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足够多的钱，自己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宽敞明亮，有很多窗户，可以俯瞰慕尼黑。我总是偏爱高层住宅。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我邀请了全班的同学到我住的地方来做客。他们还全都住在家里，对我竟然自己做了主人，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到半夜的时候，有人先回家了，到最后，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只有莉莉还坐在我的沙发上。她有点儿醉了。
她有那种甜美的慕尼黑人的嗓音，很多女人用这种嗓音把自己装扮成小姑娘，当她们为什么事儿高兴或者惊讶的时候，这种“小娃娃”就会从头到脚发出“妈咪”的声音。
莉莉留在我这儿过夜，她甜蜜的声音像唱歌一样，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月，她给我带来了一切她懂的东西。我给她买来ＣＤ，有时也给她买衣服。我们在我的高层住宅里扮演着美丽、富有和著名的角色。后来，她的爸爸调到罗马去任职，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在电话里交流着思念的心情，然后，我们都在对方的视线里消失了。
对不起，先生，我给您说了这些事儿。我承认，您想听的不是这些。
您也许对洛曼更感兴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啊，即使必须那样，我也最好别把他扯进来。他跟这事儿没关系。我承认，他那样做真像个黑客，每一次他都做得很漂亮。可能我把他的反面说得太多了，他天资很高，您应该知道，他在跟整个世界下一盘国际象棋。啊，这么说吧，我给您举个例子。当我做工挣了足够的钱，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跟她说有我父亲的钱就够了，她不必再给我寄钱了，我的钱已经足够了。她让那个人直接给我的账上汇款。那样，第一笔１２００欧元汇到了我的账上，当然是没有汇款人，没有汇款用途的，只有“收款人图波尔”，就这些。有一次我跟洛说起这件事，问他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我连他的踪影也找不到。
“那么说，你想知道他是谁喽？”
“是的。”我回答。
他需要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他的旁边。虽然那时候我对计算机、在线、网络、银行系统已经了如指掌，可在开始的时候，我还仅仅只知道他在键盘上敲打些什么。屏幕上总是一再出现中断的进入平台。然后，他绕过进入平台进入了开放的领域，启动了一种能够扫描所有代码的不知名的程序，不一会儿，他又取得了一点点进展。突然，他正确地进入了，全部汇款明细账目都赫然出现在屏幕上，他搜索着我的账户上１２００欧元的委托期限，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尤利斯·芬德尔，慕尼黑勃艮豪森安德森路１７号，邮编：８１９２５”
还有开户银行和账号，以及所有的细节。我想，洛很明白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合法不合法。我还不相信他那时候在能力上有什么优势，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对其它的问题他说的绝对都是错的——那么，他就会三言两语把那些问题说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的那些蹩脚的东西弄到屏幕上，为我把它们一一解决。没有他对付不了的问题，他一下子就能得到所有的一切——也许除了他的生活之外，在生活方面他像个孩子，什么都不会。
是的，先生，我找到了我的生身父亲。开始的时候，我有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可是这样一张你不知装在哪个口袋里的写着地址的纸条却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烧红了的铁放在皮肤上一样。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就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穿越整个城市。也许是她让我多多少少有点儿失落，所以，这样穿来穿去。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勃艮豪森，我半心半意地寻找着安德森路，１７号完完全全是一幢淫荡的房子，是一座旧的别墅，四周全是钢铁和玻璃，一切都精雕细刻，昂贵至极。
“尤利斯·芬德尔建筑师”，一块黄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
我像是被人胁迫着骑着车子回了家，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又乘地铁出去了。我不经常发抖，可这一次我却因为激动而颤抖，坐地铁要走好长时间呢。
那个人很有同情心，他有四十来岁，跟妈妈一样，不过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当他把门开开，看见我的时候，起先怔了一下，接着他笑了，向我伸出手来，“图波尔，是吗？”
我点点头。
“你的眼睛就像安妮玛丽，不会认不出来的。”
妈妈毫无生气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像在卧室里一样，那么疲倦、呆滞，我想。
我们两个人谈了很久，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父亲，另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儿子。事情现在是完全变样了，妈妈过去一直在对我撒谎，可他对我认他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反感。妈妈对此是不愿意的，她会认为这事儿太荒唐了，因为他现在的妻子会知道这件事，知道他有个孩子，知道我。妈妈是不愿意的，就像她从来不愿意要别人的东西一样。她希望我孤孤单单的，她要让别人看见，是她把我教养出来的，让人家看见这个了不起的、孤单单的、有教养的女人，勇敢地在生活的逆境中搏斗。我的生活陷在周围同情的目光和关怀之中，多么高贵，多么好。
