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 第51部分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　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①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日报》的同志请他给副刊写散文，我见过他写东西。他的床靠窗，我靠里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里看他还在写，改来改去。他写过一篇《数字的诗》，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气一挥而就的。1956年开人代会。李劼人也是代表，见了巴金便开玩笑：“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出来请客！”意思是巴金写得多。一次谈起川剧著名演员寥静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请专家看过病。李劼人提议，我们三人联名给夏衍写封信，让给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台电影好不好。李劼人从来痛快，说我来执笔，大家凑一封信。拟信中，巴金说，写上这一句，现代的科学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现代的科学还能够保留她的艺术！李劼人马上说，讲得好！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三人的呼吁见了效果。《杜十娘》在京开拍的消息传出，巴金写信来相告。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拍完电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静秋同志》一文中继续发挥沙汀记得异常清楚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还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的心。

　　沙汀深感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几年他逐渐进入老境，看到自己的创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肠胃失调等各种病症加重，他这个情绪型的人经常烦躁不安。凡应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咛后做得不尽意的事，他都牵挂在心。有时会火冒三丈，刚冒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补救的办法。他活得好累！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需要在个人外表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强韧。她从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这种强韧的人格力量。

　　他为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写了《开会》，是一个区级干部误解和压服基层干部的故事。1957年3月发表不久，编辑部将一封读者来信转给他，信中说他歪曲了干部形象，弄得他紧张起来。人代会期间与巴金谈了，巴金说：“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上级领导？编辑部根本就不该把信转给你！”他心里踏实了。

　　困难时期巴金两次去成都，都住在学道街张秀熟的院子里。那里有几座小洋房，周围有点绿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车子，巴金却总是步行，或坐黄包车。他常常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刚虹、刚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欢孩子。1961年，

　　他还和玉颀陪巴金一同去自贡参观井盐，住在一个公园的招待所里。采盐的人，劳作苦而生活豪放，自贡在困难中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吃得讲究。

　　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一次深夜十点钟到沈家去，把已经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来。沈从文的家虽狭小，气氛亲切，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起他的创作，巴金认为沙汀可写长篇，沈从文却认为最好写短篇、中篇。都觉得写电影剧本不如写小说、诗歌能锻炼文字。沈从文已经不写小说，但还关心地问，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没有隔膜，也暂时忘却了政治，忘却了困难时期物质的艰窘。（你这个先前的“左翼”作家，能与非党人士保持这样平等的关系，甚至乐于吸收他们的美好人格，可是难得。在正直诚实的生活态度面前，我认为不分什么“左”和“右”）

　　从1961年写完《夏夜》，他就搁笔，在考虑一个新长篇。主人公不是农民，而是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困难时期好像适宜这种题材的生长，他同巴金、严文井都交换过意见。艾芜这年8、9月从北京接连来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许多生活可以写，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计划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作品”①。艾芜听说他身体、精神均欠佳，便动员他按作协总会的安排，与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10月初，两人在成都会合，踏上云南之行。四川的灾情已经显露，他称这两个月的远游为“文化逃荒”。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协总会派了刘真、林斤澜两位青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带新的意思。从昆明向西，乘长途汽车到保山，慢慢像是沿着艾芜二十年代南行的路线走下去。经芒市到中缅边界的畹町、瑞丽。路上有时一日能遇到春、夏、冬三个季节的气候。艾芜这时改变以休息为主的初衷，去陇川、章凤采访，搜集写《南行记》续篇的材料，两人于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虑心中的长篇，同时也惦记家中的玉颀和孩子。

　　他在芒市给玉颀的信中嘱咐她：“公家照顾我的罐头，千万把它吃掉，不要为我保存起来”，“既然并不限制干部到自由市场购买副食品，纵贵一点，也该适当买些来吃”①。在贵阳，还关心女儿刚颀离家学习的情绪，说：“连小娃住托儿所，不是也将近一个月后才习惯么？”②这个“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孙儿，杨礼的儿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困难时期也不平静。不仅是金钱上入不敷出，玉颀提出想恢复上班，主要是子女们进入成年，问题纷至沓来。

　　杨礼早参加了教育工作，结了婚，玉颀要尽祖母义务，照管孙儿。两个小女儿刚颀、刚虹的求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1962年8月，他与任白戈、李亚群、戈壁舟一起去井研。路过乐山，看望了刚锐一家。嘉乐纸厂已经老旧不堪。乐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钱菜油，今年算增至一两。他第一次见到的大儿媳的父亲便是去年死的，他听了觉得黯然，也想起了今年2月大哥去世消息传来时自己的复杂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个女儿高考第一批发榜没有着落，他的心绪坏透了，称这是“解放以来最不愉快的一天”①。

　　他烦乱已极，靠编《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读书，读普希金小说，读《水浒》、《紫罗兰姑娘》、《歌德对话录》、《聪明误》来压制心火。对子女，他是很动感情的。他这些日子会半夜从女儿落选的噩梦中惊醒。他感到自己软弱得无用。接到另一个女儿从重庆的来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胆剑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总是随便翻出一节从当中读起，偏偏翻到了安娜从意大利回莫斯科，与久别的幼子见面的那一章　。他读着读着，不断流下泪水。他其实并不老，离六十岁还差两年，但他感到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人的泪。

　　孩子的事其实没那么严重。两个女儿后来一个学医，一个学外语，都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只是他的情绪变得不安静。整个民族在思索受挫的教训，1962年也是他一段小小的反思时间。文艺界这年春天，有周恩来、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大家的思想才比较活跃。写知识分子长篇，帮助修改《红岩》，都寄托他写解放前题材的热望。他校读重版的《淘金记》，读得笑起来，自己问自己：十二年来写得又少既差，怎么就把一副讽刺的好笔墨丢掉了呢？

　　他想起抗战中在重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独山失守后，在一次聚餐会上，一些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等酒醒后又都把名字涂了。这是一个短篇讽刺素材，名字可叫《独山失守后》。他把故事轮廓和人物，习惯地写在一张随手拿到的废纸上面。

　　过了几天，在省里听报告。一个专区调三十个干部去加强商业，其中只有一个党员，还是个“前任党员”。他对这个绰号发生兴趣，想到一个讽刺当代干部的构思，题目就叫《前任党员》。但是他对重新捡起讽刺小说来写，还是有顾虑。思前想后，还是搁下了。

　　思想较前开放，障碍又没有全部消除，这就造成想写而没写的作品，日益增多。长久动摇于写解放前与写当前之间，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创作谈、回忆录。这一年他调整生活、调整创作计划的设想特别来得多。李劼人建议他全部改写“三记”，认为他的长篇本来内容太密。他想起杨晦多少年前提过写《淘金记》下卷的意见。前几年，他考虑过将《还乡记》作为基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