。不料，孔德沚去乌镇几天后，仍旧一个人回到上海，茅盾见风尘仆仆的妻子一个人回来，急忙问道：“妈妈呢？”
“妈妈不肯来上海，她说上海打仗，乱哄哄的，不来添忙乱了。”孔德沚一边洗脸，一边说。洗好脸，她又对茅盾说，“妈妈让我们走之前，把一些书等带不走的东西，送到乌镇去。”
茅盾一听，苦笑道：“妈妈一个人在乌镇，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也许小鬼子不去那里。”孔德沚自我安慰地说了一句。
这时，邮差送来一封长沙来信，是德沚的朋友陈达人写来的，陈达人是孔德沚爱国女校的同学，她现在随丈夫黄子通在长沙湖南大学。她知道上海已成战场，便邀请茅盾全家去长沙避难。茅盾夫妇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但最好是先将两个读中学的孩子送到长沙，这样走起来也轻松一些。孔德沚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达人，陈达人也及时回电，表示欢迎。
于是，茅盾夫妇俩着手准备孩子行装，并由茅盾护送到长沙。孔德沚则把家里东西清理一下，带不走的，或送人或寄存，并把家里的书装箱后送回乌镇去。
正在手忙脚乱准备离开上海，送孩子去长沙时，突然收到弟媳张琴秋从南京的来信，茅盾急忙展信，只见上面写道：
“茅哥、沚姐，很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而且很久没有和你们通讯了，我心中时常想念你们，时常打听你们的消息，问及你们的近状，但是始终没有得着你们真实的情形和探得你们的通讯地址，今天遇见王君烈文——他是我过去的旧同学，谈到了你们的近况，真使我兴奋万分。拟王君说二月前曾经在沪看见过你们，曾到过你们的家。
我知道你们一定也在问及我，关心我。你们或许已经从报上看到知道我已被杀的消息。不错，我此次能来南京，确实是死中逃生。我已于今年四月中旬在甘北被马步芳的军队所俘，当时被俘的男女几千人，杀死者过半，被俘后解送青海西宁，易名隐匿，帮人煮饭，有三月光景，后觅得同乡一名，才把我设法带至西安。抵西安后，又由行营押送到南京，由中央党部送我们入反省院，住了两个星期，最近有周先生把我保出来，才得着自由，准备明日起程归家。
……
母亲在沪抑在乌？她老人家身体是否强健？阿双阿南等都长得很大，一定不认得我了吧？我很记念他们！
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离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茅盾孔德沚夫妇已经五六年没有收到琴秋的信了，突然见到弟媳张琴秋署名“凤生”的来信，又悲又喜，又想起胞弟沈泽民牺牲的事，都唏嘘不已！
孔德沚看了信，想到泽民的死，琴秋受的苦，心酸泪下，悲从中来。
10月5日下午，茅盾领着女儿沈霞、儿子沈霜急匆匆地赶到火车西站，赶乘火车去镇江。因为在战时，火车直到暮霭降临才开车，以避开敌机骚扰。
从上海到镇江，本来可以直开苏州、镇江，但因上海到苏州已被军车占道，客车要先到嘉兴，绕道到苏州，才能再到镇江。
火车在黑夜里咣咣地喘息着。茅盾和两个孩子挤在拥挤的车厢里，竟意外地碰到左翼文化人郑伯奇一家，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夜一点钟光景，才到嘉兴站，然后是走苏嘉路，朝苏州方向开去。（这一条苏嘉路是一条新建不久的铁路，后来被毁，一直没有修起来。）过苏州后，天就泛出鱼肚白，经无锡、常州，到镇江时，已是上午9点光景了。茅盾3人坐了一夜火车，带着疲惫的神色，直奔长江码头，买到当天下午去汉口的船票。下午，这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徐徐朝上游开去。两天两夜的长江航行，终于在10月8日到达汉口。茅盾3人上岸后，找到开明书店，竟意外地见到老朋友叶圣陶和章锡琛，茅盾让开明分店经理章雪舟买去长沙的火车票。
终于在10月10日中午到达长沙，陈达人已经在车站等候，黄子通也替茅盾的儿子女儿联系好长沙的两所名牌中学，即岳云中学和周南女中。在长沙短短的几天中间，茅盾在黄子通的陪伴下，专门应邀去湖南大学讲演；又会见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徐老先生此时正在长沙筹办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茅盾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们在抗日战争开始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自然，在生活、前途感到困难，要“逃难”这样的生活境遇里，见到与自己奋斗过并一直引为同志的人，能不激动吗？所以茅盾感到“一见如故”，两人倾心而谈。
在长沙安顿好女儿、儿子之后，茅盾便急急忙忙经汉口、杭州，又绕道绍兴，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已是11月12日的掌灯时分了。为了送儿女去长沙，来回足足花了一个多月。而妻子则安排好家里一些东西后，天天在为丈夫的行程而担心，那天茅盾一路艰辛地回到家时，有一段回忆十分感人：
