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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也是现代大众文化传播中值得忧虑的现象。由于传播媒介在技术、规模、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播地位不相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有意无意地控制或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和文化生活，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消极、被动的后果。
当然，虽然世界传播模式存在不均衡状态，但传播的基本前提仍是“自由”，传播者与接受者大都是自愿的。文化霸权的形成，除了一部分有意识的宣传外，有很多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其中最大的驱动力是商业原则。传播者并非蓄意以本国文化控制别国，只是在输出文化产品有利可图时，间接地实施了文化侵略。本来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无所谓“侵略”，但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使流通变成了单向的：发达国家的大量文化产品倾销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制品，还同时输出硬件，即与大众媒介传播相关的技术与机械系统，并由此附带操纵者——即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这样就在输出西方传播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大众媒介的从业者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接受西方思想最多的人群之一。在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报纸、杂志等大量输入发展中国家时，其中包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随之输入。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纯粹娱乐性节目，也因有意无意间展示、倡导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来的事实表明，不仅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传播的不均衡现象。有资料表明，美国的文化产品有很多倾销在世界发达地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就深受影响。加拿大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电视节目和80％的书刊市场主要为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欧洲大陆的传统文化也承受着巨大的冲击。
针对上述信息交流的不平衡现象，许多国家采取了某些措施来处理这一类问题。尤其最主要的是对外国文化传播某些方面的限制。如限制外国电影、电视剧在本地区的播出时间。除了此类限制性措施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补救性措施：包括生产和交换传媒产品的地方性合作，把传媒活动建立在本国文化的牢固基础上；增加传媒产品的进口国家，使进口产品来源多样化，防止外国单一文化的垄断；组织本国各类有影响力的团体以协助大众媒介的工作。这些措施旨在将外国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转化为正效果。
第五节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现代新闻媒介作为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最强大的力量，从诞生之始，便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包括国际事务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公共事务中，从而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影响了国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介与国际关系存在着必然的、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因此，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总系统的互动，还必须注重研究新闻媒介在促进、改变国家间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近些年中，“软实力”一词风行全球，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而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冷战以后，作为劝说，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文化力量在国际政治中越来越重要，“软实力”构成国家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软实力”一般是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释放出来的对世界的无形影响力。构成“软实力”有很多因素，而传媒业无疑是处于“软实力”的核心地位。从长期来看，传媒业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作用巨大，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传媒业争取国际舆论的作用更是无法取代。比如，尽管美国军队遍布全球，常常发动战争或成为冲突的主要一方，却基本上没有专家、媒体或极少有国家站出来提“美国威胁论”。这与美国政府利用媒体来打造形象有着密切关系【27】。美国每一次军事行动，所有传媒都密切配合，美联社的新闻稿、图片、电视片，CNN的直播，《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等等，美国媒体发出的新闻、言论像水银泻地般浸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美国的立场、观点铺天盖地般地把其他声音都压下去。美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和“正义”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就新闻媒介影响和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通常情况下媒介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塑造国家形象
这是新闻传媒对外报道中最重要也是最长期的目标。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他国公众中所获得的综合性的印象和评价，包括对其综合实力、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国际地位等各方面的评判。一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国国家形象的好坏与传媒的长期报道作用于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要了解本国或他国情况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必须掌握大量的相关信息，而大众传媒日常的关于本国及他国情况的新闻报道无疑是人们最主要和最经常的信息渠道。因此也有人认为，国家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大众传媒有意或无意地、客观或非客观地“雕塑”出来的。
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是一个国家在涉外交往中最大的无形资产，它往往关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国家形象好，在处理与他国交往相关国际事务中容易赢得信任、支持，有更大的发言权，能取得主动，反之，则往往容易陷于被动。
