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困难。或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来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④结交那样深厚的友谊。
① 我说的是从英国输入少女，并以多少磅烟草作交换来结婚的时代。——作者
②
第蒙的好友皮西厄斯获罪，被僭主狄奥尼修斯宣判死刑，他请求准许在行刑之前回乡处理家事。在此期间第蒙主动作为皮西厄斯的替身关在监狱里，皮西厄斯果然在规定的日期回来受刑。据传，狄奥尼修斯为这两个青年的友情和信实所感动，因而赦免其罪。
③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后因与阿伽门农发生争执而退出战争。后其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穿戴上他的武器甲胃代替他参战，打退了特洛亚军，却被赫克托耳所杀。阿基里斯闻讯赶回，在与赫克托耳交成中杀死了对手为好友报了仇。阿基里斯重友情，始终不渝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
④ 大卫在侍奉以色列王萨维尔时，与其子约纳丹结为莫逆之交，后听到约纳丹在与贝里斯蒂人作战中被杀后，曾作了《弓之歌》来吊唁。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仅仅限于武士阶级，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事实就使我们要赶紧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民的熏陶。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熏陶
武士道的美德远远高出我国国民生活的一般水平之上，我们只不过考察了这个山脉中几个更为崭露头角的显著的山峰了。正如太阳升起时，先染红最高峰的山巅，然后逐渐地将它的光芒投到下面的山谷一样，先照耀着武士阶级的伦理体系，经过一段时间才从人民大众当中吸引了追随者。民主主义树起天生的王者作为其领袖，贵族主义则把王者的精神注入到民众中去。美德的感染力并不亚于罪恶的传染性。爱默生说，“伴之中有一个贤人就行，果尔所有的人便都变成贤良。感染力就这样迅速”。任何社会阶级都无法抗拒道德感染的传播力。
尽管如何喋喋不休地夸耀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的胜利进军都无妨，但是，它从大众方面受到的刺激却是罕见的。毋宁说它是乡绅和绅士的事业，不是吗？丹纳说，“海峡那边所使用的这个三音节的词＇gentleman，绅士＇，概括了英国社会的历史。”的确是这样。民主主义对像这样的词会充满自信地加以反驳，并会反问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代，哪里有绅士呢？”伊甸园里没有绅士，完全是可悲的事。人类的始祖因为他不在而深感苦恼，对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假如他在那里，乐园不仅会增加更多的风趣，而且始祖也不会经受痛苦，而懂得不服从耶和华，就是不忠实、不名誉、是谋反和叛逆吧。
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他们摆出一副社会地位超出于民众之上的姿态，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义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榜样来加以指导。我承认武士道中有对内的和对外的教诲。后者是谋求社会的安宁和幸福的福利性的，前者则是强调为德行而积德的纯粹道德性的。
在欧洲的骑士道最盛行的时期，骑士也只不过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在英国文学中，从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一直到华尔特•；司各脱爵士，戏剧的一半和小说的全部都是描写这个人物（绅士）的。”如果把西德尼和司各脱换成近松和马琴①的名字的话，那么日本文学史的主要特点，便可一言以蔽之了。
民众娱乐和民众教育的无数的渠道——戏剧、曲艺场、说评书、净琉璃②、小说——其主题都采自武士的故事。农夫围着茅屋中的炉火，毫不疲倦地反复说着源义经及其忠臣辨庆，或者勇敢的曾我兄弟的故事，那些黝黑色的小淘气包张着嘴巴津津有味地倾听，最后一根柴薪已经烧完，余烬也熄灭了，而由于方才听到的故事，内心却还在燃烧。商店的掌柜的和伙计们做完一天的工作，关上商店的雨窗③，便坐在一起讲说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故事，直到深夜，睡魔终于侵袭了他们的倦眼，把他们从柜台的辛苦转移到战场上的功名上。连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幼儿也学会用其笨拙的舌头来讲桃太郎征讨鬼岛的冒险故事。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像德斯德蒙纳④一样，如饥似渴地喜欢听武士的故事。
① 近松指松门左卫门（1653－1724），马琴指泷泽马琴（1767－1848），皆日本作家。——译者
② 净琉璃，一种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译者
③ 雨窗是日本房屋窗外的木板套窗，用以防雨。——作者
④ 莎士比亚《奥瑟罗》中人物。——译者
武士已成为全民族的崇高的理想，民谣这样唱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武士阶级被禁止从事商业，所以并不直接有助于商业。然而不论任何人世活动的途径。不论任何思想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不受到武士道的刺激的。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
马罗克先生在他的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著作《贵族主义与进化》中，雄辩地论述道：“社会的进化，就其不同于生物进化而言，可以下定义为经由伟人的意志而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又说，历史上的进步，“并不是靠普通社会上的生存竞争，而是由社会上少数人当中的领导、指挥、动员大众的最好方法的竞争而产生的。”对先生的议论是否确切的批评暂且不谈，以上这些话已被武士在日本帝国以往的社会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充分证明了。
武士道精神是怎样渗透到所有社会阶级的呢，这从以侠客闻名的特定阶级的人物、民主主义的天生的领袖的发展上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刚强的男子汉，从头顶到脚尖都充满着豪迈的男子汉的力量。作为平民权利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他们各自都拥有成百上千的喽罗，这些喽罗以武士对待大名的同样方式，心甘情愿地献出“肢体与生命、身体、财产以及世上的名誉”，为他们服务。这些背后有过激而急躁的市井之徒的大众支持的天生的首领，对两把刀阶级①的专横构成了可怕的阻遏力量。
① 两把刀阶级，即武士阶级。——译者
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如果说宗教这个东西，像马修•；阿诺尔德②所下的定义那样，不过是“凭情绪而受感动的道德”的话，那末，胜过武士道的、有资格加入宗教行列的伦理体系就很少了。本居宣长在吟咏
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心？
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
的诗句时，他表达了我国国民未说出的心里话。
② 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译者
的确，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所喜爱的花，是我国国民性的象征。尤其请注意诗人所吟咏的“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一句。