尤利斯带我看了他的房子。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肮脏、黑暗、杂乱无章和破旧毛巾的厌恶是从何而来的了。在这里，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一切都井井有条，香气扑鼻，不过也许都太过了点儿，也许还有点儿让人恐惧的过分的贵族气，当然这纯粹是个习惯问题。
尤利斯还领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层，在它的后面就是花园。他让我看了他整个宅第的平面图和模型，还有绘画和照片。
我们一起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我钦佩他，而对妈妈却怒从心起，本来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可她为什么偏偏要迁出这个大院，一别十六年呢？
“你需要帮助吗？”我要走的时候他问我。
“眼下一切都不错，”我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要是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或者你没了兴趣，你可以辞了那份工作，我们有钱，我让你上完学，好吗？下次再来！”
突然之间我有了父亲。
滑稽的是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直到毕业我也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就是不去。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他的帮助。有时候，他在我的终端机上留下一两句话，可大多数时候我都没给他回话。我只想自个儿把事情干好。我的一部分来自妈妈——当然是从个性上说。毕业的时候他要送给我一辆汽车，可我拒绝了，我还没有驾驶执照呢。他还要为我付驾驶执照的钱，那倒是不错。我在慕尼黑都是坐学校的班车来来往往，直到我有了执照，我把它扔在了一边，又跨上了自行车。在快开学时，他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我在我的信箱里看到了他的邀请，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虽然我以前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他每次都给我发来邀请，他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他从来也没有责怪过我。可那一次我却一时冲动，居然决定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诺拉。她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学生，学建筑学，正在他的公司里实习。她留着红色的短发。我发现她这么让我激动，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又有过几个小故事，大多数都是那种校园里的事儿，有一次只有一夜，另外一次持续了几个星期。可我一看到诺拉，我就想和她厮守在一起。我虽然还没有话要跟她说，可我马上就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我开始一次次地到尤利斯的办公室去，看到她在那儿，我就凝视着她。我还从来没有对女人有过这样想入非非的好感，我深信，像诺拉这样的女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也不会对她的家乡离这儿有两千公里感到遥远。我总是想，男人献殷勤对她来说也许早就是一种消遣罢了。这种殷勤是经久不衰的，她想要的，也许是那种能和她一起呆在家里的人。她需要一座孤岛，她要在那上面生活。当我第三次到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她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为我来的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直坐在煮咖啡的小厨房里。
“你是谁？”
“图波尔，我是尤利斯的儿子。”我用一种小心谨慎又让她有信任感的嗓音说。
“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
我们说的是英语，她的德语那时候还结结巴巴的。
“一切！”我眼睛看着别处，轻轻地说。当我直视她的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太多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看看吧。给我打电话，好吗？”
也许很正式的关系都不是从匆匆忙忙就上床开始的，也许是因为她谨小慎微，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我是有耐心的。在第一个晚上她对我说，我们都是各自寻找着的，总的来说，凡是她想要的，都是我乐意和她一起寻求的。她喜欢我的眼睛，可那却是我自己最瞧不起的，这双惺松呆板的睡眼，可她却把它们叫做孤独和安静的小岛。