正因为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所以各国普遍非常重视媒介的国际传播，一方面下大力气加强本国的对外传播，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及新兴的因特网等传统和新兴的信息传播媒介，报道本国状况，以期对外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又都呼吁他国传媒能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本国社会状况，避免歪曲本国形象，损害本国的国际地位和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往往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在传媒中的各国的国家形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该国的实际状况都很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不少媒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冷战的工具，出现在传媒上的对立国家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令人厌恶的，而同一阵营持相同、相近立场的国家，其形象则常常以正面居多，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屈从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是这一时期国际传播的相当大的特点。直到冷战结束后，这种影响还未完全消失，有时甚至还相当突出。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受到了某些西方国家媒体不公正的对待，不但将报道重点集中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事务的负面报道上，甚至在同一时期鼓吹“中国威胁论”，宣扬中国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威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再如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118名船员全部遇难。这本来只是一起不幸的海上事故，但不少西方传媒却并未“就事论事”，而是借机大肆渲染俄罗斯武器落后、军队士气涣散、政府为保密拒向西方求援以致耽误救援等。而对此前不久发生的法航协和式飞机空难、109人遇难的事故（2000年7月25日），却多停留在技术灾难的报道上，没有多少引申和“发挥”。两相比照，可以看出，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介在报道上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冷战”心态【28】。
二、影响对外政策
新闻媒介不仅是信息交流沟通的工具，而且常常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和代言人，这就意味着它作为舆论工具，借助舆论的力量往往能够影响国家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则表现出影响、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这种影响贯穿于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而传媒发挥影响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是通过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使得某些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引起公众普遍关注，从而也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目标和重点的设立。只要审视当今媒介现状就不难发现，凡是媒介报道的焦点、热点问题，往往也是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有时甚至直接促成了政府的重大决策。例如，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就是鲜明一例：纽约《新闻报》等美国传媒借助美国战舰“缅因”号爆炸沉没事件，极力渲染和煽动公众对西班牙的对立情绪，促成了政府的对西作战决策。再如，海湾战争期间，CNN的新闻报道已成为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决策中的主要的信息来源；直到科索沃危机事件中，西方传媒借助其发达和强大的传播优势，大量、集中报道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负面反映南联盟政府及其领导，刻意引导国内公众舆论，为北约最终的军事干预行动作了舆论的准备。在2003年春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媒体几乎是跟着小布什政府指挥棒演出了一场反伊大合唱，倾力宣传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秘密发展化学生物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夸大其与拉登恐怖组织的关系，为第二次攻打伊拉克制造宣传攻势。在开战前和战争初期，一切反战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并且营造了反战言论是“不爱国”、“反美”的氛围，一切反战人士都陷于孤立。在这样的宣传声浪中，美国公众对于小布什的反伊战争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民众支持率高达80％以上。可以说，媒体成为美国对外战争中的“特种”部队，对战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在既定的对外决策执行过程中，传媒通过舆论的影响力也常常能够促进或阻碍对外政策的执行，或造成政策的修订。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建交和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传媒对华报道由负面居多向相对客观转化，对华态度较前友善。此后，两国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恶化，往往都能在媒介上有所反映，这多少也可以看出媒介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响应。而在越南战争期间，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揭露对越战真相的报道，作用于公众舆论，与国内的公众反战情绪相呼应，对政府形成很大压力。
鉴于媒介特殊的舆论影响力，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往往十分看重媒介的力量，重视媒介的意见，尽力取得其配合，而尽量避免与其对立，以造成不利的舆论压力。
三、影响吸引外资
新闻媒介通过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报道，形成人们对该国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制度、法律秩序、政权稳定状况、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和评价，从而影响到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吸纳资金的能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等。例如，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其已有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使它对外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传媒的报道无疑对此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美国《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年会，以“中国未来50年”为题，吸引了577家著名跨国公司，其中位列全球500强的企业就有60家。为此，中国和国际上的不少著名媒体，均就此事进行了报道，不少媒体还深入进行了关于中国企业经营、国家经济状况、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详尽报道和探讨，对于让世界各国企业和企业家了解中国、吸纳外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反之，在中国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直到后来争取加入WTO过程中，一些国家媒介对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到具体企业行为、政府决策等方面的负面报道（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开放关税壁垒等方面），曾对中国吸引外资、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四、影响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虽然是国家间企业的直接经济往来，但企业在相互交往过程中，选择合作伙伴和方向时，该国的总体状况也是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对情况的判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提供的信息。这对近来国际经济领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