大和魂并不是柔弱的人工培养的植物，而是意味着自然的野生物。它是我国土地上所固有的。也许它的偶然的属性是与其他国土的花相同的，但它的本质则完全是在我国风土上所固有的自发产生的。然而樱花是国产的这一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喜爱它的唯一理由。它以其高雅绚丽的美诉诸我国国民的美感，这是其它任何花所不及的。我们不能分享欧洲人对蔷薇的赞美，蔷薇缺乏樱花的单纯。再者，蔷薇在甜美之下隐藏着刺，它对生命的执着是顽强的，与其倏忽散落，它宁肯枯在枝上，似乎嫌恶和害怕死亡似的，它的华丽的色彩、浓郁的香味——所有这些都是和樱花显然不同的特性。我国的樱花，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着刀刃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它的颜色并不华丽，它的香味清淡，并不醉人。一般说来，色彩和形态的美只限于外表，它的存在是固定不变的。反之，香味则是浮动的，有如生命的气息一样升上天空。因此，在一切宗教仪式上，香和没药起着重要作用。在香里面有着某种属于灵魂的东西。太阳从东方一升起首先照亮了远东的岛屿，樱花的芳香洋溢在清晨的空气中时，再也没有比吸入这美好日子的气息更为清新爽快的感觉了。
如果看到造物主自己在闻到馨香时便在内心下定了新的决心的记载的话＇《创世记》九之二一＇，那末樱花飘香的绝好季节，呼唤全体国民走出他们狭窄房屋之外，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即使他们的手脚暂时地忘却了劳累，他们的心里也忘掉了悲哀，也不要责备他们。短暂的快乐一结束，他们就会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决心回到日常工作中去。这样，樱花所以是我国国民之花，是一言难尽的。
那么，这样美丽而易散落、随风飘去、放出一阵芳香使永久消逝的这种花，就是大和魂的典型吗？日本的魂就这样脆弱而易消逝吗？
第十六章 武士道还活着吗？
在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魂如果会像这样迅速死亡的话，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来影响的，乃是贫弱之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有其坚固性，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蓬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著①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各国国民专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历经几个世纪的日日夜夜，水对它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侧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语言。然而，如果说各民族具有构成其专有的遗产的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的话，那是颇为值得深思的话。不过，这种公式的学说，早在勒蓬开始写他的这本著作的很久以前，便已被提了出来，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粉碎了。当研究武士道所浸润的各种德行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作比较和例证，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特性能够称得起是武士道的专有的遗产。道德的诸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形象，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名之为“所有伟大的力作为分子参加进来的复合的结果。”但是康科德②的这位哲学家并不像勒蓬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却称之为“结合各国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便马上能够感觉出来。”
① 勒蓬（Le Bon）：《民族心理学》，第33页。——作者
② 爱默生后来定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译者
武士道所刻印在我国国民特别是武士身上的性格，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是毫无疑问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猝然停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达到广大的范围。试想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末“每个人在其血管中至少也有生活于公元1000年时的2000万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民及个人。新日本最显赫的先驱者之一的吉田松阴，在临刑前夕所吟咏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明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却不得不奉献呵，大和魂！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原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并排存在着3个各不相同的日本——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不过刚在精神上诞生，而过渡的日本现在正经历着其最危急的苦闷。”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制度上，是颇为适合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则需要作若干修正。因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
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近来有两三位作者①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建设作出了占有显著比重的贡献。我虽然乐于将荣誉给予应获得荣誉的人，然而上述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比起提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要求来，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大概会对他们的职务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了日本，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但是，圣灵的活动虽属确实，却是神秘的，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传教士等的事业仍然只不过有间接的效用。不，迄今为止，几乎还看不到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形成上所作出的贡献。不，不拘是好是坏，推动我们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观察和研究过远东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从来人类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的、最高级的、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支配的力量”，这是触及到了建设新日本的今天、并且实现