臀囊展媛傻模苌俟铝⑺部栈按蠡暗摹�1950年1月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谈许多路人皆知的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妙》。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17。8万字的《鼓吹集》，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1956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作，对廓清50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1958年《文艺报》1、2、8、9、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11月至12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26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12月29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15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功德。
第三十章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
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克尽职守。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
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
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中，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地进行。
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
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拉到学术讨论上去，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
“5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
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的很深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
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
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
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
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
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