我们在一起待了七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相爱着。她转学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学校的时光，在同一年得到了文凭，并且还一起找到了工作。她开始在一家主要是建造厂房的小建筑公司里上班，我在马科隆出版社工作，那里正在开始实施一项叫做“洛果”的工程计划。我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接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到来了，她的那家完全依赖于工业投资的建筑公司在２０１１年底之前就早早地关了门，很多人对此都怒不可遏，可那全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她转向了住宅建设，找了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她很不满意。
我们那时候在“洛果”工程上还有很多钱，那项工程是由我工作的出版社资助的，叫做“检验多媒体市场营销目标”的工程，可在内心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发行量在走下坡路。我更深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周末在家里也趴在计算机前，千方百计地要把那个星期里余下的工作都做完。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不再注意她的存在。她已经漂泊到她自己的那座小岛上，远远地离开了我的小岛。
有时候我们也在一起用早餐，可实际上她已经心不在焉了。突然之间我们不再寻求那些我们过去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了。
接下来是“洛果”工程下马了，我们在２０１３年停止了出版，因此不会再有四月号的出刊了。
三十四个人站在街道上，其中七个人将由出版社提出接收建议，我是其中之一。
这项建议简单明了：
由在沃维森的马科隆出版集团接收；减薪；职位由专业部门负责人降为基层单位负责人。
另一项选择：去劳工局。
沃维森那时候有一个矛盾的声誉，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全新的、装配好的城市，非常有魅力。在那个城市里，所有的技术和信息系统都是最新的，在慕尼黑要花很多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在沃维森的每套住房里都已经预先配置好了，是标准化的。跟ＰＴ也就是个人通讯机相配套的是，每套住房里都有与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数据网连接的终端机，而且，还通过ＶＯＣ即视频在呼系统与欧洲三大电影公司连接。因此，这座城市是根据使用π卡的要求设计的，现金在那里是多余的。只要有那张卡，或者说甚至仅仅一张π卡与一次性写入的语音识别系统连接就足够了。
哎呀，我这是在给谁说这些事呢？我承认，检察官先生，您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了，您了解这座城市，您对这些早就了如指掌，对吗？
好吧，先生，既然您想知道，我都可以谈谈。是的，这件事是我的主意，也许不那么客观，可当时我确实是那么认为的。我的视角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当然啦，那时也许不应该走得那么远。不过如果您听得无聊，您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
沃维森建在柏林门前边，当时在柏林的联邦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座大都市，那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的。然后就是欧洲的联合，欧洲政府在柏林只能分成几个部分，突然之间这项计划要泡汤了，拯救的办法是通过电子工业和建筑业的合并。人们想把这座城市建成欧洲的样板城市，很多企业要迁到它的周围，因此，应当创建可选择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要创造可选择的工作条件。
当我得到这个到沃维森工作的建议时，沃维森已经运转了两年了，有关这座新城市的落成和第一次、第二次扩建的数不清的电视报道，我只依稀记得一些数字。这座城市里单身汉占百分之八十四，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到购物中心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少于三公里。人们计算了ＮＥＡＲ也就是新型电子化区域包车的运行，它的停车点紧紧围绕整个城市的中心划分，从城市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十九分钟之内到达，并且，为了城市未来的扩展，在直径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实行工业化。那时候，这座城市里已经住着二百万人，平均每天新迁入沃维森的大约有四百人。
但是诺拉知道另外一组数字：每个人住房面积大约是二十九平方米，生活费用比欧洲平均费用高出百分之三十四，中风人数比欧洲高出百分之十七，死于心脏病的人数比欧洲平均数高出百分之四十二，自杀率高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那个地方她连看也不想看一眼。
可是我却要去那里，我想要亲自去了解它。我已经决定，不附带任何前提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座城市整个逛一遍，我还要对它的好处和坏处进行比较和权衡。不过，我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来。
马科隆出版社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要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决定是否接受那个工作，如果不接受，他们将把那份工作转给别人。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诺拉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看起来，她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