“11月12日上灯时分，我回到家中，只见德沚一个人抱着一只白猫坐在沙发里发呆，旁边的收音机沙沙地响着。她一见我就跳起来高叫：好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怎样回来的？孩子们好吗？路上走了几天？吃过饭没有？又说，这几天把我担心死了。现在心里石头终于落下了。说完又急忙忙要去烧洗澡水。我说，先做饭罢，我一天没有吃了！她又奔到厨房，忽又返回说：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
茅盾及时地赶回来了，但上海也陷落了，成为孤岛，没有几天，上海的两翼嘉兴、苏州也沦为敌手。在茅盾的家乡，一支敌军从水路向西开拔，路过乌镇，放火烧了西栅的大批房屋，事后才知道，茅盾的外祖父家的房屋也毁于日寇的战火。但茅盾母亲却给茅盾来信，为了让儿子儿媳放心，特地说乌镇平安无事，这样可以让茅盾他们放心。同时叮嘱茅盾夫妇赶快离开上海去内地，对孙女孙子两个孩子在长沙表示不放心。一片慈母之心，令茅盾感动不已。
1937年12月5日，南京陷落后，茅盾夫妇便搬出信义村，住进法租界的一个公寓作难民，同时托人买去香港的船票。在等船票的当中，茅盾应巴金的邀请，回忆这次内地沿途见闻，记录下这大时代混乱的场面，这就是《苏嘉路上》等一些散文。
直到1937年12月底，茅盾和夫人孔德沚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逃离了满街是火药味的孤岛上海，告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20年的上海。
第十八章香港之行
茫茫大海，孤舟远漂，失去了往年此时的热闹和欢笑，没有新年里那种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也没有声声入耳的恭贺声，阴霾的苍穹下，海天一色，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海，船窗外的拍浪声，一阵一阵地传来，冷冷地令人心寒。茅盾夫妇在这从上海出发去广州的船上，相对无言，船舱里的灯在轻轻地摇晃着，孔德沚望着身边的一堆行李，想起一双儿女，不无忧虑地对茅盾说：“德鸿，到长沙可能要半个月。”“顺利一些，差不多；不顺利的话，不够的。”茅盾抽着烟，回答道。茅盾心里在考虑到了长沙以后，怎么办？
现在南京陷落，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往武汉。武汉的那些朋友现在怎么样？
因此，从广州到长沙，再可以去武汉看看。
经过三夜两天的颠簸，茅盾夫妇终于在1月3日到达广州。走上码头，发现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沿海一带南下逃难来的，拖儿带女，挑担提箱。
茅盾夫妇背着行李，好不容易挤上一辆三轮车，便直奔火车站，打算买当天的火车北上。不料，当茅盾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火车站时，一打听，去长沙的火车票早就没有了。“何时才有？”“不知道。”售票窗里掷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在外面照看行李的孔德沚听说没有买到票，急了，忙问茅盾：“怎么办？长沙那边在等我们呀！”茅盾望着广州火车站上这副人山人海的逃难场面，以及一个一个的宣传队，不无优虑地叹口气说道：“我们去找夏衍吧，让他给我们想想办法。”
夏衍此时正在广州《救亡日报》担任主编，已来广州一段时间了。于是，茅盾夫妇拖着行李，去西关长寿路《救亡日报》社编辑部找夏衍。正巧，茅盾他们去时，夏衍正在编辑部看稿子，骤见老朋友来，十分高兴，忙端上两杯茶，送到茅盾夫妇面前。
“路上辛苦吧？”夏衍问。
“还好，坐船慢些，但比火车、汽车轻松。这次来广州，是路过，想去长沙，孩子已经先在那边了。刚才去买车票，说早卖光了。所以想请你想个办法，买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茅盾吹了吹茶杯里浮在上面的茶叶，直截了当地向老朋友说买车票的事。
夏衍一听，笑了，对茅盾说：“不急不急，买车票的事包在阿拉身上。
不过既然来了，在广州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而且我也正好要找你，请你帮忙给《救亡日报》写点文章，这也是抗战工作。住宿我来安排，嫂子你看如何？“
夏衍一口气说完，又征询孔德沚。
茅盾一听，急了，放下茶杯，连忙说：“我‘脱离’抗战有3个月了，现在实在无话可说，还是等我到了长沙以后再给你写吧。”
“写什么，由你定吧，《救亡日报》上的文章，你无论如何也得写。”
夏衍一边给茅盾倒茶，一边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关照他们给你们安排旅馆。”夏衍放下水壶出门去了。
一会儿，夏衍回到编辑部，笑道：“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歇一会儿就去旅馆。”
茅盾无奈地笑笑，同意了夏衍的安排。
旅馆就在报社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孔德沚一进房间，便把包里袋里的东西理出来，碗、盆、毛巾等——放在桌上。这时，茅盾忙阻止说：
“德沚，东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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